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的热闹

                                               2006年3月10日

何必

参加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俞祖彭表示，中国个人年均医疗费用的支出26年增加了30多倍……（略。）

这则消息，显示着制作者转移视线的能力，把一个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弄到了社区首诊制度的设计上，有着把不同新闻主体掺合到一起的怙恶不悛。

两会召开，各路英豪齐聚北京，共商国是，其他的政务暂时缓解，除了了像教育部发言人畅所欲言说选择学校就像选择服装一样，应该量入为出这种超豪华表态、以及卫生部长高强豪言壮语作看病难看病贵是全世界难题、中国解决此问题由于涉及到十几个部委而难于解决外，其他稍微一些政治意识的官员们都在此时还是闭嘴以免招惹是非。

而两会与会者们，更是显得出众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给了新闻萧瑟的媒体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暴料题材。

光是该节目，就逮着这些内容不撒嘴。

3月6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方廷钰针对水电气等公用事业价格的调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水、电、气、交通等涉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公共事业部门，在涨价前应先给百姓算一个明白帐，在听证制度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成本公示制度，只有这样，涨价才能涨得有理有节，老百姓心里才能明明白白。

3月7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陈志哲，于小文提出，我国的食品监管存在马后炮问题，总是媒体先暴光后，执法部门才出面处理，同时两位委员对目前食品安全方面提出了自己意见和建议。

3月8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陆锡蕾就提出电信乱收费已经成为防不胜防的社会公害，指出电信收费中的欺诈现象花样百出，让用户防不胜防，既损害了广大用户的利益，也扰乱了电信市场，成为社会公害。陆锡蕾委员说，据调查统计，全国60%以上的移动电话用户和小灵通遭受过电信服务欺诈性收费，平均每年每部20元，照此估算，全国每年产生的电信欺诈性收费高达70亿元以上。

除了电视媒体被受众挤兑得必须勾连日常生活外，对与会者的议提案的报道也很多。像代表吴菊仙“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构建和谐新农村”、朱立军“促进信息通信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建议”、汪春兰“建议立法惩治学术腐败”、以及“关于解决西部边远地区法院法官‘断层’问题的建议”等等，都把这这场权力盛宴的格调提升得高处不胜寒。

人们对两会的态度，也呈现着“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改革动力基本消失、改革结果基本否定”的路径。虽然最高当局坚定不移要进行改革、并将2006年当作改革攻坚年之际，从两会的社会绩效上却表现出社会的嗤之以鼻。

这样的权力游戏，已经与公众渐行渐远，人们对其关注度越来越差；而作为在北京居住生活的人们，对于两会所导致的交通临时管制、行政效率降低、两会与会者特权等现象更是恨之入骨，在平素里党政军警车辆横行霸道而其他车辆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种在国际化进程中愈演愈烈的不平等已经毒化伟大首都的风气时，两会更是给北京城带来了令人不胜其烦的影响和骚扰。有人在两会车辆经过而自己被迫堵在路上时对那些特权车辆伸出中指，也算是极致而意味深长的表达了。

2005年2月23日《新京报》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证实，即将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两个报告印发给人大代表审阅，取消以往由国家发改委主任和财政部长口头向大会报告的做法。此外，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李林研究员日前建议，全国人大会议应由每年一次改为两次，会期增至40天，同时，将3000名左右的全国人大代表减半，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由现在的约160名增至300-400名左右。李林解释，若会期过短，立法者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往往会导致草率立法。

而这种会制的改革，并没有阻止针对两会的非议日益增加。而这种类似两院的体制却着实折射着中国特色的会议制度设计风格，以及会议对社会风尚的毒害。

2005年，中央党校周天勇披露研究结果，中国目前的财政预算内收入中，行政公务开支占到近40％，纳税人交纳的公共资源很大一部分用于吃饭养人，而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服务支出很低，与此相比较，美国70％到75％的财政支出是用于公共服务。

而人们也在两会期间得知，中国的行政管理开支在26年间增加了87倍！

人们发现，两会与会者中，来自政府的人员占据了近80％的比例，而如此两会的代表性与公正性，就显得不言自明了。而两会最高层在党的最高领导圈子里的重合，也凸显了明确的中国特色。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人的比例不断减小。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比例分别为26.7%、14.9%、12.4%、11.2%，而这其中，还没有排除“伪工人”，就是顶着工人帽子的企业经营者们。

两会与会者中，占中国人口总数2/3的农民的代言人数量也日趋削弱，比例不断下降；而且在这个寥寥无几人群中，更是被村官和党棍所把持。

陆学艺等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当今中国社会分为10个阶层，把工人、农民、下岗职工打入第8、9、10的最底层。（第47页）

长沙陈洪认为，“法律不如法规大，法规不如红头文件大，红头文件不如乌纱帽大”，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悲剧，也是至今为止仍颠扑不破的“真理”。

所以，这种橡皮两会，除了定期的发泄外，还真是没啥用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