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真的自由吗？

（写作具体日期不详，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潘先生97年辞去中关村的一家电子公司总裁助理后，一直找不到再就业的感觉，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帮子北京各报纸人才口的编辑记者，凭借着在诸多企业里招聘员工和自己去人才市场应聘的经历，为报纸写起了稿子。总计起来，至今写过的稿子也有十几万字了。在这种不得已的自由撰稿人的生活里，他有着不少酸楚。

按理说，自由状态是很难得的，没人约束，不用早九晚五地坐班，不用受上下班交通堵塞之苦，不用风雨兼程地赶路，只是在家里对着电脑白天黑夜什么时候想写了就敲上几笔，想写些什么内容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写，应该是件挺好的事。可实际上，真要是到了收稿费的时候，尴尬就出现了。

目前，许多报社的稿费水平偏低，并没有随着物价水平的上升而市场化地加以调整，一般来说，千字50到80元的居多，这样下来，一篇千字左右的稿子也就是几十块钱的样子。有时候，看到通知说是有汇款单来了，一下子5、6张汇款单握在手里，心里还美滋滋的，可是，把钱数加起来，不过一二百元，又灰溜溜的。

1999年，他应邀给《监督与选择》杂志写卷首语，写好了也用了，迟迟不见稿费，最后好说歹说，那边终于寄来了34元钱，他拿着这张汇款单哭笑不得，还真不值得大老远地去取一趟。

更为悲惨的是，稿子被报刊用了，稿费却没了踪影。新出刊的《数字时代》第一期上就用了他写的一篇网络评论，杂志社还派了摄影记者到他家为他拍了照，并承诺将照片给他，可是，稿子见刊了，照片没影、样刊没影，稿费更不用说了；应原《一周便利》主编助理的要求，他将为求职者写的求职应聘技巧方面的系列稿子交给了该刊每周连载，还应邀把家里的旧电脑也卖给了该社，可是，这位助理没干俩月跑到网站当内容总监挣大钱去了，稿费和电脑钱就再也没有了说法，一分钱没拿着，还赔上了台电脑；今年，他写了篇到某网站应聘经历的稿子，被据说很市场化的《网络报》用了，至今，样报不给，稿费也甭想了。而有些报刊转载了他的稿子，就更别指望着能给点钱了。据他自己估计，现在拖欠他稿费的地方也有不少，而总额应该在几千元的水平。

这样，在目前的生存现实里，他不得不在一些时候违背自己的职业原则和行业规范，在通知用稿方的前提下，一稿多投，力求能稍微缓和一下拮据的经济状况。

这几年，他的稿子在北京和外地几十家报刊上登载过，可总的稿费加总起来，几年也就挣了1万2千元多一点，平均每年3000多元，如果单纯依靠给报社写稿生活，看来连北京市最低生活水平线都难以达到。去年，他被评为《精品购物指南》报的优秀撰稿人，可这种荣誉的得来与每个月200对元的稿费收入相比较，显得入不敷出了些。

另一方面，他写的稿子经常被报社改得走了样，本来个性张扬的他，发表出来的文章却变得乖巧温钝了许多。在此，自由身并不能在观念上真正地自由驰骋和发挥，更多地必需迁就各报纸的版性和编辑个人的风格。

报刊如此，别的地方也好不到哪里去。1999年，他应邀为北京电视台的某个人才栏目做策划和撰稿，带领着一群人采访策划撰写脚本，可制片人说不给钱他和他那帮朋友一点辙也没有，经过电视台领导协调，制片人把别人的稿费发放了，到现在还欠着他好几千块钱，估计是泡汤了。也是当年，他在广播电台客串主持人，干了3个月，每周一次30分钟的现场直播节目，总共给了340元。

而据他的朋友、为电视台多档栏目做过策划的资深策划人英先生说，这类现象在北京的各电视台屡见不鲜，电视台方面拖欠费用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北京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外地了。

他自己面对这种情况，很无奈地谈道，撰稿本身是一项智力劳动。能够达到出版要求，说明撰稿水平至少是与媒体的要求相近似或相符，而此方面收入实质上是社会对于智力劳动成果的评估和量化，也是作为信息载体的媒体对信息提供者劳动的报偿。目前这种低廉的收入状况，也是信息市场化程度不高的一种表现。即使是有了一些媒体一个字一元钱的现实，从行业的角度整体来看，距离为了争夺好素材而激烈竞争的市场运作来说，还是不能令人满意。

看来，自由撰稿人的自由也是有限的，而且其状况也还挺悲惨的。要想赎买自由，就得准备好了熬苦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