在中国就别谈什么市场了吧

                                 2007年2月14日

何必

北京联通宣布将于2月14日正式推出无任何附加条件的单向收费政策，C网用户可以同时受理……（略。）

早在2002年，我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哥们儿就给我发来了“如果你想……”的网络段子。

（何必注，略。）

在北京移动推出准单向收费套餐之后，恨不得全中国都在盯着联通方面，看看它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结果，中国联通还真不含糊，选择在情人节这一天在北京先行推出非套餐单向收费，就如同北京商场取消返券而直接打折那样，完成了单向收费的破冰之举。这给了比如电视台那样的媒体太多的炒作空间；而电视台的节目里，对于这个特殊的日子根本不允许提及，必须彻底回避开情人节的字眼儿，避实就虚地做些个“浪漫的日子”、“情感的商机”之类的欲说还休的把戏。由此也可以折射出说现如今是古今中外对于宣传控制最为严厉的情况下，连媒体面对情人节都不得不胡说八道的尴尬情形。

而联通选择这个日子开始实施单向收费，也让媒体大为欢呼一把。似乎，人们从联通这次脱胎换骨的商业行为当中，看到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成效，看到了全民的福祉，看到了国富民强的曙光。

对于移动和联通的市场竞争，我写过了太多的文字。小舢板祭出单向收费，对于航空母舰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是心知肚明的。由此，我对于联通能够拿出如此招数所能够引发的社会后果并不报什么乐观的希望。而且，联通那质次价高的通话状况，也实在让人无法兴高采烈。

我坐公交车看着杂志这种习惯已经很久，主要也是为了避免当出现空座位时，距离比我远多了的小伙子一个箭步冲过来把那著名的80后的腚凿实地扔到椅子上，然后拉过梳着五彩缤纷像个鸡窝头似的女子坐在大腿上，旁若无人地搂抱亲昵，让我干瞪眼后还得妒忌得要死，恨不得捶那小伙子一顿然后急不可耐地取而代之。

也是在情人节这天的早晨，我依然碰到了这种情形，愤懑不已之际，只能看着那个经常采用诸如PK、VS等作为标题而让我归类为崇洋媚外的《中国新闻周刊》今年1月29日出版内容里，在【文化评论】板块中发表了署名文章，“据报道，电影局在最近召开的2007年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对一些‘近两年活跃在电影市场上的青年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影片或者在世界级电影节中获奖，或者在国内市场受到广泛好评，为给他们营造良好的艺术环境，鼓励他们继续拍摄精品力作，政府将针对其新创作的优秀剧本项目，给予50万元的资金自主，并在剧本论证、影片发行等多主面（原文如此，可以看到编辑校对水平，以及为什么说现在的媒体公信力差到了这样的地步——老潘注）给予政策支持’。报道称，首批确定扶持的青年导演有陆川、宁浩、张一白、徐静蕾等16人……”然后，作者介绍了巴西、台湾、韩国等政府资助电影的结局，分析道：“相关报道中，并没有看到资助与市场运作、资本运作和风险投资回报等有关的内容。如果每个项目获50万元仅仅就是‘资助’ ，而无必须偿还条件的话，这样的资助绝对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缺少了互动和有效的机制。”其结论为：“唯有采取类似上述机制，青年导演的积极创意和市场回报才会取得最大可（原文如此，一篇差不多3000字的稿子里竟然出现如此之多的错误，也真够令人振爽的——老潘注）的平衡，而不是只有政府（其实是纳税人）支付而不去问市场收获，这不是扶持电影的做法。”这篇题目叫做“市场决定青年导演的未来”的评论，将“政府资助青年导演出发点可嘉，但应当结合电影市场转型的现实，否则将得不偿失”作为主题和落脚点。

听起来很有道理不是？连同开篇联通实施单向收费，我们更应该为市场而叫好吧。

昨天我写的那篇“中国也配叫做社会主义国家”的稿子，发到了我的博客上，结果到现在这篇稿子只能打开前半部分，后半部分那些针对中国国家政治体制的所有内容都看不到了。这种方式显然是胡锦涛要加强互联网管理、净化互联网内容指示之后，网络方面才会出现把完整稿子弄得支离破碎像个残疾人、或者干脆隐藏起来的奇观。

有趣的是，昨天那篇稿子被温铁军转发给了我也荣幸地位于其中的乡村建设群体。温铁军在转发时做了批注：“此件值得参考。删除其过激的标题，其中有关食品安全的内容可以上网。”

呵呵。显然，标题是过激了。我是做媒体的，很清楚标题对于传播的作用，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路数，是符合媒体传播规律的。而且，我从来不具备做学问的资格（从1981年开始，我就连做正常人的资格都不具备，到现在还一直是社会最底层分子中最坚定不移的混混儿），其中的信口雌黄，也多是与比如我的哥们儿、北师大徐月宾等推杯换盏豪情万丈糟践二锅头之际的言论记录，或者就是我那口无遮拦的恣意妄为。

联通单向收费应该是个企业的市场行为；而电影资助也应该遵从市场选择，电影局挥金如土不计回报地自作主张资助他们看好的青年导演的行径，实际上就是拿着纳税人的钱胡作非为。这些看上去义正词严未可厚非。

但问题出在哪里？昨天我的稿子里援引杨帆有关中国经济学界盛行市场教条主义的言论，于此不赘。可更为引人入胜的，则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市场？

马克思认为，关税保护制不过是为了在某些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但自从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以来，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3页）瓦尔特•瑞斯敦也晃晃悠悠地说：“王权神授这种哲学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消亡了，然而市场神授这种哲学似乎并未消失。有些人仍然认为神的法律规定他们的市场永远是他们的，不可能属于别人，现在是这样永远也是这样。这是一种很难从中觉醒的旧梦。然而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如果顾客决定到别的地方去，无论哪一个生意人都无法控制市场。在别处的货物质量比你好的情况下，你无论有多少人马也无法把顾客拉回来。”（转引自奈斯比特《大趋势》第84页）

这市场俨然就成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现成宗教，让人必须对其顶礼膜拜。

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市场的崇拜更是无以复加。听听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的最大头的厉有为是怎么说的吧。

（何必注，略。）

这样，我们就看到从理论上完成的对于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的过渡。

中国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进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状态，此前中国从来都是重农主义强盛的地界儿。西洋列强的进入与洗礼，也没能够让中国步入重商主义阶段。经过了近百年的战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始终处于在买办和重农主义双重夹击之下苟延残喘的生存环境里，商业意识、文化、传统、规则等都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加剧了权力的集中，更加窒息了商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猝不及防地面对着市场这个怪物不知所措。而封闭良久的中国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西方思想、文化、技术、价值观，只有邯郸学步介绍模仿的份儿，根本来不及进行有效整理加工就悉数吸收吞咽下去；而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整体性的崇洋媚外，在经过了毛泽东时代“外事无小事”的显失公平的中外交往原则灌输后，突然国门洞开更是招致对西方的投怀送抱就的不遗余力。

于是，倡导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的声音如雷贯耳绵延不绝。市场被当作是可以超验的世间公理，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下，连试错纠偏的呼吁都要被压制到鸦雀无声的境地。

到现在，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按照温铁军的说法，中国密集着“高度分散的兼业经营的小农经济”。在如此事实上和结果上的重农主义情势当中，农业的产品化程度非常低，农民依然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状况里艰难度日。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商业已经沦为骗子无处不在的垃圾场所。

何以如此？

市场绝不是凭空产生从天而降的，是需要有漫长的培育过程。

一方面，作为市场主体，社会必须具备权利意识，也就是说，无论政府、企业、自然人等什么样的市场主体，在市场上都必须能够以公平的身份进行交易。而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是市场主体意识的发育。可现在的中国人是个什么样呢？为了蝇头小利不惜造假贩私制造形形色色的带毒产品并送入千家万户为非作歹，居民面对如此状况只能束手无策；同时，为了获取经营空间不惜将对手置于死地。如此，在缺乏对于生命的最基本的敬畏的情况下，市场主体意识只能是荡然无存。

另一方面，市场必须以公平交易和诚实守信为起码条件。而中国社会至今依然盛行着无商不奸的景况，最突出的就是在产业结构升级当中，服务业（第三产业）几乎全军覆没的现实。众所周知，服务业并不产生有形产品，而是依赖脑力或体力之处而获取收益，这就要求对这种服务的规定性方面有着严格的约束条件，使得交易当事人都必须兑现承诺，从而形成全社会对于这种交易可靠性的预期。但是现在的中国，各式各样中介机构都等同于骗子的现实，反映出中国的所谓市场的畸形乃至沦落。

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老祖宗亚当•斯密提出那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是在市场主体意识经过了漫长的以托马斯•阿奎那为标志性的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教会时代的市场规则和道德教化后才得以产生的。几乎与斯密年代相仿的时候，在远远落后于英国的欧洲大陆上，却发生了那个笑吟吟地看着国王拆除自己的面包坊的主人，紧接着就把那个类似现在中国各地造成日益严重的群体性事件的强行拆迁的委府的德国国王告上法庭，并被判决为国王拆除面包坊的行为违法，要求国王必须赔偿重建面包坊，从而也就有了那句经世流传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话语，撩拨着差不多300年后的中国人，在强制性拆迁依然无时不刻地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之际，感叹市场规则的建立对于市场存在与发展的至关重要。

没有权利意识、缺乏公平交易条件、空荡荡的市场规则，我们还腆着脸奢谈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实际上，委府设计所谓“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的政策，无非是推卸政府义不容辞责任的一种借口。

现如今我们看到，有多少委府责任是在市场化的名义下被放逐到了虚无当中，在诸如电影局扩充权力并那种纳税人的钱为所欲为之际，让我们活生生领略到什么叫做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

当公权力加剧扩充、但公共责任却被一推六二五给了虚无飘渺根本不存在的什么市场之后，我们才看见，原来我们都被忽悠了：所谓的市场，不过是委府为了推卸责任而设置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个垃圾箱，只要是不作为的对象，都可以在市场化的名义下使之消遁于无形。

同时，当委府蜕变为最大的强势利益集团之际，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着被新华社转载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那就是官产学形成的铁三角。当这些货色结成利益联盟并把握了几乎全部话语权之际，所有的包括将公共利益市场化的改革演变为对弱势群体赤裸裸的掠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