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观感之六在挪威的中国人开启观察感受分析海外刁民进程五彩乱缤纷

2022年12月6日

何必

新……（略）

挪威他了个的。

图文并茂。

（何必注，略。）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洋鬼子媒体刁民网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以下系俺的一家之言，系对系错任凭列位玩笑一把。

今儿个的天儿，阴阳怪气滴。天气预报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6℃，最低气温9℃。

今儿个的Odysee

标题：看毛朝式全球化修成正果很欣慰（1109）

提要：反全球化逆全球化风起云涌，全球化遭遇逆流折返，但那只不过就是表象。全球化易主，轮流坐庄。西方式全球化被中国式全球化取而代之。俺越来越多胡说八道一个个不幸言中啦。Twitter：@panyi002   打赏paypal：[email protected]    欢迎分享、点赞、订阅、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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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观感瞎凑合。

挪威观感之六：在挪威的中国人

刚到奥斯陆，碰上了难得全天都阳光普照的日子。尽管我和闹闹都是晚上一点多才睡下，但还是爬起来，吃过早饭后跑到这里的港口转了转，带从来没看到过大海的闹闹去认识海的模样，看了船。奥斯陆双港里的大港依然被封锁在雾气之中，照相都不方便。

昨天晚上，应邀和在这里的一群（5、6个）中国人一起吃晚饭、聊天、打牌。

据说，西方人很封闭，不大愿意与他人交流，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其生活和内心，看上去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除非你开口求他，是不会有兴趣与你说三道四的。

同时，离家在外，都感到孤独，都想排解宣泄，并得到周边对相关事物和问题的看法，特别是以共同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思考角度为核心，更能对自己的选择和决策有极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以中国人那种爱谈人非的嗜好，是绝对免不了对周围各色人等的品头论足的。

昨天晚上那拨，其中一个是邀请我们的女孩子（事实上，她已经结婚了），在国内是少年班的高材生，安徽人，长得小巧玲珑的，去年先来奥斯陆大学学经济；而今年，她说服她在复旦人口所读研究生8个同学中的3个到这里来，成为人口所本届硕士生的颠覆者。要不是另外4个明年再来从学时上算太亏，人口所本批招收的研究生几乎会全军覆没的。

这几个人，开始聊的都是复旦那里的教师谁挣多少钱、谁抽什么烟、谁开什么车、谁骗术较高能在社会上靠讲课、开班、咨询什么的弄到更多人民的币，而后在对他们自身回国后的判断时，则也依然是按照国内现行的论资排辈方式预测自己的未来：那些重要的位置，都已经被哈佛、耶鲁等回国的人占据了，剩下的则也有牛津、剑桥的把持着（他们与前者的差距更多的是国内那些权力拜物教们在顶礼膜拜中刻划和笼罩的），像奥斯陆大学这个层次学校的学生，回国也混不得什么好饭吃，也就是凑合活着。

由此看来，国内现在热火朝天的吸引留学生回国的各项政策，在这些被吸引者看来，并没有那么令人激动和向往。倒是那些陈规陋习更多地左右着其对将来的窥测。

然后，他们再说到这里打工的技巧，无非是送报纸的时间、路线、难度、不同报社的待遇情况等。还是更多的想投机取巧，少干活多拿钱。

言谈中，也涉及到他们的各国的同学们，像黑人一般都比较慷慨，无论是给人物品还是问人索要物品；博茨瓦纳的艾滋病发病率达到50％，所以与那里的同学交往实在令人不放心，其他高发病率非洲国家的的学生也同样让人躲避。

之后，一个在国内某大学的系主任、学校的顶梁柱带着15岁的女儿到这里，准备一直呆到孩子上大学毕业。不管怎么样，那所学校毕竟很长时间得不到这位台柱子的效力了。这也许是我们教育制度的悲哀：搞教育的自己却抛开专业和待遇，跑到异国他乡来受这份洋罪，来经历这西方的教育。

然后，一个今年刚从江苏省防疫站到这里来学习公共卫生的与我籍贯相同（江苏宜兴）的人，到这里来兴致勃勃地说起当天他和同班10几个同学一起到挪威瑞典边境购物的体会，一句话：真他妈的便宜！挪威的税收太高，弄得这里的物价比瑞典高出两倍，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能便宜出好几百克郎，还是很划算的。

玩的扑克也是国内的玩法，此过程中的玩笑也都非常中国式。

到了夜里一点多，因为第二天有几个人要送报或干别的，大家才悻悻离散。要不然，还不定搞到几点呢！

我是因为我住处走廊里的电话没法上网，而安徽小精灵处也同样，要去防疫站那里上网，才等到了完毕。

回来后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这些中国人在国外还是自成体系，不能与当地人弄到一块，还是按照中国人的所有来安排这里的所有，难于融入当地社会，懒得追究当地文化，进入当地的语境。那么，如果是这样的留学生，再多也对国外的事物所知不多，更难觉察其精髓。以如此这般人负荷中西方交流，恐勉为其难，而就算是这些人在国外呆个三四年，所能带回去的，也还是那点“学问”，并不是什么先进的观念和方法。更何况，很多人是为了留而学，而不是相反为学而留。能想方设法混得多读几年是最大的心愿，至于学的是什么、学到了什么那倒是不重要。

由此看来，吸引留学生回国，并为此付出着高昂的代价，实在是有些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味道，所能换来的，还真是得多问个为什么。

……………………

2001年10月下旬的一天，奥斯陆又是个大晴天，很难得。但是，我的心情却怎么也好不起来。

到这里已经十几天了。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内容，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是非，没有任何可让人兴奋的事情。吃饭纯粹为了充饥，而没有任何期待和神秘感，每天就是早饭的面包牛奶、中饭的剩菜和米粉、晚饭的米（或泡）饭和炒（或炖）菜，没有酒（9日我在飞机上喝了一罐啤酒和两小瓶（每瓶有2两？）红酒后，至今滴酒未沾）。

乏味单调。没有新鲜感和成就感。

周围的人都是那么冷冰冰地干着自己的事，没人会理睬你在干什么，或是你需要干什么。你就这样成为一个行尸走肉，即使默默无闻地死去，也不会有任何人来对你瞥上哪怕是一眼。

这里的中国人更是集中了国内的个人主义者们，平常谁都懒得理谁，除了周末碰在一起议论一下外国人的短长并以拿外国人取笑为生活乐趣，殊不知，正是由于中国人，才很难客观地知晓在别人眼里的中国人的真实形象到底什么样子。

中国人更是都在偷偷摸摸地忙着自己的事，能不求人的尽量如此，因为这样可以缩小对自身情况的知道范围，增加安全系数；而即使非得让人知道，别的中国人恐怕也是最后才能轮到，因为中国人最爱坏中国人的事，不患寡而患不均、嫌贫嫉富、我干不了谁也别想干、凭什么他就有这般好运气、瞧他那德行不就多弄了俩臭钱得到了点奖学金傍了个西方人、瞅他那穷酸样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的在老外面前瞎显呗什么呀找着谁都不理他呢、看中国人那出息要不是我真是有求于他们打死我也不会理他们虽然我也是他妈倒霉的中国人……

在这里，所谓崇尚自由的气氛也给了中国人一派不去帮助他人的道义上的虚幻的支持。既然是自由的，那么索性就自由到底，谁也别理谁，你家就是火上了房，与我何干？你家孩子掉到河里，我就是看见了，一扭头全当没那么回事；就算是哪天我心情好了突然王母娘娘赤身露体地落到了我的梦里搅得我美梦惊飞年轻轻地从早就精神矍铄乐于助人那也得看你今后是不是能对我有所回报哪怕是隔个三五百里只要别天各一方一辈子谁也见不着谁那我不是瞎掰白忙乎了？你算老几呀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比你所在的学校的名气大更甭说我的母亲她爹天生就是当官为所欲为的命和爷爷的坟头上冒着人上人的青烟和外祖父的婶儿的干娘的妯娌的傍家儿的弟妹的孩子，如今也在我们家乡那一带是个名震一方的干部呢；你在这里美什么呀等着我回国收拾你看不把你的屎整出来算你的眼儿紧剥皮抽筋活埋阉割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还不是等着我在你和你的九族那里通过继承实施来发扬光大？这他妈的人能值几个钱还不是比三条腿的蛤蟆多了去了弄残弄死几个还为了减少地球的压力做了贡献也给黄祸消灭了主体哪怕只是那么少许不是？

哪天玩牌叫上我，要不然就别老是有事没事的瞎凑合――又没有什么风流韵事的烦不烦哪！

……………………

前几天，在这里的一个中国留学生死了。他是从西藏来的，是个汉人。那天，这里来了很多警察。

说起来，中国留学生在这里也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

我们刚到这里不久，我带闹闹出去转悠，在地铁站碰到两个中国人，搭讪后，她们说都是今年8月份来的，一个来自武汉，一个来自西安，都是访问学者，为期一年。她们问了我办探亲手续的相关情况，看样子，也都打算把家属弄到这里来呆些日子。

后来，在车站，又碰到过几次访问学者。有的是从国内大学来的，听说她丈夫要到这里来，国内阻碍较多，单位要先交3万元风险抵押金，要不然不让走。国内这方面真是让人莫名其妙，好像所有人出国都是为了出走，也不想想，国外哪儿就那么容易呆下去啊。

然后，她说与今年到这里来的那些中国人一样，也每天去送报，选择了送下午报。看来，中国人为了生存和储蓄，出来打工是太平常而普遍的事了。

可是，后来得知，有的访问学者在大学是教商务英语的。有了访问学者机会，就跑到挪威来，可却根本不知道该学些什么。看到这里有经济系，以为商务和经济是一回事，就跟着经济系的研究生一起上课。但是，那些研究生课程都是连续下来的，她上哪堂课都只是半路出家，听什么都一脸的茫然，什么都听不懂，就这课转转，那课转转。好在对于访问学者没有什么成绩学位上的要求和限制，她这一年也很容易就能凑合下来了。

但是，这样的机会就浪费了。国内又多了个说起来也是在国外呆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可天地良心，什么也没弄明白，玩倒是地方不少，没有功课压力，拿着国家的资源旅游了一圈，还能带家属，何乐不为？

另一个人，到这里一年了，马上就要回国，而国内他的派出单位立即就要弄几个专家对其进行考核。他在这里就是玩了，什么也没学。于是，找到这里别的中国留学生，索要经济学里的最新概念，要拿这些去引导那些考核专家，以蒙混过关。而至于经济学的基本素养，他说倒是无所谓，专家们有任何异议，他都用那些自己也全然不知的概念去糊弄，万事大吉。就这样，又一个经济学学者就诞生了。

这里的中国留学生中，由于奥斯陆大学与类似复旦那样的学校有交换关系，来的人多是上海附近的人，看得出他们的精打细算能力：用手机打出去，一分钟一块钱不花，对方手机响一声立即挂掉，等待对方打过来，若没及时回复则不停地一声、一声地打；回国一个月，出发前很早就得贴出广告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宁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折腾到别人那里免费寄存；……有的为了点经费把教师折腾得不亦乐乎，有的或为显示或为施虐利用这里上课可以随时向教师提问的习惯而有意为难之，有的钻空子，有的弄虚作假……

中国人哪，到哪儿都是中国人！

……………………

昨天，奥斯陆下起了今年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遮天蔽日，雪花随着不知是山风还是海风呼啸飘舞着，高矮不平的城市迅即披挂上了错落有致的茫茫白色。

据说，今年奥斯陆的秋天比去年强多了，还能有几个晴朗的日子，不是连续两三个月没完没了的下雨。

如今，雪出现了，天气就会一直这么冷下去了。

天气阴沉，人的情绪也受到其影响，低落了起来。

这些天，这里死的那个留学生成了别的中国留学生谈论的中心话题。

由于他是个在西藏的汉人，反对藏独，夫妻关系不好，妻子是个藏人，本人一向开朗活泼健谈，去世那天的中午还和一个挪威人共同用过午餐等等情况，被普遍认为自杀的可能性不大。

他死后，他原所在楼道的住户纷纷搬离，晚上经过那个正好处于一层的宿舍旁边的小路，显得很阴森。他的同学有的收到电子邮件，问是否需要进行心理咨询。

现在，克林朔这里的中外人士对此究竟如何评价，还尚属未知。

并且，奥斯陆警方到现在也没有对外宣布其死因，还说由于进行检查时发现的情况涉及隐私，在未取得家属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对外公布。

他的妻子14日将抵达挪威，来处理善后事宜。届时，西藏派驻办事机构、挪威警方、中国大使馆将前往迎接并负责安排。中国驻挪威大使馆负责教育的官员曾经找这里的留学生询问过情况。

这几天，中国留学生议论纷纷，认为有权利知道他的真实死因，而且作为在这里与他接触最多的群体，留学生们有责任向死者家属说明他在这里的一些情况，并协助调查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如果挪威警方、派驻机构等草率行事甚至对不明真相的死者家属进行隐瞒哄骗封锁，那么留学生意向上将向挪威政府方面提出抗议，要求披露真实情况，尽到中国留学生对死者及其家属的义务，同时也捍卫中国留学生的权利。

据说，几天前，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在寓所被杀，当局对此敷衍了事，引起当地留学生的抗议活动。

在国内时，也经常能看到有关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美国等地遇害的消息和报道。

于此看来，中国留学生在外发生意外，已经是普遍的事情了。而且，中国留学生也已经自觉地有所意识，应该形成集体，对付这类事件。

我对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非正式的代表（主要是基于年龄、为人、对社会活动的热衷程度、组织中国留学生各种聚会活动的频率等而被默认或不规范推选出来的）说起，从挪威这里的事来说，可能做的事，到机场迎接死者家属，寻找机会对其陈述死者在这里的情况和留学生对此事带有倾向性的 的基本判断，并规劝其要求真实死因的知情权；如果由于外界干扰而不能如愿，那么留学生可以向挪威政府提出抗议，并向当地媒体和国内媒体进行发布，要求警方公布调查结果；与海外中国留学生及其组织广泛联系，寻求声援；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将事件的真相及时对外通告；痛定思痛，建立在挪威的中国留学生自我保护救助体系……

……………………

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有很多是已婚者。而其中，绝大多数并没有把配偶弄到挪威来，或者是挪威方面办理这桩事情的效率太低搞得申请者很疲惫，或者是由于时间、费用等方面的问题而根本没有这种打算。

那么，这么多的大龄者呆在这里，有的人单身在这里已经呆了两、三年或更长时间，在生理上是否会出现什么问题？

对于在这里的中国人来说，住宿条件肯定是要好于国内求学时的条件，无礼是本科生，还是硕士、博士研究生，都是一个人一间房，应该说，比起国内好几个人挤一个房间、谈恋爱要跑到校园荒僻处、同居得等到室内没人时或者只能与同室者相互容忍做爱的声响的情况来说，要强很多。

但即使如此，也没听说这里的中国人弄出什么发生在这里的风流韵事来。为什么呢？难道真是一帮子苦行僧、禁欲者、道德标杆跑到挪威来给中国人挣脸面来了？

事实上，这里的每个中国人还都是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道德小圈子里，虽然身在国外，但内心还是受到中国世俗的各种约束。

这里，只要是中国人，无礼发生了什么事，转瞬间就会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广为传播演绎，大大小小的事也会成为这里本来就很无聊无事可为闲得发慌的各色人等茶余饭后的谈资：谁谁又去打工了、谁谁又给家里打电话时掉泪了、谁谁考试成绩不好了、谁谁又买新的物品了、谁谁的打工时又挨训了、谁谁又和邻居吵架了、谁谁与其在国内的配偶的关系紧张恐怕前景不妙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都是迅速流传的信息产品的内容构成。

同时，就算是一个人独住，也总是有不速之客未经预约就前来造访。主人当然可以选择佯装不在而对吵人的按铃声（这里都是在单元外有每间房的按铃，单元里别的房间一般是听不到这铃声的；就算听到，也不会越俎代庖前往开楼道门的）不予理睬，来访者断然是判断不出主人是否真的不在其中的。但如果楼道里还有别的中国人居住，那就难说了，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看在眼里，流传于你知道或不知道的场合和角落。

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没有很强的道德勇气，或者没有敢于面对汹涌而至的群体舆论压力乃至漠然、冷淡、歧视的胆量，是不会有越雷池的行为和决心的。

这样，那些已婚者，就算是不情愿，也都处于守节状态，处于长年累月的没有性生活的状况之中。

作为其结果，有的人在与配偶恢复家庭生活后，却没有了正常性生活的兴趣和需求，而是把离群索居当成了惯常的生活方式，把守身如玉当成了家庭生活的一以贯之的组成部分，留学留出了冷淡，在开放的环境里却造就了越发而不合理的封闭。

如果，留学生活所带来的是家庭生活的缺失，是人的本性的忘却，是本能的失落，那么，这种留学的意义何在？如果中国弄了很多这样的留学人员，那么，可想而知，连正常人类生活都过不了的人，如何能干人类正常的事呢？

这样的现实，给中国留学人员的派出组织、接收组织、双方国家相应的机构以及留学人员本人和家属提出了亟待面对并妥善加以解决的问题。

……………………

一般来说，到这里的中国留学生都是具有TOEFL成绩的，有些还有GRE成绩，在英语上基本上都是过关的。

在国内时，可以看到，这些人或者是在单位里的佼佼者，或者干脆就是跑到欧美外企里做事，拿着较普通人高出几倍乃至几十倍的薪水，在良好的工作环境里，来不来就是满嘴里要跑上些英文单词的人，平常从公司里拿的那些薪水、税单、培训材料、人事手册、通知等等，也都是用英文写的。大概，这些人可算是新的买办阶层了。

如今，他们跑到这里，失去了英语的优势，（须知，这里有很多母语是英语国家的人，特别是有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菲律宾人、斯里兰卡人、非洲原英属殖民地的人，以及像挪威人那样虽然官方或民间语言并非英语、但从小在周边媒体上耳濡目染都是些英文因而在英语上比中国人要强很多的人，等等。他们的存在使得这些中国人在语言上的那点可怜的优越感瞬间荡然无存。）又不像挪威人以及别的西方国家的人那样富有，就算是国内属于大款级别的，在这里也不过就是小康一类，（当然，我还没看到国内那些够上档次的腐败宦官阶层的人或子弟在克林朔这样的地方耀武扬威。）天天为了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奖学金盘算着，付了房租再去掉吃饭，囊中羞涩空空如也，必须靠打工来充斥自己的钱袋，而这里打工也就是送报纸、酒店打扫房间、给到这里旅游观光的中国人做导游、在中餐馆端盘子洗碗之类的的活计；如果挪威语过关（可那是非常困难的，挪威语在语法上与德语相似，比英语要复杂，而且其有些打嘟噜的类似于后舌音的发音对于已经退化掉或干脆就没有这种功能的中国人来说，是怎么着也弄不出来的。），可能会有照顾病人、超市售货什么的事做。而这些，在国内都是不齿于提及的。那么，在职业、工种上的反差，致使这些人难以把这里当成久留之地，于是，短期行为在这里的中国人当中也是非常盛行；而且，由于没有相关的利益冲突和类似国内那样的舆论、群体、系统等方面的约束机制，这种短期行为更变本加厉甚嚣尘上。

同时，又由于中国人在国外很难融入当地文化，所以只得还是不得已沦落在中国人的小圈子里，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互相排挤、倾轧、盘算、攀比、飞短流长、拉帮结伙、貌合神离……国内能见到的中国人自身的缺陷和毛病，在这里也会用相同、相似或有变异的形态展现出来。

于是，国内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其实所吸引的对象大都是些这类人，带有浓重的中国本土的习俗和观念行为惯性，基本上还是中国人的那一套，与是否出国就读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比在国内上个什么有外教的研讨班或学习班强多少。很难说他们回国后能带去什么先进的价值观、历史的和社会的责任感。

……………………

在挪威，中国的留学生里面，还是有那么些人，唯恐天下没事，摇唇鼓舌，造谣惑众，搬弄是非，寡廉鲜耻。

昨天晚上才得知，这里有的人对我进行造谣。虽然并没有对我有什么实质性损害，但让人听上去还是很气愤和厌恶。

造谣者或者捕风捉影，或者凭空捏造，在这里有限的中国人中无中生有，胡说八道，制造事端，挑拨离间，拿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胡乱加以加工，然后就到处传播，逢人便说，形成了小道消息的生产源，并由此成就了这里中国人中人际关系的新型的紧张和被人为扭曲了的评价体系。

我曾经碰到这类人在我面前评论别的中国人，尤其是刚刚问其借用某些物品从其处所离开的人是抠门，而另外的人是色迷迷地想在这里寻找或制造风流韵事，谁谁又露出愤怒的表情了，谁谁又对于这里的各式各样的事情不满了，谁谁又在无端地抱怨了……七七八八林林总总，显露出很强的祸害力。

那些谣言制造者，有些是有点天资的，学什么东西还算快，但是，由于中国农村出身，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太多，东家长西家短，总是对别人的生活报以强烈的好奇心，为了满足播音散布各种信息的需要，有极强的窥私癖，并伴以很强的想象力，能够对于任何外来的相关信息进行有筛选地定向加工和传播，在绘声绘色中把别人诋毁得面目全非，借以塑造、成全、维持和捍卫自己的信息中心地位，具有强烈的支配欲望，并且将评论他人作为自己乐不思蜀的生活内容，将个人的平衡点外化到了必须假借外界的力量才能达成自身短暂的均衡，因而，过于倾向于他人的点点滴滴，致使自己的心智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好议论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人和事，对任何事都想发表自己具有权威性（至少自己得这么认为）的评论和见解，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这的确属于病态，大概就是心智发育不全，有背后议论的癖好。这种人，从疾病症候上说，一定是要在对象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指责、挖苦、贬低和报复的（尽管被报复者可能并没有对其形成什么伤害、影响等足以导致报复行为出现的动因），而一反当面赞扬称颂的举措，从而出现了通常所谓的两面派行为，也就是人格上的分裂状态，需要在不同的场合调整自己的评价体系，而体系的不能始终如一，个人恒定身份感的缺失，随着环境而经常变换的个人角色，都使得其心理发生着不良变化，久而久之，则会积重难返沉淀成明显的疾病。进而，失去在社会和人群中立足的空间和能力。

但是，从目前来说，这种人的存在，给在这里的中国人的圈子留下了为害不浅的恶俗，人人自危，不敢谈及自己，唯恐被抓住点什么事经过加工后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话柄，为失真的信息浊流增添一些素材、灵感乃至污泥浊水。进一步，中国人之间固步自封，不与同胞打交道，人人都在心里暗暗地骂着：“他妈的可恶的中国人！”

……………………

实际上，在这里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国人彼此之间，是最难形成人与人的基本信任的。通常，坏中国人的事的，都是自己的同胞。那种“我没有，你也别想有”的泛平均主义的恶俗无时不在侵扰着每个中国人，或者主动地出发去危害一方，或者被动地受害，或者二者很自然地同为主体和客体。

挪威政府有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项目（QUOTA项目，按照字面的意思是定额项目，也就是说，这种项目在学时、学位、学期等上是固定的，学生学到了一定的学时学期，拿到了相应的学位――通常是硕士学位――就达成了项目的目标。），这种项目是向那些国家提供资金，让其用这笔钱派遣学生到挪威来接受教育，那笔钱基本上够所派遣的学生的食住行方面的开销。而按照规定，接受这种定额培训项目的学生，是不可以在学成后继续在挪威逗留学习或工作的，应该是回到派遣国为其服务。

但是，这样的项目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中国式的变异：中国政府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国家教育部门）认为中国政府出钱派出了这么多的留学生，能回来的不多，因而无法控制这些资金的回收从而保证资金的安全。于是，很理直气壮地把类似挪威政府提供的专款据为己有（到底装进了谁的腰包无从知晓），拿着学习的机会作为资源向社会有偿转让，由那些想出来留学的人自己付费，支付在挪威的一切开销，并被告知不得对挪威方面以及其他人通告自己付费的事实，而必须与政府一道撒谎，说是拿了由政府转交的钱到挪威来学习。

而那些QUOTA项目的学习者，有些在学业上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的，或者是，其为人或制学态度还是得到了挪威校、系、教师方面的认可的；同时，挪威校系教师方面对政府所做的规定和承诺并不那么认为理所当然，于是，那些混得比较好的QUOTA项目的中国留学生就有可能继续在这里念下去，攻读进一步的学位。

但是，往往在这时，这些幸运的中国人就得非常非常小心，如履薄冰，成天到晚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唯恐自己得到了份外机会被别的中国人知道，否则注定是要毁于一旦的，因为不管怎么说，QUOTA就QUOTA，完成了定额就应该离开；而靠个人奋斗和待人接物的责任心和魅力赢得的权利，却是很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极易被破坏。

而这破坏，想都不用想，就是那些没有得到这种机会的中国人。中国人才会偷偷摸摸背地里到校方、系里和教师处说明QUOTA项目的有关规定以及违反规定的结果将是对各方利益的损害等等。他们才不会为了同胞在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的竞争中得到了挪威方面的好感和好处而皆大欢喜呢，反而会挖空心思地坏自己同胞的好事，其原因很简单、在中国人也很容易理解：既然大家都没有得到，凭什么你就得拥有呢？在大家都受苦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孤零零地享福呢？回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

……………………

在挪威，中国人打工是件很普遍而平常的事。为了生计、为了国内家里的生活、为了把家属接到挪威来享受资本主义名义下的社会主义生活以及倍受福利资本主义的摧残、为了让自己的手边阔绰一些、……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废寝忘食地像小蚂蚁般地辛勤劳作着。

挪威方面规定，必须是那些具有在挪威长期（超过三个月）的居住权的人，才可以在挪威打工，这种人都必须申请工作许可（permit），拿到相应的号码，并办理收入所得税号码（与这里的物价水平相呼应的是，这里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也是很高的，为了维持挪威令人匪疑所思的福利水平，打工者不得不忍受政府方面借法律名义所进行的堂而皇之而又惨不忍睹的恶劣剥削），才可以其乐融融地进入打工者行列；同时，只有拿到长期签证，才可以享受这里的医疗等方面的福利待遇。

而短期探亲访问的签证有效期一般都是三个月的，持有这种签证的人是不能打工的。于是，签发这种签证，就成了保护挪威工作机会不被那些居心叵测地想到这里来占资本主义便宜的类似中国人那样的外来人口所染指吞噬掠夺乃至盘剥。

从而，那些持有短期签证的人，只有向挪威方面消费进贡纳税掏钱的义务，却没有享受其福利的权利。

于是，那些短期来访者，看到自己在这里令人咋舌的消费水准和周边打工的火热场面，无不为之动心，一门心思地想找机会也能自食其力。

拿送报纸这样的活计来说，开始干时，是拿了许可证到报社申请报线，若有了报线，则由报头（按居民居住分片的发行负责人）领着培训一次，主要是认门，并讲授送报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报头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像伊拉克人、斯里兰卡人、菲律宾人等，挪威人或西欧人是不屑于干这种事的。报纸分早报和下午报两种。早报一般得在凌晨三点就得出门，到报社拿报纸，然后就挨门挨户地投送到其报箱里，通常是一个人送几栋楼，跑上跑下一次报送下来要一个小时左右。加上其他路程上所花费的时间，送一次报，总体上要三四个小时，而这样的一条线，一个月下来能有约两千克郎的税前收入。（这里的所得税是按照个人单位时间里的总收入水平征收的，也是递增累进税制。）

而持短期签证的人总是想那些报头也不认识每个中国人的面孔（就像我们很难区分欧洲人一样），可以张冠李戴偷梁换柱，由那些长期签证的人申请，让短期签证的人顶替其名义去送报。

但是，在这里，这种做法甚至想法是绝对犯忌的。挪威人认为这是违法乱纪，是无视规定，是故意与制度作对，是不可理解和宽恕的。在他们看来，遵守制度比生计可能显得更重要，撒谎和欺骗是完全不可原谅的，因为那是会造成社会生活的混乱、人际信任和社会信用的损害、以及目无章纪无法无天的，这种心态和行为是根本不允许存在的。

而如果真出现了这种事，肇事者恐怕就很难再在挪威找到什么工作了；批准其工作的负责人也自身难保其工作了。

……………………

前两天，呆着实在没事可做，就请别人写了这里的中餐馆的名字和地点，按图索骥跑去问有没有临时性的工作可做，一方面为了能有点进项免得坐吃山空，同时也为了能排遣郁闷和孤独。因为快到圣诞节，这里的人开始胡乱花钱，所以设想里中餐馆的生意大概比较红火，因此，在一时找不到人的情况下，而且在短期用人的条件下，可能会对打工许可一事不太在乎，为了赚钱以身试法是中国人的共性嘛，溜达着试试运气也算是在挪威的一种体验。

别人给我写了8家，说是奥斯陆市内也就这么多中餐馆了。我自己去找了下，东奔西跑中又开发了另外两家。10家跑下来，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工可打，答复或者为要打工许可，或者是不要人。

尽管如此，还是对这些中餐馆留下了一些总体印象。

干净。这里无论是店堂、还是操作间（许多操作间都是面向店堂、或者干脆就在店堂旁边，谁都可以看到操作的全过程），都是一尘不染，地毯、地板、桌子、门窗、餐具等都光彩照人，没有什么卫生死角。这可能与挪威人爱清洁和整体环境洁净有关。

温暖。一进到餐馆里面，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现在已经是这里的冬天了，几乎天天下雪，露天里到处都是冰，但在室内，只需要穿衬衫就完全可以了。这与国内那些餐馆里对着门窗的地方都很冷凉气袭人、必须喝不少酒并经过不少时间的适应后才可以暖和过来的状况迥然不同。

安静。就算是在几乎客满的餐馆里，也没有那乱哄哄嘈杂吵闹的情形，虽然食客几乎全部是三一群俩一伙或者10个8个一大帮结伴到这里用餐，但都低声交谈着，没有什么人猜拳行令、大声喧哗、哭笑喊叫。

雅致。中餐馆里装饰得很有情调，每个餐馆的装修都费了不少心思，或雕梁画栋，或美仑美奂，颇显档次和品位。

昂贵。我当然是没敢在里面享受一番。但据去过的人说，这里的价格实在是令人咋舌，一顿下来连带小费要上千克郎，绝对不是囊中羞涩的中国人所能问津的。

亲切。从外面进去，首先就能看到中国人或华人在里面服务，不用说外语。

非酒化。不知道是因为太贵，还是这里的人没有用酒佐餐的嗜好，进到餐馆里，闻不到令人尤其是对我来说垂涎欲滴的酒气，至少让我觉得这哪儿叫撮饭馆呀。。

沪港化。这里中餐馆的老板，多数是上海人，也有香港人。行色匆匆并且有求于人，没有能和其多聊，因此对其背景和经历不甚了了。

中为洋用。这餐馆里就餐的，清一水的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没有亚洲人、非洲人以及黑人。他们要的菜，看上去也很奇怪，不像国内那样一眼就知道是宫爆鸡丁还是番茄里脊。熟悉这里的人说，这里的中餐也入乡随俗，将原来的口味向西方人迁就。而且，看着那些西方人拿着刀叉比划着吃中餐，觉得很是可笑，在刀光剑影之中，中餐源远流长的美味可能也被啷当铿锵地弄得荡然无存了。

……………………

到中餐馆找工作过程中，还是发现了每个中餐馆之间的不同。各个餐馆有区别的是，生意大相径庭。我到西湖饭店（这里的中餐馆基本上都称作饭店）时里面一个顾客都没有，空空荡荡让人感觉凄凉；而像南京饭店、CHINATOWN等，客人稀稀落落地散布着，随时去都可以找到理想的座位。可是，座落在议会旁边连挪威国王都在此用中餐的川粤风味的DINNER却人满为患生意火爆。

我在DINNER与给客人挂衣服的伙计打听餐馆的情况，不时被新来的客人所打断，而且等候挂衣服用餐的客人经常排队能占满走廊到了大门边。那伙计看上去20多岁，原来在北京民航总局工作。他忙不迭地为客人挂取衣服，每个客人在取衣服前都在掏出钱包从里面拿出看上去是5、10、20克郎不等的硬币用作支付那伙计的小费，实在没有硬币了，也有人拿出1000克郎的纸币，那伙计就会跑到结帐处去换，别的客人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没有人抱怨发牢骚甚至因此而叫领班。

按照西方的习惯，小费的水平在总消费的10～15％。可据说，挪威人如果高兴了，会支付比饭钱还多的小费。

这里的中餐馆基本上都是夫妻店，这种小买卖大概实行家族制是最好的，容易控制成本并防止肥水外流，像结帐之类的事，就可以由夫妻中的一人来做，小费自然也就落入了自家的囊中。

而在市政厅小广场旁边的中餐饭店，也是个上海人开的，但我去之前就被告知，那个老板是个混蛋，专门给在奥斯陆的中国留学生制造麻烦。新到这里的中国人两眼一摸黑，搞不清楚东南西北，有了点事像订张机票什么的，都去找他帮忙。他总是开始时把价格说得很低，可快到拿票时成倍地往上翻，而且还老是干到取票时说已经没有票了之类的缺德事，为此曾经耽误过中国留学生参加国际会议以及其他重大的事。我刚到那里时，听他在接电话，然后用上海话叫厨房里的人来接。他问我在国内干没干过餐馆，得知我从来无此荣幸时，他一口回绝了打工请求，说要么跑堂，要么后橱，否则是没有活计可做的。可据我所知，这里洗碗刷盘子供酒什么的事，都是没有餐馆经验的人可为的。他面似和善（大概也是为了能有以后找他订机票的好事做铺垫）地教训我说，如果有打工许可，是可以向挪威有关劳动部门申请工作的。这话等于没说――要是有打工许可，就不会跑到中餐馆这种专门黑中国自己人的地方来了（据说，中餐馆付给员工的酬劳，比起法定的要低得多，而且还总是不遗余力地克扣截留，充分体现出中国人对待同胞的大度和仁慈）；同时，如果没有长期到几年的签证，挪威方面才不会认真给管你的事呢；更不用说，如果等挪威方面分派，又得用个一年半载的。

而那些香港人，比起上海人来，显得冷冰冰的，不会与你多说一句话的。也许是怕跌了身价？

……………………

这是我在国外过的第一个元旦。

元旦前夜，在奥斯陆的一些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家属以及其他一干人等跑到了佛教性质的国际佛光会挪威分会聚会。此前，12月29日，已经有些人到过这里聚过。这是个以弘扬佛教佛法为宗旨的民间组织，其会长副会长都是在挪威有头有脸的人物，比如，其副会上是挪威政府建筑部的顾问。其成员的成份不太清楚，有奥斯陆某中文学校的校长，是为女士，来挪威已经18年，会说上海话、粤语和挪威语。她1999年皈依了佛教，此前与佛光会的其他成员一样，都是热心于此事而已。

29日那天，克林朔大概有20多人到会，下午4点到达，然后看了个有关佛教的电影《达摩祖世》，每人给了一小杯茶。看电影过程中，听到厨房里不时有菜下锅遇到热油的呲呲声，弄得几乎所有人都饥肠辘辘，闹闹更是在电影台词里穿插了“我饿得肚子里只剩下水了！”的叫喊声。那电影的内容是印度高僧到中国来传教布法的事，掺杂着许多打斗场面。电影放完了，人们面面相觑，心照不宣地凝望着彼此饥饿得面有菜色的容颜。饭菜慢悠悠地一个又一个端上来摆放好。主人一句大家可以用餐了，这些眼睛发红发绿的主儿们还是不失受教育的斯文，有条不紊地走向自助餐的取菜处，可排的队紧密无间，一个紧跟一个，眼巴巴地望着即将取到的食物。这些人第一轮拿了饭菜，后面几个组织者就只有菜汤的份儿了。主人不得不又加做菜，要不然他们自己就得饿着了。我一同去的那个在国内做牙医的陪读哥儿们吃到了第二盘时才抬起头对我评论说这菜可能还真是厨师做的满有味道；我则分别弄了满满两盘子，狼吞虎咽塞下去，吃过后就傻呆呆坐在那里静静地消化了。

这大概是我到挪威后吃得最多的一次，也是最饱的一次。

反正是不要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本来，克林朔的组织者对佛光会的人说，光克林朔可能就得去50人（克林朔绝对是这里中国人的最大聚居地，能占到了能组织中国人的大部分），结果去了还不到一半。如果真去了那么多人，再加上其他地方去的人，会不会出现人吃人的景象？或者，就是我佛还得一溜烟儿跑出去弄点别的糊口的玩艺和家什？

这场地是租的。可是，却没好意思问，这场地和这饭菜究竟是谁出的钱。在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公家买单之事，都是私人掏腰包。

在会上，留学生、访问学者、家属等说的都是普通话，而那些别的在挪威呆了不知多少年的人，则说的不是上海话就是粤语。而且，各个群体间的分野还是很清楚，彼此很少有互通有无的交流，各自把守着一堆，谈笑风生，没有什么主题，也没有什么成见，只是漫无边际地胡侃。

吃过饭后，主人和克林朔的组织者议论起元旦前夜的活动，我们这些肚子吃得歪歪的人们没有事可做，胡聊八扯了一会，就抹嘴儿着装扬长而去，跑会克林朔几个人凑起来打牌了。

……………………

元旦，这里的电脑在白天还是上不了网。这圣诞节不算是节，元旦不算是节，春节更不用说了，那么，只是严格地给机器编程作周末才可以全天候开放电话，别的时候，不管是上帝的事还是世俗的情都得束之高阁置若罔闻，这叫他妈的什么事啊！人面对机器，总是成为其奴隶；从此方面看不出有一点节日的宽容和助兴，倒是因为人们节日放假无所事事而通讯不便，平添了许多无奈和烦忧；挪威的官僚主义真让人觉得冷冰冰傻呵呵的没有一点生气，与窗外那片凄苦的寒冬一样地无情。

元旦前夜，奥斯陆大概有七、八十人到国际佛光会挪威分会去共渡新年。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克林朔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实实一大群，比前一次到此聚会时的人数要多出不少。

与此前的29日聚会不同，这次是下午5点到达，说是马上开饭。但虽然日程表上是这么安排，我等还是在行前吃了些东西，生怕29日那场面再现，把好端端体面高尚的我等弄得神经兮兮像饿爷似的看着什么都流口水。

不过，这次与上次不一样的是，早就被通知不只是素材，这次有荤的。不管怎么说，荤的素的在这里都不便宜。

克林朔30多人一上地铁，就坐了半车厢，满车厢里说的都是普通话，萦绕耳畔的都是乡音，还真有点在北京坐地铁的感觉，别的同行人也对此场面感到兴奋。这里圣诞节刚过，挪威人等西方人都还憋在家里余兴未尽，而且天寒地冻（这里白天的室外气温昨天是－10摄氏度）把视死如归的大鼻子们封锁到了房间里，除了紧要的事则都呆在暖融融的室内享受资本主义的温暖。地铁上，个别相对于中国人来说的外国人，一看到如此多的中国人在一起说着自己的母语，毫无感觉，地铁到了下一站纷纷下车跑到另一节车厢里去了，不再受黄祸的耳濡目染身体力行。要不说西方人潜意识里有些害怕中国人呢，这么一大堆人跑到一起，说着那些西方人听不动的话、想着西方人弄不懂的思路、干着西方人不明白的事、吃着西方人看着新鲜的饭菜……真不知道这些炎黄子孙们会捣出什么乱子来。

民族主义的发扬光大。

这些人浩浩荡荡地杀到了佛光会，一下子就把原本空空荡荡的房间挤得满满当当，再加上有闹闹等几个男孩子，外衣还没脱好就满屋子飞跑乱叫，从哪里弄了些气球每个孩子手里一个追打起来，使得这里马上就没有了方寸，乱哄哄地。幸亏我主慈悲，没有耷拉出脸色来满堂没趣。

在此前很早，作为奥斯陆中国留学生什么组织的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那个以前说到的内蒙古某大学的生物系主任、奥斯陆大学的生物学博士研究生就到处拉人追着要各位出节目。这时，到了佛光会，还是为了节目而对每个猎物穷追不舍。我是早就被盯上的一个，只是还没有确定要唱的曲目，也被拽来兴师问罪敲定嚎叫。

……………………

元旦前夜在国际佛光会挪威分会中国人的聚会上，台湾佛教组织专程有人赶到这里，为这台晚会祝贺。那个穿袍子的人初看上去分不出男女，只是笑着，傻呵呵地。据主人介绍，那是来自台湾的永护法师，为传教而在全球到处跑，很辛苦。

一阵礼节性的掌声后，永护法师笑容可掬地站到了前面，给我们这等迷途的羔羊们讲起其此行的意图来。

一开口，才听出那是个女的。

她说道，她出生在马来西亚，是台湾佛光山的法门弟子；她为了弘扬佛法奔走于全世界，到北欧也是经常的事，总是给丹麦的中国留学生们讲佛教，因为到处都有中国人，而且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何况还有很多非中国人对佛教也很有兴趣。佛教是不会去主动上门劝人信教的，因为要有诚心才可以对佛有灵，（在这一点上，好像是与基督教不同：据说，这里的基督教会总是有人往留学生的住处跑，而且开始时都锲而不舍的，不管你烦不烦，只要能进到你的房间，就对你谈个没完；而不少中国留学生是为了借此机会练英语听力，有的人则是为了搞一本免费的英语圣经，才经常让那些传教者到自己的宿舍，有的人没过多长时间，就故意失约而让传教者碰壁几次，从而中断了彼此的交流。不知道佛教如此习惯，是否与东方人的中庸温吞不卑不亢的礼节取向有关。）佛教无论从宗教的角度还是从哲学的角度，都是非常深奥丰富的。面对现代化，佛教也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局面，使广大信徒能有所取益。希望能借此机会有缘，以后能与各位交流，也很希望能参加这里的中国人的活动。…………

她的训话大概持续了15分钟。其间，她不住地说她不会耽误大家用餐，然后又自顾自地说下去。

闹闹以及那几个比他都大的男孩子则在外间吵嚷着满天扔着气球，并不时发出阵阵肆无忌惮的欢笑。大人们也无心去为了聆听佛旨而扰乱孩子们。

听着她那款款的声音，再闻得空洞而杳渺的内容，我和坐在旁边的到会者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当然，吃人家嘴短，你不能在人家吃饭，饭前却不让主人的主人说两句，即使这话你没兴趣，可要不就甩手就走，要想不饥肠辘辘就再忍耐一会。

最后，在大家的例行的掌声中，法师双手合十，一句“阿弥陀佛”结束了2001年她的最后一次训话。

在挪威，如同其他的社会行为一样，宗教活动是自由的，别的信仰事物也被允许。（在这里，法轮功可以公开活动，在大街上，有东方人和西方人一道分发法轮功的材料，也有中国人往往被突然逮着问起国内有关处理法轮功的事，问讯者不少是西方人。而出于回国后的各种考虑，被问者大都不愿作答匆匆走开。）如此，宗教活动都是在这种友善的气氛中进行。而且，各种教派都在竭尽全力往自己的门户里增添新生力量。

……………………

元旦前夜晚会上，台湾那个永护法师讲完了佛教简义后，佛光会的那个中文学校的女校长上来，又是让大家再次为永护法师的精彩演讲鼓掌表示感谢，并希望在座的各位来宾积极支持佛光会的各项活动，若能参加则更好。

后来才知道，如果要加入佛光会，别的好处不多，但要是想发发慈悲心肠，这里可大有用武之地，因为入会就意味着交钱赞助，而这对于这些留学生和为富不仁的访问学者们来说，好像太过遥远了些。

之后，在那对被选作主持人的男女的通告下，一干人终于又跳将起来，争先恐后脸红脖子粗地奔向了摆放饭菜的桌子。

这次倒是有肉了，但好像都是鸡肉，而鸡肉在这里是最便宜的；可能还有些鱼排什么的。别的就是与上次差不多的菜谱花样，只不过多了点春卷什么的，但那味道实在不好，添菜时就免了那样的玩艺；米饭是夹生的，咖哩胡萝卜汤也凉了。好在这天桌上还放了几十小瓶啤酒，让人望眼欲穿飞奔而去，但喝起来没有酒味，一看才知道这酒精度是2.1，据说是副会长（那中文女校长的老公的弟弟；而这里还有别的什么人之间也有着一层有一层的亲戚关系――看上去，这佛光会里的家族气息也是满浓重的，这更让外人望而却步）专程开车到瑞典边境买来的（去过的人说，这种酒精度的啤酒在那里不到6克郎一瓶），但不管怎么样，能在这年根儿喝上啤酒，也算幸事一桩了不是？

酒不足饭没饱只是没有了胃口而纷纷停杯投箸不能食，歇息了片刻，那对男女粉墨登场，开始了联欢的挑逗仪式。一上来，还是请了那永护法师唱了个什么佛教歌曲，听了半天我也没听出来那里面说了些什么，反正无非就是人间啊慈悲啊普渡众生啊之类的说头，而且那歌很长，在她那念经般的诵唱里让人昏昏欲睡，应了那句“吃饱了拾困”（就是瞌睡）的习语，好不日益捱到曲终，她还是念念有词说如果谁愿意找她了解有关情况她非常乐意交流，但直到结束，也没看到有佛光会以外的人与之交谈，倒是不得已很早悄悄退去远走高飞了。

之后就是克林朔这帮子人的天下了。先是访问学者男女对唱了个什么打情骂俏的流行歌曲，然后就是我扯着脖子吼了一爿《同一首歌》，接着就是探戈舞、各种流行歌曲、迪斯科、那个内蒙古生物系主任的蒙古族歌曲、猜奖活动等，其间，佛光会的人只有一个太极拳和太极剑，完毕后就纷纷退场打道回府，也顾不得看自己捐献的那些奖品究竟被什么人骗走了。

这些人虽然很积极地参与节目，但却没有什么幽默和起哄，稍有越轨，那个生物系主任就要出面阻止――看来，他还是当政客惯了，见不得有任何活跃气氛的举动存在。因此，即便在国外，碰上了这类中国人之间的活动，除非早就知道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为所欲为，否则注定是不会尽兴的。

……………………

元旦晚会上，开始时还有预订的节目，到后来就是卡拉OK和舞会随便了，佛光会的人最后才被想起来唱了个什么歌。

我对这种OK从来就找不到感觉，看着人人都兴致勃勃地啃着麦克风，我就连北都没有了；而对舞会，我更是避犹不及，不会跳舞是原因之一，而总是无法融入那氛围则是更让我无地自容之处。要不是为了闹闹回到家里又是孤零零一个人没人玩，以及11点半开始放焰火，我恐怕早早就溜之大吉了。

时间终于到了，可以不再忍受那稀奇古怪的歌声和那黑压压的舞族们了。我们到了户外，天气很冷，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四周早就有人放起了焰火。我们好几十人浩浩荡荡地走到一个街口，已经接近零点了。

这时，焰火一下子多了起来，满天都是姹紫嫣红，而且那都是来自中国，一时间，天空被中国产品占据了，MADE IN CHINA满天飞舞着，笼罩在奥斯陆的夜空上，装点着这北欧都市除旧迎新的时刻以及这城市里挪威人和在这里居住外国人的心情。

这是我在国外过的第一个元旦，是空前的，是不是绝后的我不知道。这是我到挪威的第84天――我到这陌生的欧洲已经呆了两个多月了。

42岁过了，我来到了国外，看到了西方人的环境与生活，目睹了中国人在西方的这里的形形色色点点滴滴，也让自己在全新的气息中体验到了别样的滋味，令自身平添了另类的感受。我在一个看不起甚至敌视外国人的地方充当着外国人，在一个纯粹的西方地区却只能是个东方人，以一个准自由之身在一个貌似自由的国度找赎着专制的色彩和味道，用在国内早已因发生在我和那些乡下进城的打工仔的事件而熟悉的情形再度且重新品味着下等人的屈辱与不公。

这时，国内的新年已经快过去7个小时了，人们都快从睡梦中醒来去呼唤新年里的第一个黎明了，而在这里，我们玩命回忆和撼动着那沉眠了的往日辞旧迎新的情感和喜悦，试图寻回理想与希冀中洋溢着欢笑、快乐、无所畏惧和舍我其谁的振爽，奋发些许在这漫漫火团礼花之上凌云的豪情。

这两个多月，我的身体状况比以前差了许多，呆在室内动弹不得，体重下降了超过5公斤，牙快掉了，别的地方毛病丛生。这大概也是出国的收获之一。

人们还在放焰火，并看着那些升天的礼花而喜形于色乐不可支，不少住在附近的挪威人也跑出来，看着一大群中国人放的玩艺。

那一时刻终于到来了，人们相互道着新年的祝贺。闹闹跑前跑后，对每个人都嚷嚷着“新年快乐！”得到了每个人赞许的回应。

是啊，新年快乐，是此时此刻还是在整个新的一年里呢？我们在每年的此时都是如法炮制这一说辞，但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转，相反，倒像是黄鼠狼下耗子那样地一代不如一代一年苦似一年。

但愿2002年能好些……

……………………

元旦晚会后我们跑到户外放焰火，还没完全结束，我们这一大群人就返回身去往地铁站走，怕耽误了最后一班地铁。到了以后，大家都在站台上等着。

雪越下越大，附近的挪威人还在放着中国制造的爆竹和焰火，有不少人在户外奔跑着追逐着欢乐着。站台上则很冷，候车的人们有的蹦着跳着试图身体暖和些。不时，有成群结队的挪威人叫喊着到站台上候车，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

上了车，这群中国人余兴未尽，还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没过两站，有6个喝醉了的挪威小伙子上了车，其中一个摘下手套，与车上的每一个人握手，酒气醺醺地道着新年快乐，而他走在车厢里的通道上时，身子稳当不了，左右摇晃，不时踉跄在某个乘客面前。他跑到我的对面，久久地握着我的手，眼睛红红地嘴里叨唠个没完，然后又把手里的啤酒罐递给坐在身旁的另一个黑人乘客，那黑人无可奈何地接过罐，没敢喝，只是帮他举着，一会儿他又向所有的乘客再一次握手道新年好后，回来夺过酒罐，拿不稳酒撒了出来，他迷糊着眼睛，问出了什么事；另一个醉鬼却俯在我的耳朵旁大声地用挪威语喊着什么，旁边的中国人告诉我他要我和干杯，要我别理他，说越理他越来劲；另外几个醉鬼则站在车厢门出大声说笑着，不时呼叫这两个人的名字，而这两个家伙还在从事着他们初始的行经。有一个同行的中国人站起身来，用挪威语对他们说他会中国功夫，要教教他们，那几个人与他谈笑着，并没有被这功夫所镇慑住。之后，6个人在车厢里大声唱起来，唱到高兴处则都用脚用力跺着地板，车厢里满是酒气。乘客们都希望他们赶快下车，别闹出点什么事儿来。比他们先上车的几个挪威人有男有女坐在我们后面，对他们赞许着，大概尽管不如他们喝得多，可也没少喝。他们在国家剧院站下了车，不知道是不是跑到别的地方又去喝了，留下了一股寒流、一片寂静和难闻的气味。停车时，看到对面站台上有几个穿醒目红制服的人，据说他们就是在这时候出来巡逻防止醉鬼闹事的，但倒霉的是他们站在了对立面。

不知道这些醉鬼如果被抓住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但是，就算是有人管，还是拦不住他们寻衅滋事伤害无辜。挪威的醉鬼很多，送报那些人经常能看到醉鬼夜宿街头或者楼梯上，他们在还能走动时会缠住每个能碰到的人唠叨，除非你转身走开，要不然就会被一直纠缠无法脱身。这对那些送报纸、在中餐馆打工等上夜班的人是有危险的。不过，倒没听说被醉鬼进行人身伤害的事。可不管怎么样，挪威的醉鬼可比国内的醉鬼更明目张胆，也更富于对陌生人的进攻性。

这样的福利国家，弄了这样一批人，让我第一次与挪威醉鬼一起过了部分新年的第一个深夜，体会到了对许多事依然是无可奈何的窘境。

这年过的！

……………………

在挪威，中国留学生挣钱的途径还有一个，就是为了到这里来旅游观光的中国人（包括香港、台湾的人），偶尔也有说汉语的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做导游。

在国内时，听到过这样形容中国人到海外旅游情形的顺口溜：上车就睡觉，下车就撒尿，到了景点就拍照，回来什么都不知道。

奥斯陆屁大点地方，可供游览的地点并不是很多，而亚洲客人多对那些欧洲古迹和名胜不太感兴趣。因此，这种典型的欧洲小城市，对于那些想看点刺激而新鲜的中国人来说，并不具有太强的吸引力。于是，为其做导游就成了件很需要耐心和技巧的事情了。

这里的导游工作内容，就是带客人参观景点，陪客人在餐馆吃午餐，以及按时接送客人上下火车、轮船或飞机。

而在这里做导游，是需要考取专门的许可证的。这与挪威方面屏蔽外人染指其就业机会的整体政策相一致。目前，在奥斯陆的中国留学生中，只有一个人考取了该证并由此成为具有合法资格的导游。据说，考那样一个证需要花三万美元，这也是令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望洋兴叹的。那个幸运的拿到证的女孩到这里已经有几年了，她是到这里来找其在国内时的男朋友的。那男的好像来自广东，身高也就一米五几，但却精明狡诈，在这里已经呆了四、五年，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们在这里同居也已经很久了。这一对几乎不与在这里的中国人来往，交了一大堆挪威之类的的西方朋友。

按说，出国了，与当地文化融合，尽量少与中国人来往，是尽快适应所处环境的最佳方法，应该是从西方人那里学到不少优良的品质和做法。可从目前的结果上看，这对的造化并不怎么样。这不禁让人想到，如果将中国和西方的龌龊相融合，那将是更可怕的事。

这里，逢到了旅游季节，游客会比较多，特别是，国内近几年来，公费出国考察旅游也是消化单位小金库和不法收入的一个便捷而堂皇的渠道，每年都有不少省部为单位、形形色色的考察组织、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带队这奥斯陆来游玩。

这时，单凭那女孩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已经完全不足以应付这浩浩荡荡前呼后遮天蔽日拥接踵而至的腐败大军，需要她以自己的名义把团接下来，然后委托给这里别的中国留学生，让其以那女孩的名义去接待那些黄脸族。

而这样的缝隙，就给那对中国南方的男女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利益和商业利益，他们可以在这里的中国人圈子中堂而皇之地作二包，通过霸占导游工作资源、转发导游活计，能使他们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中俨然成为克郎的恩赐者，并以克扣中国留学生劳动所得的血汗钱为手段发财、很快又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同时，作为中国人里凤毛麟角的合法导游，他们有可以出没于各种别的留学生不可能涉及的社交场合，借助不少中国人的努力，使自己爬到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上。

……………………

在挪威，中国留学生里只有那一个女孩考取了导游工作许可证，于是，别的中国留学生要做导游，必须隐姓埋名，以她的名义并从她的手里把活接下来，再去从事披星戴月的工作。

通常，按照西方的惯例，客人对待那些需要付出劳动、特别是像餐馆跑堂、酒店搬运行李或导游这种辛苦事，是需要给小费的；而小费作为一笔税外的收入，是为很多留学生所津津乐道并望眼欲穿的；但中国大陆人作为客人时，大都没有这种习惯，而是觉得享受服务是理所当然的，所有的开销都已经包括在支付给旅游公司的钱里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作为公费旅游者，是需要回去报销做帐的，而像小费这类没有发票单据的开销，在财务上是不被认可的。因此，大陆客人不给小费已经成为定式，相应地，这里的中国留学生都不爱带大陆旅游团，而喜欢那些台湾人、新加坡人、香港人。

更为令人恼火的是，大陆人能出国旅游的，大多是先富起来的那帮子人，有政府公务员、外企高级白领、乡镇“企业家”、国有企业既得利益阶层、已经五花八门男盗女娼光怪陆离人模狗样的牛鬼蛇神们。他们都一个个为富不仁，很有颐指气使的作派和习俗，却很少宽厚和容忍。可是当了回上帝了，把腚撅到了鼻子上面，气势汹汹横行霸道，看什么都不顺眼总觉得花那些钱亏心的慌，对留学生导游工作稍有不满就到旅游负责部门去投诉，而且有些不满纯属胡搅蛮缠混不讲理。事实上，大陆团投诉比例是最高的，而且要高出别的地方的旅游团好多倍。（可怜可恨的大陆人！）而一旦遭到投诉，导游者就会受罚，也许辛辛苦苦好几天就会白干。如此，这里的中国留学生更视大陆团为洪水猛兽敬而远之避犹不及。

但是，那些能给小费、特别是出手比较大方而且多是用美元支付小费的台湾人、新加坡人的团，那一对男女自己还把住要挣钱呢，而这些人嫌狗不待见的大陆人，也总得有人招呼呀，不能大老远地跑到挪威来没人管呀；可那对男女如果光是把精力费在了大陆人身上，不是耽误了许多小费美元以及带其他国家和地区旅游团的愉快心情和偷工减料吗？于是，带那些倒霉的大陆团这样的风险大收入少憋屈受罪的事就只能剩留给了别的留学生去拣了。

而所有导游工作与旅游公司结帐，必须是那女孩单独出面，别人因为没有工作资格故而无法亲临现场，于是也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工作的真实报酬水平。那样的话，被克扣多少，只能是笔良心帐了。

非但如此，那男女还不时劝说留学生把别的活计辞掉，专职干导游。但导游活并非全年都有，季节性差异非常大，有时近半年没有事可做，而且又如此苦乐不均受制于人，如果真是辞了，还不是钻入了那男女的套、非被他们捉弄个半死不可？

这是怎么了？

中国人坑中国人呗。

可恨的中国人！

……………………

在国外的定期出访的中国人里，也有着大批的国内既得利益阶层成员。其中，访问学者就是主流人群。

如果有人能花费笔墨和精力以及耐心，把那些访问学者的行径一一记录下来，肯定是件很好玩的事。我平常与这些人不打交道，所以对其所知甚少。不过，听这里别的人说起那堆事，倒也是津津有味的。

这里有一个从国内西部来的访问学者，其老公是该地区某政府部门的厅局级头目，当仁不让地是宦官阶层中的一员。她到这里来，开始时天天只买水果和蔬菜吃，说是别的食品不利于健康！在挪威这种物价环境中，能天天吃得起水果和蔬菜，一般人是想都不敢想的。她在这里找了教育系读，但从来不做作业，上课时也从来不发言，即使是全班人挨个发言，到她那里也准卡壳，说是她不清楚（不知她是没听清楚，还是对如何回答问题不清楚，抑或是别的什么弄糊涂了她），要不然就是借口没准备好（这种随机发言是不需要准备的，只是以平常阅读作为基础）。因此，她刚和人接触时还可以给人留下个很有风度和教养的印象，可逐渐地，却成了班上所有人、特别是非中国人所耻笑的对象，更是中国人的耻辱。

而她在中国人群里，也是如此，成天价对这个承诺对那个许愿，可是谁也没见到过她兑现过一次，而类似甩中间人的事倒干得麻利：有一次她牙疼，这里学牙医的那个中国人找到了其挪威导师为其进行了治疗，她痊愈后要请那个导师，却没有那留学生什么事；而当她找不到那个导师时，还要问那留学生如何找到其导师！

她能如此地对待中国人，想必对外国人也会如法炮制。

所以，这里的人说，她到处给中国人丢脸，到哪里都留下了坏名声。

她的行程是9个月，但她在挪威一直呆了13个月才走，原来是想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再混下去乃至能长久赖着不走，但以其成绩和人缘当然是未遂了。而临走时，也因为到处借住处而又不去住、以及从早到晚很神秘地出去社交弄得周围鸡犬不宁的。

但行前，她的举动倒是让很多人吃惊：她在这里像疯狂似地买英文书，一箱一箱地往国内邮寄。别人很纳闷：她什么时候变得热衷于书本了？在这里连一节完整的课都没上过，本来想拿个学位可一看读书还是有些艰苦不如天天游手好闲于是给放弃了，挪威的图书这么贵（随便一本书要好几百克郎）而且还很沉，不是瞎花钱么？（当然，这些开销很可能又以资料费或书报费加运输费的名义充到了某个公家的帐上去了――国有资产继续流失着。）

后来，人们才弄明白，她是为了装饰家里的书架，说明她到国外留学并没有闲逛，而且饱蘸诗书衣锦还乡，那肚子里除了水果、崇洋媚外和言而无信的内容外，还是有不少学问的，曾几何时，那些书也是被恶狠狠地吃下去过的……

这仅仅是访问学者中的一例。

……………………

这里的访问学者里，家里有银行的、政府机关的、高校的、事业单位的……七七八八都是些享受特权的行当，一般的打工者是很难染指介入的。

在国内，要是某个人能摊上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转悠的机会，那此人的关系背景和钻营功夫一定了得，通常在单位里会是那种八面玲珑上下通吃的主儿，而且仅仅依靠个人能力往往只是成为访问学者的必要条件，而其充分条件则是具备坚实殷厚的社会关系，往往就是国内那些身为宦官或执掌某方面权力的要员之类的腐败阶层的近亲，甚至访问学者本人就是个名副其实的腐败者。

当然，不能说所有的访问学者都是腐败分子，但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看，孤立的访问学者难于与腐败脱钩；就其性质而言，访问学者现象本身就是很值得教育政策、行政管理、审计机构等领域的工作者仔细琢磨的。

在克林朔居住的中国人里，2001年来了不少的访问学者。他们在这里呆的时间不等，最少的可能只有十几天，那么这种人是不会与这里其他中国人有什么往来的；也有的是几个月，而能成气候的多是一年期的。他们自成体系，与其他读学位的留学生不大来往，也很难找到共同的话题，在如今这身份化的社会里，他们构成了非正式群体，并由此而制造和演绎着访问学者群体的文化。

由于不是读学位，不用考试，不用花费心机去与导师和同学交往，所有的课可上可不上，对于所学内容基本上可以听之任之无所谓，有的临回国了对专业内容还处于没入门的状态，而把在国外这些时日更多地就留给了游玩。而访问学者们都花着国家给的钱（见鬼，这些钱还不是纳税人的血汗！），衣食无忧，不用为了个人生活开销而犯愁；更何况，绝大多数访问学者的家庭收入状况远非许多经过痛苦而漫长的研修奔波才有了这次出国机会的留学生们可与之相提并论的，访问学者通常是不会为了减轻国内家庭负担而在国外滞留期间去打工的，更多的时候，这些人三天两头凑在一起吃喝玩乐，美其名曰身份相同趣味相投取长补短；而在开销上，也颇有挥金如土的气概，与之动辄上千块钱眼都不眨地花出去的消费状况相比，留学生和家属们往往自惭形秽，躲开他们还是过自己斤斤计较的小日子。

而那些访问学者们凡有各类娱乐场合是必不可少的，非常热心于参加各种玩乐活动，这大概与其在国内的生活方式相吻合。唱歌、跳舞、游戏、旅游……乐此不疲。

也许，访问学者现象就是个腐败现象。这是因为，对于出国还是非常困难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能花国家（百姓）的钱跑到灯红酒绿的国外游手好闲地游玩呆着，这肯定是一种恩赐和侥幸，也就是说，是一种资源。其中，有可能是一种经济资源，但在更大程度上，则会是一种某个阶层里的权力资源或政治资源，虽然这种资源是以鱼肉百姓为前提和基础的。

……………………

那些访问学者们天天到处游来逛去，把奥斯陆转了个底儿朝天，比起已经在挪威呆了很久的人来说，访问学者们对市区的熟悉程度绝不比别人差，而某人某商场打折促销、某时某旅游线路便宜之类的的消息，更多地就是从他们那里传出来的（我元旦之所以能廉价去哥本哈根观光，就是得益于这些访问学者的嗅觉灵敏），好像他们最擅长而且只能做的，就是到处打探有什么更值得吃喝玩乐之途。

也无意中听到男男女女访问学者彼此间开玩笑，特别是在他们肆无忌惮地喝酒豪饮后，狂呼滥喊语无伦次烟气氤氲酒色迷离之际，那玩笑就更加猥亵裸露直奔颈部以下、卧榻之上兴致勃勃而去。但感觉上的确有些恶俗，就算是男欢女爱卿卿我我，可其露骨、粗俗、乏味和无聊程度也真让人觉得还不如当场就放倒在地精光灿烂气喘吁吁一蹶不振的好，省得总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么酸不溜秋眉来眼去扑朔迷茫却又只是意淫口犯色大胆小弄得乌烟瘴气可回到宿舍嘛也没有只能洗洗独自向隅睡了，也免去了在场其他人的视听环境、心灵和情绪的污染。

这些访问学者们，几乎个个都以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以及收入水平到国外来无所事事并赋税，这本身就是非常奢侈的，而如果承付着这些得天独厚的待遇，在经济是没有负担，在学业上亦然，那么处于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除非本人很有进取心，大抵多数人是不会有所成就的，不仅是中国人，换了别国人也会好逸恶劳趋利避害得过且过放任自流。

而如果中国访问学者现象不被杜绝，慷国家和百姓之慨的事还会层出不穷的。

如今，不管是否合算，中国已经加入了WTO。而WTO对加入国的约束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的国民待遇。而我们平常所见所闻所思所念的国民待遇，更多地还是能给予在中国的外企以类似国内企业的同等待遇，（事实上，这些外企里大多数嘴上嚷嚷得欢，但几乎全都从中国获得了法定范围之外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跨国公司，偷税漏税、歧视员工、哄抬物价、怠慢顾客、虐待职员、徇私枉法等无所不为，甚至凭借其财大气粗而与腐败的官方沆瀣一气中饱私囊干个更多的非法勾当；入世后他们的叫嚣，只是希望能将现存的横行霸道合法化。）却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类似访问学者这类现象从国民待遇方面所碰上的令人尴尬的问题――这种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就是社会差别的表现，就是机会在国民间分配不平等的具体化；而国民待遇，是要求社会所有资源在具有国民身份的主体间在分配的动机和结果上力求达到平等的，不仅是对待已经或即将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或企业，在中国人或企业之间，也必须服从这种原则和规定。但可悲的现实是，我们依然会在很长时间里不得不面对这种已经为公众习以为常并觉得事不关己因而听之任之的差别化对待。

令人困惑的访问学者制度和访问学者们！

……………………

说到这里的中国人红杏出墙的倾向，还是有些事可以一谈的。

这里有个去年刚来的主儿，平常在与人闲谈里，流露出他听说并本以为包括挪威在内的北欧国家是性开放国度，人们对性行为采取无所谓的态度，逮着谁就可以上床，双方愉悦一番各自离散，谁也不欠谁的，再碰上形若路人甚至根本就认不出来了。

满怀遭遇到每日惊喜的憧憬，到这里却大失所望，感情挪威人一个个都那么一本正经的，就算是有什么花前月下的行经，也没让中国人沾边的份儿。

没辙，只能闲聊里对同胞们发泄一下，还落得我总是在其宿舍较晚有人按门铃之际就取笑道在座诸位是否回避给其久违了的惊喜留下辗转腾挪空间。

他自己却依然对此津津乐道，说道美国人平均有6.2个性伙伴，看他说及此数字时的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就知道那是多么地让人心情激动和豪迈；而据某项国内的调查，中国人平均也有2.1个性伙伴，尽管我对此数字深表怀疑，但无论如何，不少中国人拥有性伙伴的现实，对于在这富裕的地方说起来也是国家使出吃奶的力气想吸引回去留学人员但实际上却只是形影相吊的中国老爷们儿来说，是何等的不公和残忍。

这里的中国人平常处于很无聊的状态，闲下来自然地就会编造和流传出一些有关男女方面的真假难辨的绯闻来，或是仅凭猜测，或者干脆就是感觉谁和谁更合适……

那次去佛光会，闻得那个到会的、身为挪威政府建筑部顾问的、并为此次新年晚会赞助了啤酒之类的副会长好像处于独身状态。于是，回到克林朔后，就开始有人打起这方面的注意。那个想与学文学的博士老公离婚的半老女人在公开场合就说人家功成名就可能更喜欢年轻女人而盘算着自己大概会不会被列为弹着点；而别人就想着能不能从克林朔里硕果仅存的几个未婚女士里摆弄出一个来与其婚配也算是又有了一出热闹好看说不定还赶得上蹭几块糖喝上点酒解解馋。

这里中国人里有的女孩子也是疯疯癫癫的，成天到晚对有的已婚男人“亲爱的”、“宝贝儿”的不离口，显示出新中国女性的泼辣爽朗和开放洒脱。也许，这里还真有些男士经不住这种身旁的诱惑，长期憋着也实在是不人道，挪威又不允许公开招妓，生理问题总是得解决；而独处的滋味也实在是不好受，枯萎了的情感急需抚育，干涸了的秧田迫切盼望着有效的灌溉，在很多时候，饥渴比忠贞更显示出现实的优越性和充满人文气息的关怀，而每个人单独一个房间的条件放着不充分利用等什么呢？

想想吧，出国留学，就自然会产生红杏出墙，就天生能出产家庭危机。也难怪，谁都吃五谷杂粮，谁都有七情六欲，谁见了悦目的异性都会流连忘返，谁碰见了到嘴边的无偿肥肉不啃一口尝尝腥才是傻B！

就这，你放心出国留学不？

……………………

其实，中国人在国外，还是摆脱不掉国内的那形形色色的影响。

拿在挪威留学的留学生来说，相对于那些在国内就已经是高官厚禄无忧无虑的访问学者而言，读学位是其能够回国谋生的唯一选择。

可是，除非是公派，读学位就得出之有名，所读的专业和方向必须能有导师认可；而导师认可的前提，是方向有意义，并能自己为该专业自己所读的项目找到资金支持，否则读学位将是很困难的，没有导师，自然是读不了的。

找资金说起来容易，有钱就行，但挪威这里是不认可个人对于所学专业项目的赞助的，需要另辟溪径；可要是从国内找资金，那就得找到国内的相关学术单位作为资金经过单位，以使项目正规化。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就算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磕头烧香找对了庙门，终于找到了那里的学术负责人并当面亲口对其说明了此项目的意义以及挪威方面对该项目的赞许和认可，那么极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那个负责人笑吟吟地接待并答应了你的请求让你喜出望外地打道回府，可不久你就会发现，你在挪威的名额莫名其妙地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被顶替掉了，而来的人恰恰是接待你的那个学术负责人的学生或亲友。

说起来，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世界各国对中国都较为重视，因此中国各机构总是能有很多项目的机会，那个负责人大概是不会看得起挪威这种地方的，有机会还是要往美国跑；而出国留学或成为访问学者对于国内很多人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也是那个学生负责人给其学生以实惠的由头、或对其亲友显示一人得道身份和实力的尚佳时机。你把这种那个接待你的负责人平素是不愿意花工夫去查询的机会送上门去，这不是闲来无事自取灭亡么？

也就是说，到国外来的留学生或访问学者里，有不少留学机会就是在这种言而无信巧取豪夺的状况下产生的。就算那些省吃俭用倾家荡产费尽心机找到了留学机会的人来说，你以为就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而不被坑害？

作为QUOTA项目的留学生，一般来说，毕业论文都是要写有关自己祖国的题目，那么很自然，这些留学生是要回国进行调查和数据采集的。这样，就必须在国内找到编外导师。可那将是个很艰苦而烦人的工作。那导师，或者对你不理不睬从来不过问你的事答应你好好的就是不见其动静还总是威风凛凛地对你教训个没完急死你也不会对你表示丝毫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或者就是不择手段要将你的调查和数据留下，变成其自己的研究成果。

如果你要是找到国内的什么机构试图索取现成的调查结果或数据，最好是找个国内机关出面并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千万别说你是在国外留学的，否则你会被拖延得抓耳挠腮上蹿下跳如坐针毡，对方的不紧不慢相敬如宾的背后，真实意图是那个单位或接待你的个人要狠狠地敲你一笔，谁让你是拿着国外的钱呢！

哪儿能找到不腐败的地方呢？

……………………

在挪威，中国人总是爱徇私枉法。

平常坐地铁，中国人是最爱逃票的。这里的地铁从来没人收票，如果运气好，可以总是不买票而蹭车。特别是从奥斯陆大学到克林朔这一段，是奥斯陆的近郊区，只有5路地铁（目前整个奥斯陆就有5条地铁线路）经过，通常是不会有人抽查这里的。因此，对于那些从住处到学校的人来说，很有条件去白坐车不掏钱。

圣诞节前后，学校放假，学生们没有回家的都在克林朔呆着。偶尔到市中心去转转或采买些食品蔬菜日用品什么的，就不用买月票了。可是，每逢乘车，中国人连一次性的票或持有8次票都不愿意买或打一下卡。他们宁可在乘车时左顾右盼神情恍忽四面楚歌地如坐针毡，并以此为乐。

我以为，这样做的成本太高，就算是没有人抽查而侥幸得以逃脱，但其对个人品质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且是不良的；同时，在紧张中乘车对身心造成的伤害远比花上十几克郎所付出的要多。就更不用说被逮个正着了。

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逃票被逮着，大概是要罚一千多克郎，或者当即就让你买一张季票，而那时可能正好是某个季度的中间，你那张季票已经一半浪费掉了；而且，还可能会在你个人信用记录上写下羞辱的一笔。

当然，这里并不只有中国人逃票。挪威人如果把自行车或狗带上地铁，按照规定也是要买票的，但有的挪威人就是不买，碰到抽查者还理直气壮地争辩或想挣脱。

挪威公共交通工具上抽查的次数明显少于丹麦，丹麦那里甚至与国内差不多，上车就有人查票。

通常，抽查者都穿着制服，比较好辨认，但也有时他们便装上车，

凭借所出示的证件随机抽查，这就防不胜防了。

曾经有中国人琢磨过也拿个证件（到国内街头上买一个？）去抽查乘车者，但由于假如发现逃票者也只是从其帐户上直接将罚款划归地铁公司而没有现金过手，因而找不到有机可乘的漏洞而作罢。

这里有个从复旦来的现在正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河南人，很不走运，仅有的两次逃票都被抓住了。看来河南人在海外也运气不佳。她老公在上海惠普做部门经理，收入可观，因此她不必像这里其他中国人那样辛辛苦苦打工聊补生计，在这里时不常打的（这是其他中国留学生想都不敢想的，很多挪威人也不会动辄坐出租车），她总是爱和非中国人在一起，有着很频繁的业余活动，即使是中国人类似看电影的活动，也要每次带不同的西方人来；平时说话时分贝非常高，属于尖声尖气的那种语调。不知道她被抓住那当口是否依然喧宾夺主。

而当满车厢的人都在看着那个中国人被罚的情形时，他们会怎么想呢？

平常，中国人要是干例如采买之类的事情，总是爱拉上别人一同前往，而如果其中有人逃票，同行的人也得跟着紧张兮兮的，帮着逃票者望风观察是否有抽查者上车。一旦有风吹草动，马上下车逃之夭夭。

就这样，中国人在国外的名声能好得了？

……………………

在国外的定期出访的中国人里，也有着大批的国内既得利益阶层成员。其中，访问学者就是主流人群。

如果有人能花费笔墨和精力以及耐心，把那些访问学者的行径一一记录下来，肯定是件很好玩的事。我平常与这些人不打交道，所以对其所知甚少。不过，听这里别的人说起那堆事，倒也是津津有味的。

这里有一个从国内西部来的访问学者，其老公是该地区某政府部门的厅局级头目，当仁不让地是宦官阶层中的一员。她到这里来，开始时天天只买水果和蔬菜吃，说是别的食品不利于健康！在挪威这种物价环境中，能天天吃得起水果和蔬菜，一般人是想都不敢想的。她在这里找了教育系读，但从来不做作业，上课时也从来不发言，即使是全班人挨个发言，到她那里也准卡壳，说是她不清楚（不知她是没听清楚，还是对如何回答问题不清楚，抑或是别的什么弄糊涂了她），要不然就是借口没准备好（这种随机发言是不需要准备的，只是以平常阅读作为基础）。因此，她刚和人接触时还可以给人留下个很有风度和教养的印象，可逐渐地，却成了班上所有人、特别是非中国人所耻笑的对象，更是中国人的耻辱。

而她在中国人群里，也是如此，成天价对这个承诺对那个许愿，可是谁也没见到过她兑现过一次，而类似甩中间人的事倒干得麻利：有一次她牙疼，这里学牙医的那个中国人找到了其挪威导师为其进行了治疗，她痊愈后要请那个导师，却没有那留学生什么事；而当她找不到那个导师时，还要问那留学生如何找到其导师！

她能如此地对待中国人，想必对外国人也会如法炮制。

所以，这里的人说，她到处给中国人丢脸，到哪里都留下了坏名声。

她的行程是9个月，但她在挪威一直呆了13个月才走，原来是想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再混下去乃至能长久赖着不走，但以其成绩和人缘当然是未遂了。而临走时，也因为到处借住处而又不去住、以及从早到晚很神秘地出去社交弄得周围鸡犬不宁的。

但行前，她的举动倒是让很多人吃惊：她在这里像疯狂似地买英文书，一箱一箱地往国内邮寄。别人很纳闷：她什么时候变得热衷于书本了？在这里连一节完整的课都没上过，本来想拿个学位可一看读书还是有些艰苦不如天天游手好闲于是给放弃了，挪威的图书这么贵（随便一本书要好几百克郎）而且还很沉，不是瞎花钱么？（当然，这些开销很可能又以资料费或书报费加运输费的名义充到了某个公家的帐上去了――国有资产继续流失着。）

后来，人们才弄明白，她是为了装饰家里的书架，说明她到国外留学并没有闲逛，而且饱蘸诗书衣锦还乡，那肚子里除了水果、崇洋媚外和言而无信的内容外，还是有不少学问的，曾几何时，那些书也是被恶狠狠地吃下去过的……

这仅仅是访问学者中的一例。

……………………

这里的访问学者里，家里有银行的、政府机关的、高校的、事业单位的……七七八八都是些享受特权的行当，一般的打工者是很难染指介入的。

在国内，要是某个人能摊上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转悠的机会，那此人的关系背景和钻营功夫一定了得，通常在单位里会是那种八面玲珑上下通吃的主儿，而且仅仅依靠个人能力往往只是成为访问学者的必要条件，而其充分条件则是具备坚实殷厚的社会关系，往往就是国内那些身为宦官或执掌某方面权力的要员之类的腐败阶层的近亲，甚至访问学者本人就是个名副其实的腐败者。

当然，不能说所有的访问学者都是腐败分子，但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看，孤立的访问学者难于与腐败脱钩；就其性质而言，访问学者现象本身就是很值得教育政策、行政管理、审计机构等领域的工作者仔细琢磨的。

在克林朔居住的中国人里，2001年来了不少的访问学者。他们在这里呆的时间不等，最少的可能只有十几天，那么这种人是不会与这里其他中国人有什么往来的；也有的是几个月，而能成气候的多是一年期的。他们自成体系，与其他读学位的留学生不大来往，也很难找到共同的话题，在如今这身份化的社会里，他们构成了非正式群体，并由此而制造和演绎着访问学者群体的文化。

由于不是读学位，不用考试，不用花费心机去与导师和同学交往，所有的课可上可不上，对于所学内容基本上可以听之任之无所谓，有的临回国了对专业内容还处于没入门的状态，而把在国外这些时日更多地就留给了游玩。而访问学者们都花着国家给的钱（见鬼，这些钱还不是纳税人的血汗！），衣食无忧，不用为了个人生活开销而犯愁；更何况，绝大多数访问学者的家庭收入状况远非许多经过痛苦而漫长的研修奔波才有了这次出国机会的留学生们可与之相提并论的，访问学者通常是不会为了减轻国内家庭负担而在国外滞留期间去打工的，更多的时候，这些人三天两头凑在一起吃喝玩乐，美其名曰身份相同趣味相投取长补短；而在开销上，也颇有挥金如土的气概，与之动辄上千块钱眼都不眨地花出去的消费状况相比，留学生和家属们往往自惭形秽，躲开他们还是过自己斤斤计较的小日子。

而那些访问学者们凡有各类娱乐场合是必不可少的，非常热心于参加各种玩乐活动，这大概与其在国内的生活方式相吻合。唱歌、跳舞、游戏、旅游……乐此不疲。

也许，访问学者现象就是个腐败现象。这是因为，对于出国还是非常困难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能花国家（百姓）的钱跑到灯红酒绿的国外游手好闲地游玩呆着，这肯定是一种恩赐和侥幸，也就是说，是一种资源。其中，有可能是一种经济资源，但在更大程度上，则会是一种某个阶层里的权力资源或政治资源，虽然这种资源是以鱼肉百姓为前提和基础的。

……………………

那些访问学者们天天到处游来逛去，把奥斯陆转了个底儿朝天，比起已经在挪威呆了很久的人来说，访问学者们对市区的熟悉程度绝不比别人差，而某人某商场打折促销、某时某旅游线路便宜之类的的消息，更多地就是从他们那里传出来的（我元旦之所以能廉价去哥本哈根观光，就是得益于这些访问学者的嗅觉灵敏），好像他们最擅长而且只能做的，就是到处打探有什么更值得吃喝玩乐之途。

也无意中听到男男女女访问学者彼此间开玩笑，特别是在他们肆无忌惮地喝酒豪饮后，狂呼滥喊语无伦次烟气氤氲酒色迷离之际，那玩笑就更加猥亵裸露直奔颈部以下、卧榻之上兴致勃勃而去。但感觉上的确有些恶俗，就算是男欢女爱卿卿我我，可其露骨、粗俗、乏味和无聊程度也真让人觉得还不如当场就放倒在地精光灿烂气喘吁吁一蹶不振的好，省得总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么酸不溜秋眉来眼去扑朔迷茫却又只是意淫口犯色大胆小弄得乌烟瘴气可回到宿舍嘛也没有只能洗洗独自向隅睡了，也免去了在场其他人的视听环境、心灵和情绪的污染。

这些访问学者们，几乎个个都以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以及收入水平到国外来无所事事并赋税，这本身就是非常奢侈的，而如果承付着这些得天独厚的待遇，在经济是没有负担，在学业上亦然，那么处于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除非本人很有进取心，大抵多数人是不会有所成就的，不仅是中国人，换了别国人也会好逸恶劳趋利避害得过且过放任自流。

而如果中国访问学者现象不被杜绝，慷国家和百姓之慨的事还会层出不穷的。

如今，不管是否合算，中国已经加入了WTO。而WTO对加入国的约束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的国民待遇。而我们平常所见所闻所思所念的国民待遇，更多地还是能给予在中国的外企以类似国内企业的同等待遇，（事实上，这些外企里大多数嘴上嚷嚷得欢，但几乎全都从中国获得了法定范围之外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跨国公司，偷税漏税、歧视员工、哄抬物价、怠慢顾客、虐待职员、徇私枉法等无所不为，甚至凭借其财大气粗而与腐败的官方沆瀣一气中饱私囊干个更多的非法勾当；入世后他们的叫嚣，只是希望能将现存的横行霸道合法化。）却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类似访问学者这类现象从国民待遇方面所碰上的令人尴尬的问题――这种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就是社会差别的表现，就是机会在国民间分配不平等的具体化；而国民待遇，是要求社会所有资源在具有国民身份的主体间在分配的动机和结果上力求达到平等的，不仅是对待已经或即将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或企业，在中国人或企业之间，也必须服从这种原则和规定。但可悲的现实是，我们依然会在很长时间里不得不面对这种已经为公众习以为常并觉得事不关己因而听之任之的差别化对待。

令人困惑的访问学者制度和访问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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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的中国人红杏出墙的倾向，还是有些事可以一谈的。

这里有个去年刚来的主儿，平常在与人闲谈里，流露出他听说并本以为包括挪威在内的北欧国家是性开放国度，人们对性行为采取无所谓的态度，逮着谁就可以上床，双方愉悦一番各自离散，谁也不欠谁的，再碰上形若路人甚至根本就认不出来了。

满怀遭遇到每日惊喜的憧憬，到这里却大失所望，感情挪威人一个个都那么一本正经的，就算是有什么花前月下的行经，也没让中国人沾边的份儿。

没辙，只能闲聊里对同胞们发泄一下，还落得我总是在其宿舍较晚有人按门铃之际就取笑道在座诸位是否回避给其久违了的惊喜留下辗转腾挪空间。

他自己却依然对此津津乐道，说道美国人平均有6.2个性伙伴，看他说及此数字时的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就知道那是多么地让人心情激动和豪迈；而据某项国内的调查，中国人平均也有2.1个性伙伴，尽管我对此数字深表怀疑，但无论如何，不少中国人拥有性伙伴的现实，对于在这富裕的地方说起来也是国家使出吃奶的力气想吸引回去留学人员但实际上却只是形影相吊的中国老爷们儿来说，是何等的不公和残忍。

这里的中国人平常处于很无聊的状态，闲下来自然地就会编造和流传出一些有关男女方面的真假难辨的绯闻来，或是仅凭猜测，或者干脆就是感觉谁和谁更合适……

那次去佛光会，闻得那个到会的、身为挪威政府建筑部顾问的、并为此次新年晚会赞助了啤酒之类的副会长好像处于独身状态。于是，回到克林朔后，就开始有人打起这方面的注意。那个想与学文学的博士老公离婚的半老女人在公开场合就说人家功成名就可能更喜欢年轻女人而盘算着自己大概会不会被列为弹着点；而别人就想着能不能从克林朔里硕果仅存的几个未婚女士里摆弄出一个来与其婚配也算是又有了一出热闹好看说不定还赶得上蹭几块糖喝上点酒解解馋。

这里中国人里有的女孩子也是疯疯癫癫的，成天到晚对有的已婚男人“亲爱的”、“宝贝儿”的不离口，显示出新中国女性的泼辣爽朗和开放洒脱。也许，这里还真有些男士经不住这种身旁的诱惑，长期憋着也实在是不人道，挪威又不允许公开招妓，生理问题总是得解决；而独处的滋味也实在是不好受，枯萎了的情感急需抚育，干涸了的秧田迫切盼望着有效的灌溉，在很多时候，饥渴比忠贞更显示出现实的优越性和充满人文气息的关怀，而每个人单独一个房间的条件放着不充分利用等什么呢？

想想吧，出国留学，就自然会产生红杏出墙，就天生能出产家庭危机。也难怪，谁都吃五谷杂粮，谁都有七情六欲，谁见了悦目的异性都会流连忘返，谁碰见了到嘴边的无偿肥肉不啃一口尝尝腥才是傻B！

就这，你放心出国留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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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人在国外，还是摆脱不掉国内的那形形色色的影响。

拿在挪威留学的留学生来说，相对于那些在国内就已经是高官厚禄无忧无虑的访问学者而言，读学位是其能够回国谋生的唯一选择。

可是，除非是公派，读学位就得出之有名，所读的专业和方向必须能有导师认可；而导师认可的前提，是方向有意义，并能自己为该专业自己所读的项目找到资金支持，否则读学位将是很困难的，没有导师，自然是读不了的。

找资金说起来容易，有钱就行，但挪威这里是不认可个人对于所学专业项目的赞助的，需要另辟溪径；可要是从国内找资金，那就得找到国内的相关学术单位作为资金经过单位，以使项目正规化。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就算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磕头烧香找对了庙门，终于找到了那里的学术负责人并当面亲口对其说明了此项目的意义以及挪威方面对该项目的赞许和认可，那么极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那个负责人笑吟吟地接待并答应了你的请求让你喜出望外地打道回府，可不久你就会发现，你在挪威的名额莫名其妙地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被顶替掉了，而来的人恰恰是接待你的那个学术负责人的学生或亲友。

说起来，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世界各国对中国都较为重视，因此中国各机构总是能有很多项目的机会，那个负责人大概是不会看得起挪威这种地方的，有机会还是要往美国跑；而出国留学或成为访问学者对于国内很多人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也是那个学生负责人给其学生以实惠的由头、或对其亲友显示一人得道身份和实力的尚佳时机。你把这种那个接待你的负责人平素是不愿意花工夫去查询的机会送上门去，这不是闲来无事自取灭亡么？

也就是说，到国外来的留学生或访问学者里，有不少留学机会就是在这种言而无信巧取豪夺的状况下产生的。就算那些省吃俭用倾家荡产费尽心机找到了留学机会的人来说，你以为就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而不被坑害？

作为QUOTA项目的留学生，一般来说，毕业论文都是要写有关自己祖国的题目，那么很自然，这些留学生是要回国进行调查和数据采集的。这样，就必须在国内找到编外导师。可那将是个很艰苦而烦人的工作。那导师，或者对你不理不睬从来不过问你的事答应你好好的就是不见其动静还总是威风凛凛地对你教训个没完急死你也不会对你表示丝毫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或者就是不择手段要将你的调查和数据留下，变成其自己的研究成果。

如果你要是找到国内的什么机构试图索取现成的调查结果或数据，最好是找个国内机关出面并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千万别说你是在国外留学的，否则你会被拖延得抓耳挠腮上蹿下跳如坐针毡，对方的不紧不慢相敬如宾的背后，真实意图是那个单位或接待你的个人要狠狠地敲你一笔，谁让你是拿着国外的钱呢！

哪儿能找到不腐败的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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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中国人总是爱徇私枉法。

平常坐地铁，中国人是最爱逃票的。这里的地铁从来没人收票，如果运气好，可以总是不买票而蹭车。特别是从奥斯陆大学到克林朔这一段，是奥斯陆的近郊区，只有5路地铁（目前整个奥斯陆就有5条地铁线路）经过，通常是不会有人抽查这里的。因此，对于那些从住处到学校的人来说，很有条件去白坐车不掏钱。

圣诞节前后，学校放假，学生们没有回家的都在克林朔呆着。偶尔到市中心去转转或采买些食品蔬菜日用品什么的，就不用买月票了。可是，每逢乘车，中国人连一次性的票或持有8次票都不愿意买或打一下卡。他们宁可在乘车时左顾右盼神情恍忽四面楚歌地如坐针毡，并以此为乐。

我以为，这样做的成本太高，就算是没有人抽查而侥幸得以逃脱，但其对个人品质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且是不良的；同时，在紧张中乘车对身心造成的伤害远比花上十几克郎所付出的要多。就更不用说被逮个正着了。

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逃票被逮着，大概是要罚一千多克郎，或者当即就让你买一张季票，而那时可能正好是某个季度的中间，你那张季票已经一半浪费掉了；而且，还可能会在你个人信用记录上写下羞辱的一笔。

当然，这里并不只有中国人逃票。挪威人如果把自行车或狗带上地铁，按照规定也是要买票的，但有的挪威人就是不买，碰到抽查者还理直气壮地争辩或想挣脱。

挪威公共交通工具上抽查的次数明显少于丹麦，丹麦那里甚至与国内差不多，上车就有人查票。

通常，抽查者都穿着制服，比较好辨认，但也有时他们便装上车，

凭借所出示的证件随机抽查，这就防不胜防了。

曾经有中国人琢磨过也拿个证件（到国内街头上买一个？）去抽查乘车者，但由于假如发现逃票者也只是从其帐户上直接将罚款划归地铁公司而没有现金过手，因而找不到有机可乘的漏洞而作罢。

这里有个从复旦来的现在正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河南人，很不走运，仅有的两次逃票都被抓住了。看来河南人在海外也运气不佳。她老公在上海惠普做部门经理，收入可观，因此她不必像这里其他中国人那样辛辛苦苦打工聊补生计，在这里时不常打的（这是其他中国留学生想都不敢想的，很多挪威人也不会动辄坐出租车），她总是爱和非中国人在一起，有着很频繁的业余活动，即使是中国人类似看电影的活动，也要每次带不同的西方人来；平时说话时分贝非常高，属于尖声尖气的那种语调。不知道她被抓住那当口是否依然喧宾夺主。

而当满车厢的人都在看着那个中国人被罚的情形时，他们会怎么想呢？

平常，中国人要是干例如采买之类的事情，总是爱拉上别人一同前往，而如果其中有人逃票，同行的人也得跟着紧张兮兮的，帮着逃票者望风观察是否有抽查者上车。一旦有风吹草动，马上下车逃之夭夭。

就这样，中国人在国外的名声能好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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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那些新来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们都很愿意与这里的非中国人接触，像那个总是逃地铁票并很不幸地被逮住过两次的河南人，就是总要在什么中国人聚会的场合弄个洋人来。可是，一般这种情况会弄得大家都很别扭，因为那非中国人绝大多数情况下一点中文都不会，如果要是照顾他，大家就得对他说英语，而中国人在一起，还是说中文。算下来，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每天活动14小时的话，那么至少有10小时是在说中文。

当然，这种情况对于中国人在挪威融入当地文化是否有好处，这另当别论。本身，中国人在这里只会说英语、却没有掌握作为本土语言的挪威语，就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样，中国人在这里既非本地化，也非中国化，而是用了在中挪两国都非母语的第三国语言来作为对外的主要交际语言，这实际上就隐含着很大的隐患。除非中国人只是短期逗留，否则对他们进一步了解挪威是很不利的；而且，这种情况也限制了中国人在这里的交往范围，这里虽然也有英国人、美国人、和那些以英语为母语或官方语言国家的人，但那些人在这里与中国人同样是外国人，也面临着如何与当地文化相融合的现实问题；就算是在挪威的俄国人、法国人、德国人、黑非洲人、亚洲人等，虽然他们的母语并非英语，但在这里读书，还是要用英语授课，因此也是在操着非母语与周围交流，可对那些刚刚到国外留学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来说，即使英语再好，也不会比用母语交流更舒适准确自如流畅。

同时，这里的大学教师们多是挪威人，他们在授课时，也不时将英语中的某个单词说成了挪威语，好在呆在挪威的外国人起早贪黑耳濡目染所听看的都是挪威语，将就着也还是能听下去的。即使听不懂，这里上课是可以随时向教师发问的，不会因此而荒疏了学业。

更何况，中国人由于贫穷和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似乎更应该迫不及待地与挪威当地人打成一片。

一般来说，在挪威呆的时间比较长的、或是那些在这里已经小有成就的中国人，会有不少的挪威朋友，而不像初来乍到的中国人总是弄个黑人在身旁。（对于黑人，这里的中国留学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们还是挺好的，可有的则说他们太没有规矩和教养，借了钱从来不还等等。如果是这样，他们与别的中国人的交往自然就会因此而减少。并且，这里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们的分野还是挺清晰的，比如，按照国内所在地域、到挪威来的身份、到达时间、逗留期限、以及品行取向等。通常，如果不是一类人，有时在一个小区里住上个一年半载的，连个面都见不上。因此，就算都是中国人，在国外同出于一栋楼里住了几年也很可能形若路人彼此连话都不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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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与那个在挪威读易卜生博士并取得了不凡成就的中国人何成洲聊天，花了不少的时间。因为据说他自恃才高，有些不爱搭理别的中国人。我请原来在国内内蒙古某大学生物系主任、现在担任被中国驻挪威大使馆认可和支持的挪威中国留学生类似联合会性质的负责人的那个蒙古族人联系，但却一直没有回音。所以，闲来无事，自己贸然闯到他家。好在我们只是前后楼的距离。

他去到研究所了，只有他夫人在家，正在喂那个两个多月的孩子。那个7岁多的女儿去上学了。

我们以前见过面，所以交流起来不用很费力。

我们说起了在这里留学生及其家属的各种情况。

她介绍说，那个从国内来的家属刚开始来那会是很开朗活泼的，之所以成了非常封闭甚至抑郁得很厉害，是因为她老公在这里与另一个中国女人弄到了一起，甚至在她来后仍然与那女人不明不白，而且总是带那个女人到家里去，别人都说他们是个三口之家。她为此很烦恼，逐渐变成了那副模样。

我们共同的看法是，不少留学生其实是挺自私的，为了去除掉在这里的孤独和寂寞，死乞白赖地把家人弄到这里来，以缓解自己情感生活的贫乏。但是，家属通常都要放弃自己在国内的即成条件，放弃也许很不容易才获得的岗位和成就，到这里白手起家；而留学生通常是不会考虑这些的，也不会为了家属的利益而奔走；家属属于一个非常松散、无组织、很难形成完整利益群体并因此而引起各方注意和关怀的那么一个人群，他们的利益通常是由留学生代理的；留学生自身在这里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那个所谓的联合会只不过是个筹划中的社团），自顾不暇，不会对家属投以稍微多一点的注意力；而那些没有家属可来的人更不会对这种事瞥上一眼了；家属的身份和取向庞杂，不像留学生由于都在挪威读书而有着近距离的相似群体特征，很难有明确、突出而具体的诉求；在这里，由于留学与陪读的特殊身份，改变了在国内时的家庭基本关系结构和形态，在国内可能挺牛气的家属到了这里却成了附庸乃至累赘；家属们在这里只能是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在挪威的身份是要依靠留学生来维系，而在经济上也是要依赖留学生的；家属的职业能力也大相径庭，特别是对在挪威打工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语言能力方面，更是各有千秋，像正在与我交谈的女士，在国内就是英语硕士，到这里又读了两年挪威语，打什么样的工可以自由选择，可很多人连英语都没有掌握，所以打工机会很不好找；而就算是打上了什么工，也会由于看不到出头之日而不时丧心病狂……

这样的一群人，又没有别人去关心和注意，自然成为了相当弱势的人群。他们为了使留学生能有家庭的温暖感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且在挪威仍然继续做着牺牲，这种牺牲可能随着在挪威滞留时间的延长而会是无限期的，但却得不到任何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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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攻读易卜生博士中国留学生何成洲的夫人也谈道，她是在他到挪威的一年后到挪威来的，大约是经过了一年的光景才适应过来。

开始时感觉与在国内听到可以到国外陪读那会的想象大为不同。在这里曾经干过在挪威人家里打扫卫生的活，又去读了两年挪威语，此后，虽然可以凭借挪威语的优势去超市什么的干活，但却总觉得给人家打工不如给自己干活，于是就怀孕，生了个儿子，天天在家看孩子，自己给自己打工。

她觉得，在挪威呆了三年多，对国内的很多事情已经处于嘛也不懂的状态了，而且，由于在这里生养孩子，就更加封闭，怎么去适应未来国内的生活，是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即使是现在，对于我的贸然造访，她还是挺高兴，觉得有个人可以聊天了，可以打破每天白日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说话的困境。（那留学生在等着拿到博士证书――其实，到中关村买一个也未尝不可？玩笑！而且觉得挪威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比国内强多了，趁目前还在挪威这样设备一流资料充实写作环境安静舒适的机会，多查些资料多写些论文，以应对未来回国将面临的竞争压力。）

也许，从优化人口的角度看，留学生在海外多生孩子，可以绕过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而且比农村防不胜防的二胎现象及其造成的众多的近亲繁殖对人口质量形成负面影响来说，还是要好得多。

这里没有什么计划生育政策，生多少孩子都没人管，而且生孩子可以享受不少优惠。所以很多中国人到这里都生了第二胎。

如果赶上生孩子，正在读的学位可以因此顺延一年而不受影响。

生产所需的一切费用都由挪威方面负担，连吃带住不用自己掏一分钱。

从孩子出生开始，每个月，挪威会向孩子支付1000克郎的牛奶费，一直支付到孩子7岁；如果孩子满2岁可却没有去幼儿园，政府会每个月支付4000克郎；孩子所有的医疗都是免费的。

我问既然他在挪威做出了让挪威人都很赞赏的成就，为什么不选择在挪威留下来？她说，他所学的（文学）专业在挪威不好找工作，不像学医学和计算机的，只好回国。

那留学生已经被清华大学聘用，将于今年4月份回国到该校教授英语。这夫妇都是江苏人，来挪威前在南京教书，对北京不了解，但她对北京印象不好，风沙太大。而且，有些到挪威来访问的北京人，也对他们说北京不好，不要去北京。但他总是觉得清华的名气还是不错的。

她认为，如果有机会滞留国外，留学生没有几个愿意回国的；能回去的，都是在国外不太容易能呆下去的人。这不仅是挣钱的问题，还包括子女教育、生存环境、安全、福利、社会稳定性等。

而她觉得他做学问已经有些傻了，钻进书本而不闻窗外之事，对于国内的真实情况了解得太少，一门心思地想回国，可能未必是件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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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的中国留学生里，何成洲是为几乎所有的人公认取得了较高成就的一个人。他的事迹曾经上过很多次挪威报纸的重要版面，在挪威某个大报的《每日一星》栏目里，曾经对他和他所取得的成就给予过大篇幅的报道。

在我行将回国的前夕，找机会与他聊了起来。

他是1997年到挪威的。此前，他在南京师范大学教英语，想从已经呆了很久的学校里出来换换环境。当时，他面临着两个机会：一个是他的朋友在中国做美国某产品的代理，邀请他加盟其中，并可以派往美国接受为期两年的业务培训，那样的话，他就等于下海了；再一个是，当时已经取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的他想继续深造，报考了北大的博士生，而当时北大的导师基本上已经确定招收他做博士。（何成洲说，在国内报考博士，都是先与导师联系很长时间，在考试时基本上已经内定下来。但是，这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际关系的学位制度注定有其副作用。）可挪威奥斯陆大学与北大有交换学者项目，想从中国招一个研究举世闻名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博士，北大那位博士生导师根据何成洲的背景情况，向他推荐了挪威这个机会。最后，有着强烈读书做学问倾向的他，还是选择了到挪威来。

何成洲到挪威，是专业研究易卜生的。他说，与中国“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古训和现行时尚不同，西方人很热爱文科，许多人在上大学选择专业时都是找了文科的什么内容来学习。当我与他探讨为什么西方人会对文科感兴趣时，他认为，这可能与西方人在上大学时不需要为未来自己的就业过多考虑的情况有关，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研究方向，而不是根据就业市场的变化而确定自己的学业。有很多人，拿到了文科博士学位后，到社会上去干别的与本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作，这也是常见的情形。

何成洲到了挪威，先学习了一年的挪威语，因为如果没有挪威文，就不能读易卜生剧本的原文，而翻译过来的文字毕竟与原文还是有着不少的差距。易卜生作为一个挪威人，一生中用挪威文撰写了像中国人很熟悉的《玩偶之家》等大量的话剧脚本，而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摸过挪威语的外国人来说，读挪威语剧本就相当于在上一堂挪威社会和历史科，每个剧本就是一个社会，剧本里会接触、描述、呈现大量的社会现象，会通过剧中五花八门的人物表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学习剧本作者所使用的该国语言有着极大的帮助。这样，与那些挪威人或其他与挪威毗邻或者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的西方国家的人不同，何成洲在易卜生研究方面几乎是从零、而且对于易卜生原文所使用的文字也是从字母开始学习的情况下起步，用了一年的时间，达到了攻读该专业所需要的挪威语水平，并且读完了易卜生所有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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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挪威的中国留学生里取得不俗业绩的人，何成洲也在治学旅途中付出了不少的艰辛。

他对我说，到挪威来以后，他除了刚来时偶尔周末打工外，其余时间都是在读书，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即使是在学校的假期里别人都出去旅游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每天都到办公室，去阅读有关的各种资料。常常是上午在学校图书馆里查资料，中午从超市里买个面包，在赶往办公室的地铁上吃完了，到了办公室就开始继续阅读。到挪威将近5年的时间里，除了到美国和北欧几个国家开会外，他从来没有到外面去玩过，而在挪威的别的留学生有的才来了一年，已经差不多将欧洲都走遍了，别的中国人也几乎都利用各种机会到挪威的邻近国家观光。

可说到读书的辛苦，何成洲倒不以为然，而且，他对国内很多对于知识分子舍身求学的宣传手法嗤之以鼻非常反感。他认为，按照国内许多宣传里的说法，好像是知识分子必须要卧薪尝胆才能取得成绩，必须失去人生的所有乐趣才能走完学术道路。媒体描述像陈景润、蒋筑英、罗健夫、张广厚等那样的科技人员时，都是用了类似“含辛茹苦”、“置之度外”、“废寝忘食”、“积劳成疾”、甚至“英年早逝”、“明星陨落”这样的词汇，给人以如果不放弃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就不可能达到治学道路上的升华那样的印象，而这对媒体受众产生的影响未必是有利的，会让受众以为做学问就是条不拾人间烟火的凄凉绝径，只能形单影只默默无闻地在书本里飘飘欲仙快速地滑向自己的人生终点，甚至会阻挡很多本来很有潜质可能会在学术上大有作为的人趋乐避苦望而却步。何成洲认为，实际上，人的健康对于学术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不能想象的是，一个病病歪歪的人在生理的痛苦和心理的压力之中能写出好的让读者兴奋和激动的文章来，也不能想象，在那样的状态下，做学问者能保持良好的创造性、稳定的情绪和正常的心态。何成洲说道，他每天看10小时书后，回到家里，脑子里像一锅糨糊，再也不可能看任何文字了，说明那天他的大脑被用得足够了；而学习文科的人，讲究的是要“创造性阅读”，对于所看的文章要有自己的理解和注释，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认识，具有对那文章的原始评价。只有这样，才能说是做了创造性的工作，才能说是读了文科。而这种结果的取得，是需要的是良好的竞技状态和健全的心智结构的。任何身心上的缺陷或病态，都会极大地妨碍自己的创造性的存续和发挥，进而导致人处于萎靡不振之中碌碌无为。

实际上，健康和休息都是人的权利，我们不能总是将这些权利弃之不顾，而只是鼓吹为了工作而忘我牺牲的精神，这于国于民都没有什么益处。我们似乎更应该提倡劳逸结合有张有弛健康而积极的人生追求和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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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留学的中国人里，何成洲算是取得了较好成绩的人了。在与我的交谈中，何成洲谈到了他所就读的奥斯陆大学的一些情况。

他说到，奥斯陆大学是非常有钱的学校。这所学校是属于挪威国家的，（美国的情形不同，大多数名牌学校都是私立的。）所有拨款都是由挪威政府负责，通过基金会来实现。这些款项里，大部分是国家的，也有部分是私人或企业赞助的。

奥斯陆大学学生总数有两万多人，比清华和北大的学生人数多；而奥斯陆大学经费则更不是清华和北大能比较的：奥斯陆大学每年的经费有50多亿克郎，差不多也是50多亿人民币，而前几年，北大和清华每年的经费也就是9000万到一个亿的水平，近两年增加教育经费，可能也就是两三个亿的水平；而何成洲在国内任教的南京师范大学，每年的经费只有两到三千万。

具体到学生头上，在奥斯陆大学，一个博士生每年的经费是28万克郎，博士后的经费是30万克郎；而国内1996年时，北大博士生每个也的工资是368元，加上乱七八糟的津贴补助，每个月总收入也就是五六百元；现在，清华博士生每个月的总收入也就是1000块左右，一年一万多，无法与奥斯陆大学相提并论。

奥斯陆大学管辖着许多的博物馆、古迹、航海设施以及实体。在远离奥斯陆的一些小岛上，有些博物馆的产权是归奥斯陆大学的；而在挪威沿海，一些科研船只的所有权是奥斯陆大学的。

奥斯陆大学有若干个图书馆，每个系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而其中，奥斯陆大学人文学院（全称应该是奥斯陆大学人文历史学院）的学生人数最多，图书馆也是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这也是国内那些大学所不具备的条件，就算是北大那样在国内不算首屈一指也可属名列前茅的著名学校，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图书馆的领导，全校也就那么一个图书馆。虽然藏书量和设备水平超过了很多省级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差不多，但毕竟给前去阅览的人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与国内更为不同的是，在奥斯陆大学，博士生导师人数不少，可每个导师所能带的博士生数量却有着限制，这倒不一定是由于校方的规定，而可能却是由于学生造成的。在这里，学生可以选择导师，如果对已经带了自己一段时间的导师不满意，可以要求更换，因此，学生不怕导师，倒是导师的饭碗是学生给的（即带博士生的机会，而不是说工资），所以应该说导师怕学生。这与国内那些导师任意鱼肉所带的学生而最后学生还很缅怀地称那些榨取其血汗甚至误人子弟的长者为“恩师”的情形有着很大的区别。虽然说中国人尊师重教，但不可否认的是，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改革开放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而且相形之下，教育领域的改革是最为缓慢而且阻力最大的，教育领域里的腐败也是非常严重的，其给我们综合国力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长期的、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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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留学的中国人里，何成洲算是取得了较好成绩的人了。在与我的交谈中，何成洲谈到了他在奥斯陆大学就读过程中的一些情况。

何成洲是在奥斯陆大学的易卜生研究所（也称易卜生研究中心）完成他的博士生学业的。可以一提的是，他是该研究所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也就是说，在易卜生的故乡挪威的第一流学府里首位专门研究易卜生的博士生，是个中国人。

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挪威方面颁发的专门奖励在易卜生研究领域做出具有杰出贡献者的“易卜生奖学金”，该奖学金是2001年首次颁发，就给了他，给了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

该奖每年授予两个人，可2001年的奖项，却只给了他一个人，总共5万克郎的奖金。这说明了何成洲在该专业里的研究成就，也反映出了他在易卜生研究所里的人际关系。由于他的勤奋和辛劳，无论寒暑都在办公室里出现“像钟表一样的准时”（同事对他的评价），以及为人随和任劳任怨，使得研究所很卖力地推荐他的获奖。

这奖金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他2001年6月份提交论文，下半年就没有贷款了，但还有不少未竟的工作要做，爱人怀着第二个孩子，都需要经济上的支持。这5万克郎，解决了他全家下半年的生活费用。

何成洲回忆说，那次的颁奖仪式很庄重，是在他提交博士论文后的第三天。颁奖者是易卜生的曾孙、80年代曾经任挪威驻中国大使的坦克雷得（TANCRED）•易卜生。颁奖那天，真可谓高朋满座，谈笑皆鸿儒，都是些大学教授、在易卜生研究方面的专家等，奥斯陆大学的校长亲临仪式并发表讲话。要知道，平常像学校里那些学院的院长能出席这样的仪式就很了不起了，校长是很难得在这样的场合露面的。这应该是很大的荣誉了。

何成洲很自豪地说起，他是在2001年6月提交的博士论文，而这是按时提交；提交论文就意味着博士学业完成。这件事也是得该研究所也很骄傲，因为在西方，攻读文科博士的论文通常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推迟提交，甚至不能提交论文而拿不到博士学位。

何成洲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话剧百年历史及易卜生的影响》。在该文中，他将中国话剧出现将近100年历史里的那些著名的或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曹禹、田汉、郭沫若等十几位戏剧作家的作品与易卜生的话剧脚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试图从中发现易卜生对于中国近现代戏剧的影响。

在他之前，曾经有一个挪威人、一个香港人、以及两个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生在“易卜生与中国”这样的大题目下进行过与他所从事的研究相近似或雷同的探讨。何成洲认为，由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挪威人对于这个戏剧的了解很肤浅，也就只知道些皮毛；而国内那些研究易卜生的人们又由于不了解挪威语言和当地民俗气候地理文化等，使其研究难免流于空泛和蜻蜓点水，很难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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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留学的中国人里，何成洲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我在2002年回国前，与他进行了一些交谈。在这个过程里，他说起了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一些体会。

何成洲说道，在奥斯陆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之前，校方一共聘请了三个论文评审者（都是该领域里的专家）来研度博士论文。三个评审者里，一个必须是校外的，另一个则必须是国外的。三个评审者都会对其论文进行仔细的阅读和逐字逐句地推敲。这种评审采取一票否决制，如果有一位评审者对此论文提出疑义，论文作者就必须针对该意见进行修改；而如果有评审者提出根本性的否决意见，甚至认为该论文没有价值，那么就是说从事该题目的博士研究没有价值，从拿学位的意义上说，可能就会导致为了博士论文而进行的三年学习全部作废，这些时光白搭，要是想再拿博士学位，得重新选择专业和方向从头开始。

这也是在国外拿个博士学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原因之一。在其中，人情的作用并不像在国内那么重要，而评审者通常会为自己的名誉考虑，对论文进行认真细致的考察。因此，有的博士生三番五次地修改论文，最后还可能不被认可，这也导致了大量博士生不能按时提交毕业论文。

这点，比起国内来，还是有区别。国内那些博士生，基本上是严进宽出，而这里所谓的严，基本上是对报考博士研究生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的考量，要想在读博士这件事情上如愿以偿，就得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和动用不少的社会关系及资源在那些与博士生录取有关的人士、特别是博士生导师中周旋；而校方为了能将按照人头摊派的经费消化掉，也在大搞博士生扩招，一个博士生导师可以同时带三四个博士研究生。学生一旦能考上博士研究生，基本上毕业就不会成为问题，很多人到了该做论文的时候，还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论文的题目和方向迟迟定不下来，总是说要是题目和方向定下来写起来就快了；而在论文被糊弄出来后，接着又是一大堆的非常有针对性的公关，其内容就是要私下逐个拜访把参加其博士论文答辩的人并将其搞定以使自己的论文得以顺利通过；而那些参加评审的答辩的专家们也乐意做个顺水人情，不愿意为难年轻人，谁没有个难处啊是吧？于是，国内越来越大批量的博士就这么被制造出来了，有的学校一年能培养出几百个博士。

这种情况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作为博士生，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最终的论文，论文是攻读博士期间所有学习的升华、总结和凝练，也许，在刚开始读博士研究生时，论文的方向就已经很明确了。而像奥斯陆大学这种比清华北大学生人数都要多、教师水平更要国际化的学府，一年也就只能培养几个、十几个博士。

相形之下，国内博士的水分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令人汗颜。

要不然，我不会撰文在国内媒体上呼吁，博士和教授都该打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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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求学的中国人当中，何成洲应当是近几年里很为在这里的中国人争光的人物了。挪威当地的报纸不止一次地报道他，甚至追踪他的研修过程。在我2002年将要回国的前夕，找机会与他进行了交谈。

何成洲说起他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来，还是有些与国内异样的感受。他说道，他感觉在这里撰写论文与国内最大的不同，就是要有大量的注释，有时，一页文字里有半个页码都是注释。他在解释对西方人注释的了解里谈到，一般来说，要想谈某个话题，需要的是更多地了解与该话题相关的资料；而要想做某个题目的文章，更需要对所涉及题目的相关材料进行大量的搜集和阅览。实际上，从某篇文章的注释里，就能看出作者对该题目的把握深度和广度，可以了解其阅读量及其对该题目的了解范围，并从此测定出作者的知识能力和水平。

特别是，在西方，如果引用了别人的作品或观点，必须尊重他人的智力劳动和成果，必须在自己的行文中加以注明；有时，甚至别人在文章中用过的某个特殊的词汇，引用时也得标明出处。这是职业道德，更是个人信誉问题，是个考察做人的基本标准之一。

何成洲提到，在这里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旁听，那些对论文主题感兴趣的人都可能到场，而这些人中，有些可能是从挪威之外专程赶来旁听的对此领域研究颇有造诣或知识颇丰的人。在答辩过程中，他们随时都可以站出来，质问你为什么引用了什么人的词汇、观点或话语而没有加以注明，一旦这种情势发生，答辩者必须对此问题做出解释，如果解释不清，答辩会中止，答辩者就得为此修改论文，甚至整个论文可能会被作废掉。

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中，那个也研究易卜生与中国关系的挪威人就站起来问何成洲，为什么不引用自己的观点，何成洲立即回答，已经读了其文章有数遍，但是谈到中国戏剧的只有短短几句话，而自己的论文却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论述此话题，那挪威人的观点在此显得过于单薄、苍白和无力，不足为据。这样，那到场的挪威人才哑口无言。

何成洲也说起他看到过的国内相关领域的博士论文，洋洋数十万字的论文，有的只有十几个注释，别的都不曾加以注解，让外人看了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有的注释多了几个，但其中一大半都是来自于同一本书。靠了一本书就可以做博士毕业论文，而且依靠这样的论文通过了博士毕业论文答辩，这种事也只有在国内才会见到。这样的博士如何能在本专业上取得货真价实的收获呢？又如何能通过博士研究，站到国际该领域的潮头呢？更如何能通过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与所有都胸怀壮志的同胞一起，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实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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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学习的中国人里，何成洲的确给中国人添了彩争了光，他所取得的成就被挪威报纸以“有关易卜生的革命性研究来源于中国人”为主题，让很多挪威读者看到了中国学子的风采和在研究那位让挪威人引以自豪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方面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

我在从挪威回国前，好不容易找到他，与他就有关他在挪威的一些事情聊了起来。

谈到在西方读书做学问时阅读和撰写文章引用别人成果必须要注明出处时，何成洲说起了一个让国内人听起来闻所未闻可又是触目惊心很值得认真思索和反省的真实事例。

几年前，美国某大学里，有个来自中国内地学生，在其导师的要求下，限期就某个研究领域里的题目写一篇短短一千多字的小文。这位贤哲拿出了国内“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手法，东拼西凑强拉硬扯，在那篇幅不长的小文中，抄袭引用了不少别人的词句偷梁换柱变成了自己的成果，而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却几近于无。这位智者得意洋洋地将那篇小文交给了导师，心满意足地为了及时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沾沾自喜。

不想，第二天，导师将其小文全文张贴到了能被所有经过的各色人等浏览到的学校公共展示牌上，并在旁边用醒目的颜色和笔体分别注出了其所引用词汇、观点、字句的出处，显示出对其做法深刻的鄙夷、不满、厌恶、憎恨和愤慨。

结果，这位聪明的中国人立即被校方取消了学习资格，只能悻悻回国。

这真是中国人的耻辱，也是来自海外的对于中国毫无责任感弄虚作假泛滥社会存在的回击。

不知道这位现在是否像吴征、杨澜夫妇那样，又以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的招牌欺世盗名招摇过市，并恬不知耻死不认错，还振振有辞地对外摇唇鼓舌文过饰非。

那位中国留学生的做法是犯了西方人的大忌，无疑是被看成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无偿侵吞占用，进而等同于对他人智力劳动及其成果的蔑视、盗窃、蹂躏和践踏，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和戏弄。

联想起国内那种盗版活动猖獗、抄袭成风、改头换面、张冠李戴、沽名钓誉的行径屡禁不止而且越来越凶猛宽泛的现实，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忧心忡忡。

依此，不可能振兴中华，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可能有平等的国际交往，不可能正大光明地参与国际竞争，不可能在人类进步与发展中具备起码的和被人看得起的素质和实力。

如此，只能是策动无法无天的意识甚嚣尘上，只能鼓噪着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心态滋生蔓延，只能侵蚀社会的信用和责任体系，只能在羞辱、歧视、排挤、嘲讽、白眼和侧目里被长久甚至永远地赶到茹毛饮血的洪荒之中，只能逐渐地将捞取并利用大大小小多种多样的权力攫取不正当利益的腐败基因根植于每个人的体内，从而形成全民腐败和终生腐败，在时间和空间上全方位把中华民族置于被地球文明抛弃的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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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何成洲在挪威留学的中国人里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这种业绩让很多挪威人也艳羡不已，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国。

目前，何成洲正在与清华大学联系，对方已经邀请他到该校任英语教师。他说，如果清华方面能给他两室一厅的住房，他就会前往。

何成洲从来没有在北京工作过，对北京不熟悉，向我打听了很多有关北京的情况。作为南通人，与他家乡距离不算远也算得上是老乡的江苏昆山人的夫人，则对于北京的风沙谈虎色变，生怕到北京难以适应；在清华邀请他的同时，上海和南京也都表示欢迎他前往，但何成洲觉得，北京的文化气息较为浓厚，适于做学问，他如果能到北京，会在学校里建立一个北欧研究机构，从事中国与北欧的学术交流，他认为上海是个商业化气息过于浓烈的地方，即使是在学校里，所有的人眼睛里除了算计钱之外没有别的；而南京则是他和夫人工作和生活了太久的地方，而且对于做学问有不少不便之处。

当然，在西方学文科的人即使是拿到了博士学位也不好找工作的现实情况，也是促使何成洲回国的原因之一。他有个同学，是个德国的女孩子，拿到了奥斯陆大学文学院的博士学位，可目前却干着与所学毫不相干的德国驻挪威大使馆职员的工作。

这与国内所经常提到的“所学非所用”的状况很相似。不过，何成洲认为，西方人在学习时凭借兴趣，其国家福利政策可以使得学习者不用为了就业糊口而多虑；而西方人在招聘人时，通常情况下，也不太注意应聘者的专业背景，而更注意应聘者的综合素质。

而当我问到学文科的人都放弃了自己的专业，那么他自己不选择放弃而选择了回国是否意味着损失时，他强调，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比很多西方人有着更多的机会——那些西方人是根本不可能从事所学习的专业，而他却可以回到祖国继续在自己所学习的领域里从事所热爱的研究工作。

西方人爱好文科，学习文科可以不为了就业，这固然是对于提高日的素质有好处。可这样的状况，也造成了西方文科人才的严重过剩。（我想，相应地，也就产生了理科、特别是IT之类的的高科技人才的不足，这也是最近几年来类似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许多西方国家对于高科技人才求贤若渴多次修改移民法律以加强对其国外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度的背景情况之一。）比如，对于那些拿到了博士学位的人来说，较为理想的工作就是能在大学里教书，可是，在挪威最大的大学——奥斯陆大学里文科的职位非常少，通常，一个空缺职位出现的信息一发布，会导致挪威国内外蜂拥而至前来报名的情况，而奥斯陆大学文学院下一个空缺职位出现的时间，已经要到2010年；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大多数国家人口出现负增长，学生来源的减少，迫使校方递减教师数量，这更加剧了西方大学里文科职位的严重供过于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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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成洲在挪威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后，面临着回国工作的现实。

在我与他的交谈里，说到大学教育，他提到，挪威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是在挪威领海发现油田之际），就开始普及大学教育，凡是想上大学的，国家提供贷款鼓励接受高等教育。目前挪威的老年人口中，有很大比例的人都上过大学。这对于挪威全民的高素质有着很大的益处。在这一点上，挪威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比美国还要高。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挪威从整体素质和潜力上，要强于美国？

可是，说到挪威人在类似招聘员工时注重高素质而不注重其专业教育背景的状况时，这里有的中国人却有着异样的感受，说在挪威的商店里用了很多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营业员，对于所出售商品的性能、质量、差别等一无所知，搞得消费者前往购买时经常会被同样稀里糊涂的售货员误导而出差错白搭时间和钱财；类似的情形在挪威数不胜数，像挪威政府各种办事机构里那些职员频繁地出错，其中也有不少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原因之内。

这倒是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挪威的确是个很不专业的国家，或者说，挪威很不职业化，非常缺乏职业工作者；挪威的工作者们的职业素养和能力都很差劲。

在这方面，挪威与中国有相同之处，都是不职业化，都是马马乎乎。

但是，和中国不同的是，挪威具有大量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具有着与高等教育相伴而生的高素质和高修养。相形之下，在北京街头到处乱窜的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贩卖盗版软件和光盘以及假身份证毕业证结婚证的外地人口们，的确给首都增添了肮脏灰暗龌龊五彩缤纷的靓丽风景；而那些企业里人模狗样地坐着的低素质职员，也真够让人喝上一壶的。我自己就有过切身的感受。我到挪威来之前，想补习一下自己的英语，到了北京某个英语补习学校，可那授课老师三天两头告假不来上课，据说不是病了就是有别的事情，这种脱岗行为害得我和别的人总是往那授课地点白跑，而且总是得放弃别的安排，打乱了自己的活动计划。面对校方看着没有老师来授课而通知我们回去下次再来的冷峻面孔，我心里气就不打一处来；等到下次又该上课了，我给学校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正常上课时，那接听电话的职员说不知道，并问我那老师有几天没有来了以及为什么不来授课。我很奇怪，这事情怎么会问我们呢？好像这应该是我们的问题才对；同时，作为消费者，我们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校方更应该对我们有个合理的可以接受的解释才象话。可那职员怎么回答？理直气壮地脱口而出：“你们作为学生，有责任向学校反映老师的情况”！这责任倒成了我们的了，学校方面倒好像是受害者了。当时我就挂断电话，再也不去了。

看得出来，那职员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没学会如何区分和使用类似“责任”这样的词汇。我想，如果那位职员也有了博士学位，大概不会这样说。

当然，要是真有了博士学位，恐怕也就不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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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成洲到挪威留学期间，干出了挺不错的成绩，让在这里的中国人刮目相看。

在与我的交谈里，何成洲回顾了他在挪威的这段时间。他说，他刚到挪威时，是他第一次以学习身份出国，很是兴奋，看到了挪威的清洁的环境、人们之间的礼貌、良好的生活条件、优越的教学设施等等，很是欣赏甚至崇拜，感觉真像是进了天堂；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概是在出国后1到2年那会儿，就从刚开始的崇拜期进入淡化期，身在异国他乡形单影只的枯燥越来越严重，逐渐发现了挪威越来越多的缺陷和毛病，与国内相比较而言，这里的很多现象也有着其令人不满之处，而国内有些地方还是很让人留恋和怀念的，思乡之情日渐强烈，出现了两种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看法的反弹，说到这儿，何成洲说起了一句成语，“说故乡是甜的人才成熟，而说到哪里都行的人则坚强。”但是，那种念家的情怀挥之不去；而再往后，则更加了解了挪威这里的不利因素，看到了挪威人强烈的排外情绪，根植于其心底的雅利安优越感。何成洲说，事实上，挪威人应该是世界上最排外的民族，比人们通常所说的德国和英国更甚。

他说起他自己的一个经历。有一次，他乘坐地铁，凑巧那天车厢里绝大多数都是非挪威人，有不少黑人坐在那里，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着，肆无忌惮地谈笑风生着，弄得满车厢噪音一片。这时，有个一挪威年轻人突然站了起来，用挪威语高声叫道：“挪威政府真愚蠢，弄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外国人来！”他以为在座的外国人没有人懂挪威语，而座在他对面的何成洲听了，对他笑了笑。要知道，在挪威，公开批评政府是被允许的，如果不是惹急了，那个年轻人是不会在这种场合用挪威语来骂政府的。谁敢说，那年轻人就不是个未来的民族沙文主义者甚至是个纳粹分子呢？

但何成洲也谈到，与国内那些见到了诸如民工就压不住火怒发冲冠横眉冷对的情形不同，挪威人通常对包括外国人在内的陌生人都是抱以笑容，我想，这一方面可能与其道德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挪威人不太外向、不爱表达自己真实感情的民族性格有关。不过，要是想起来，那笑容的背后掩藏着对外国人深深的敌意，那么真可以说是口是心非笑里藏刀了。

我想，这也许与挪威近年来只有两次从国外大规模引进人口的举措有关，其中一次是接受联合国的安排，接收了当时处于战争状态的越南的大批难民，还有一次就是由于挪威缺乏粗重活计的劳动力而从巴基斯坦引进了不少移民，而其他的，都没有与国外人口上的接触，不像英国或德国，在其经济发展和全球高科技竞争中，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人才的宝贵和稀缺并逐渐加强对于国外高科技人才的引进。挪威由于约50年前在其近海发现了大量油气田而一夜暴富，尚未形成后顾之忧，攥着大把钞票有恃无恐不思进取，在国际化的大潮里依然保持着很强烈的排外传统和作风。据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与挪威距离不远的荷兰、瑞典在世界各国国际化排名上名列前茅，但挪威根本不见踪影。从全民公决不加入欧盟的结果上，也可以看出挪威人的保守和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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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成洲在挪威学习取得了让中国人和挪威人都称道的成绩，但此过程中还是有不少的辛酸的。

何成洲谈到，在他意识到挪威人有着强烈的排外情绪的那个时期，自己异常失落，过去对于挪威的很多良好印象顿时灰飞烟灭无影无综，代之以对挪威的失望和日益加深的思乡之情。在工作中，他更需要左右逢源，与办公室里所有的人搞好关系，不去惹着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否则不知道会被哪个挪威人害一下。他说，凡是人，不管是中国人、挪威人还是别的地方的人，都一样，也都会在背后做手脚，给人穿小鞋，让人难过。他自己就亲眼看到过有的外国人在他所在的办公室里因为得罪了挪威人而永远抬不起头总是被压制最后不得不离开的事例。

如此，他就必需得保持超过挪威人的成绩，因为一旦跌落下来就可能前功尽弃，而要想保持着领先，那还是要费很大的气力的，往往要比别人多干几倍劳动，才能有这样的结果。

而且，不管他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在挪威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不能融入挪威当地的社会。就算他是与挪威人同事一起到像美国那样的地方开会，旅途中这种局外人的感觉还是很强烈。

何成洲学成后回国，很大程度上因为在挪威工作不好找。如果这里什么单位聘用了一个非挪威人，那么必须得就此进行详细的说明，为什么要用外国人，那个被聘用的外国人比挪威人好在哪里；即使取得了这个工作机会，如果干不好，很可能在什么时候被炒掉。

何成洲说，在挪威的学习，对他来说，更在意学业上的收获，而不是经济上的考虑。回到祖国，他会很自在，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谈到挪威与中国的区别，何成洲说，挪威比中国富裕，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这种富裕确实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挪威北部的特隆汉姆的大学生前些时候每人每年光用于外出调研的差旅费就有2万到2.5万克郎，虽然最近作了接受此款项的学生必须是年龄在25岁以下的调整，但还是从中可以看出挪威的富有。而从这里大学本科生就每人一个房间上看，也是不仅中国、许多欧洲国家也未必能达到的水平。

何成洲认为，挪威与中国的另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挪威这里对于人的尊重。虽然挪威人排外，但他们恨在心里，笑在脸上。而在其他方面，挪威到处还是能体现出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维护。

何成洲对于挪威不满之处，主要是这里的气候。奥斯陆春夏秋冬能看到阳光的日子很少，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阴天，虽然降水量不少，可中国人到这里还是觉得干燥（很奇怪，那些挪威人到中国也有同样的感受）。

再有，就是这里的公共交通工具总是不准时，不是提前就是推迟，而且车次间隔太大，不便于出行，在周末或节日更是会没有任何通知就取消某些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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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成洲在挪威学成，取得了不俗业绩。在他与我的交谈之中，回顾这里，他谈了一些体会。

说到挪威的好处，何成洲提及，这里的图书馆条件很好，灯火通明，藏书量很大，而且这里的书籍的物理质量都很棒，不像国内那些图书发黄发旧有的能看到纸张背面印的字。而他在去年回国时发了三次火，其中一次就是在国家图书馆里。那里在复印的地方光线很差，什么都看不见，复印时都不知道该到哪里了，而有些灯泡坏了，也没人管。他很奇怪，就算是经费紧张，可换灯泡的钱总该是有的吧？再有，那运送书刊的传送带坏了，大家都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干巴巴地等着，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此不闻不问，也不说什么时候能修好。他想借阅什么书，接待人员反复问他那本书在几楼，可如果他要是知道就不会去找那接待人员询问了，可见这图书馆管理水平的低下。他那天去，正好赶上过节，图书馆给每个前来的人一张贺卡，他把那贺卡一似两半，给图书馆负责人写了封提意见的信留在了接待处。但他知道不会有人理睬他的，因为他是平民。但要是在挪威，不管你是谁，只要提了意见，一定会得到反馈。

谈及到国外留学，他也提到，到西方学习，最关键的还是要学习如何做人。西方优良的道德传统的确值得中国人下苦功夫予以揣摩、领会和吸收。

说到挪威好处，何成洲还说，这里的研究作风很严谨，容不得弄虚作假的行为发生。在挪威读了这几年书，再回过头去看自己以前挺得意的作品，以及国内的那些论文，觉得实在是水平太低不堪入目。这与国内教育质量下降、浮躁之风弥漫有着密切的关系。

何成洲也谈到，在国内读英国文学硕士研究生时，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发现什么英文都看不懂，虽然每个单词都认识，可就是不知道其所云。这与国内文牍主义的倾向有关，写文章都是固定的格式，只注意结论，却不注意叙述过程和逻辑的严密和观点是否立得住脚，论文写得像报告似的，提纲挈领，都是先出结论再谈论据。何成洲介绍，联合国曾经就各个会员国文件质量做过评估，得出结论是中国报告的水平最高，说明中国人写报告真是拿手，可是，如果所有的文体都写成了报告，那也是件挺值得悲哀的事情。当然，西方人写文章绕来绕去半天还没有接近主题，这是其从托马斯阿奎那时代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所倡导和习惯的烦琐论证的传统遗留下来的产物和流弊。但是，如果抛开其烦琐的手法，只是看其缜密论证的技术，中国人在这方面真有些不堪一击。因此，中国人还是需要能掌握西方人所习惯的论证方式和套路，才能有可能与国际实现真正的交流和对接。

这次留学，给何成洲带来了不菲的收获，也决定了他此生的方向和道路。想当初，他还在是否下海从商和到挪威啃书本之间进行着选择；现在，他恐怕已经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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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挪威回国从首都机场去北京市区的出租车上，接我的人对我说着这几个月朋友圈里发生的新鲜事、周边对我和这次挪威之行的议论，以及勾引我回来的中央电视台那个新节目进展的情况。

到了位于学知路口西边的太月园，找到11号楼，上了楼，开门，进了一个厨房和厕所堆满了杂物、灰尘和污垢的屋子，里面还有办公桌、传真机、打印机什么的，是什么公司的办公室兼住房。

我回北京的差不多一个月内，就可以临时住在这里。我还得再找房子，给自己重新安个家。

烧水，抽烟。回到这乱哄哄脏乎乎的氛围里，自己也必须得立即变得乱哄哄脏乎乎起来。

脑子里晕晕糊糊的，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碰到点子什么事也没有了反应能力，出现了时差反应。挺住不能睡觉，要不然就总也倒不过来了。

手忙脚乱地赶紧先出门去拿我的手机。已经充好了电。这几个月，手机还在缴费，一开机就有信号，马上就能用。

能与外界恢复联系，是重新回到这氛围里卷土重来兴风作浪的一个突出的标志。

可是，没成想，刚与外界能通讯时，接到却是从挪威打来的电话。

那电话告诉我说，这观感在挪威那边已经弄得乱了套，克林朔像炸了锅那样，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文中涉及的那做导游二包的上海男女知道了此事，非常恼火，肯定是再也不会将导游活计交给向我传递此情报的人了。

赶紧设置上网帐号，找电话线，上网去看，果然不错，这观感的评论一下子多了起来，能看出来，很多都是克林朔那里的中国人写的，甚至连我和闹闹到挪威时到机场去接机的女孩子的名字都能写出来。当然，可以想象的是，这评论里很多都是贬义的，说三道四什么都有，大概有不少还是国内大学毕业不久到挪威去上学的年轻男女。

看着那些冷嘲热讽的话语，我很难过。毕竟，我给还在挪威的那些人带来了麻烦，甚至断绝了其中部分人的打工的途径，也由此造成了那些中国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这变化里，对各方都未必有利。

同时，即使是在克林朔的中国人也未必能理解或体谅我在挪威这整整四个月的封闭生活及其给我身心带来的非常不利的影响和作用。

再有，我一向以敢于说话而著称并自豪，可是，面对生存的压力，有时也不得不向生活妥协，之所以有选择而不是面面俱到篇篇都发，就是考虑到不去惹在奥斯陆那些中国人，尽管在西方，他们照样有能力使出中国人惯常的招数整治同胞，我自己虽然不怕，但为此把别人牵连进来，是不符合别人的生活选择因而会导致变异的。

在中国人中，说真话就是不行。

那个在挪威读牙医博士的人的丈夫给我发了封邮件，说到这观感里提到了他夫人的名字，让我把那名字删掉，并在以后再发这类东西时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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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首先碰到的，是在奥斯陆克林朔的中国人之中鸡一嘴鸭嘴对我写的挪威观感品头论足的轩然大波、及其对有些在那里的人造成的影响和伤害。

作为危机公关的职业反应，我在回国后能上网的第一时间跑到那个还在发我的挪威观感但过节期间正在停止发布新内容的网站上，针对在挪威出现的情况一挥而就贴了个帖子。那帖子是这样写的：

“评论: 挪威观感（九十九） - 由潘祎评论于2002.02.15 23:08 评论id(1382396)

 “我已经回国。可是，我从挪威方面听说，现在这些观感已经在奥斯陆和克林朔引起了不小的麻烦，因为我可能写到了某些人。在此，我要说的是，作为某种体裁的记叙，真实性是第一位的。我会对我的写作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后果的。如果我在这些观感里对什么事情做了歪曲甚至别有用心的捏造，那么，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这些观感，都是我在挪威时处于百无聊赖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与当时我的心境有关。事实上，我写出来的观感比已经发表的要多出一倍。具体到在此网站发表，是我当时在国内的网友替我找到在该网站，并陆续将我的观感发给该网站。其间，我对该网友提到过，凡是涉及到个人的或者能让读者判断出会与某个具体人有联系的，就不要发。也许会有仔细的读者已经注意到，这些观感并不是连续的。这与我未能将所有观感公之于众有关，也与这观感里涉及到了一些敏感话题有关。但是，可能是出于在国内对国外情形了解不够，有些我不愿意在这里看到的观感还是被登载出来了。而且，该网站有个规定，凡是发表的内容是不可能被撤消、删改或替换的。对此，我向因此而受到伤害或自以为是受到伤害的人表示道歉。有必要再重复一遍的是，我对我的行为及其结果负责，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要求，也是我的为人原则。”

现在想来，这帖子里有些话表述得还是不够准确，像“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这很显然不是个愿意与否的问题。

但是，从那些观感里别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来，那是在很气愤的状态下写出来的，语气显得很生硬。同时，很多评论或者带有好为人师的语调、或者充满了奚落嘲讽乃至谩骂的口吻。

应该说，我是用真名实姓发布的，而那些评论者，几乎无一例外，都用的是网上随意的取名，我无法、也不想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但那些评论真可以当作中国人嘴脸的大暴露，也是中国留学生真实心态的表白。

是的，我写了观感，涉及到了一些人，也在不情愿的状况下被公诸于众，并在奥斯陆克林朔方面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和纠纷，而且给有些人造成了生计上的麻烦。

可不管怎么样，我说的都是事实，并没有故意去伤害什么人。

即使如此，也得为此付出代价。

既然写了，就不怕人说。要不然，写它做甚？

由此，我想起，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里那经典而残酷的“他人就是地狱”的著名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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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来，我的这些观感将会给闹闹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由于我写了这些同胞之间的事，有些可能是属于私人谈话的内容，将会为此承受各式各样的非议。而中国人那种责任能力的欠缺，造成在一事当头分不清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这责任，或者就是由于我已经回国，会迁怒到闹闹母子处。

闹闹还小，恐怕不会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许，以后他长大了，会知晓他那爱惹事生非的父亲，因为写了些批评同胞的文章，弄得周围那些可爱的同胞们老大的不悦，嫁祸到他和妈妈那里。

上个世纪80年代，靠了朝鲜战争和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封锁线的建立而发财的日本人鼓吹技术立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他们真是觉得不可一世了，写了本名字为《日本可以说：不！》的书，表达了对于充当他人附庸角色的不满和自主意识的提高（遗憾的是在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里却摇摇欲坠大伤元气）；同样为东方人也同样依然处于模仿阶段的中国人也在90年代模仿日本人的口气，写了本《中国可以说不》，连书名也是日本人的创意。

且不说中国人到底能不能、或有没有资格对别人说不。否定他人的前提是必须有能力自我否定。我们不能指望那些有着口是心非习俗的中国人能果然进化到了可以自我否定的程度，就像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总理在以色列二次大战犹太人墓地前下跪可却不能指望日本人对其在二次大战中的战争罪行做出反省和道歉那样，但问题是，想对别人说不，就得允许别人对自己说不，允许别人对自己的观察、分析和批评。

中国早就有人写过《厚黑学》，说的是中国人具有东方人典型的人格特征，其中最主要之一的就是“死不认错”，脸皮厚厚的，心肠黑黑的。既然是中国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是那么一副样态，不会因为到了海外就有了些许的改善，更不会因为在欧洲就不会对同胞下手。

我可以想象到，闹闹母子两人将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环境里：在克林朔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因为我写的这些观感在国内网站上发表而对他们二人加以报复，至少是行若路人，闹闹将很难再找到中国小孩一起玩耍，也没有机会再到别的中国成年人那里去走走。闹闹将成天到晚憋在家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多了几倍的挨批评受责骂的机会；在路上，碰到了原先还对他疼爱有加的中国成年人也会突如其来地不理睬他，弄得只有6岁天真无邪未谙世事的他莫名其妙；甚至那些学中文的挪威人，也会由于在浊浪滔天的中国人的传说里，受到感染而使闹闹他们不自在。

想到此，我就有着深深的负疚、心疼和不安。在那样一种氛围和心态里写出了这样的文字，不经意里由国内的网友发在了国内的网站上，那网友恐怕是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而作为肇事者的我却远在天边爱莫能助，忍受着离散的苦难和亲人代自己受过的熬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