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厕也追星

（写作具体日期不详，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时至岁末，北京人发现，天坛公园的两座公厕挂上了有四颗星的“星级厕所”的牌匾。（略。）

看了这则消息，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一方面，表面上看，北京大规模建立星级公厕好像是在为提升北京旅游城市所做的公共设施投入。的确，旅游业已经在北京经济生活中起到了并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世界旅游理事会研究显示，1996年全世界旅游业总产出占全世界GDP总量的10.7％，而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北京现在已经在GDP的20－30%之间。这可以表明，旅游业在北京经济中已经成为支柱产业。

但根据今年非典后笔者应北京市社科院委托进行的“北京旅游行业状况分析”报告中对于各种数据资料研究后的结果表明，2002年虽然北京在入境旅游者接待与收入方面名列全国第二，但其增幅（5.7％）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于第27位，仅高于江西（1.9％）、新疆（0.9％）、海南（—13.2％）、宁夏（—41.0％）；而在接待国内旅游者人次数量增幅方面，北京（4.5％）名列全国倒数第一。（资料来源：《2003  中国旅游业概览》）在2001年度全国旅游行业经济效益评价主要财务指标（旅行社）测量中，北京市相关方面除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社会效益状况主要指标（全员劳动生产率）外，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资产营运状况主要指标（总资产周转率）、偿债能力状况主要指标（资产负债率）、发展能力状况主要指标（资本积累率）都没有什么良好表现；而在饭店、旅游景点等方面的指标也大体类似。（资料来源：《2002中国旅游财务信息年鉴》中国旅游出版社）

笔者在该报告中认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北京所有级别饭店的房价均高于“全国优秀值”（全国较高值），而在未评定星级饭店的平均房价竟是全国“优秀值”的三倍。在北京各级饭店平均客房出租率在全国范围比较中并没有突出表现的情况下，其他财务指标能有如此出色表现，与客房价格攀高有着密切关系——房价的居高不下也直接决定着其他财务指标的表现；换句话说，如果北京各级饭店房价只要与全国平均值接近，北京饭店各类财务指标的实际表现将大打折扣，甚至会大规模从表现平平跌至恶劣档次。

我国著名旅游业专家魏小安认为，北京旅游市场是“三大一小”，旅行社只盯住“三大”——大款、大官、大鼻子，最终却形成了一个小市场——出国游比较旺，国内游不兴旺，周末游发展还算不错。从根本上来说，北京的国内旅游市场还没有真正启动。北京国内旅游市场的真正启动要靠老百姓，可是目前的旅行社眼光基本看不到这点；另一方面，北京1300万人口中有300万人口是在郊区县，这300万人口基本也被忽视，这和北京的官商意识有一定的关系。

如此说来，北京为了提升旅游城市品质而应该做的工作很多，也是个很艰巨而漫长的过程，仅仅靠建几个“星级”公厕，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北京旅游业所面临的类似嫌贫爱富官商意识及其所造成的“小市场”等瓶颈问题；而“北京市还制定了在国际上都是一流的，在国内属于超前的厕所星级标准”，对于缓解北京旅游业接待入境游客排名全国后几位、接待国内游客全国排名倒数第一的状况没有实际助益，只是会形成“公厕星级”标准国际一流国内超前而游客却门前冷落鞍马稀甚至增幅处于末流的尴尬局面。或者说，仅仅是厕所星级标准制定方面的超一流也不能带动北京旅游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又干了北京人俗话说的“驴粪蛋表面光”的形式主义之举。

另一方面，建立“星级”公厕举措很容易让人想到，即使北京将旅游产业作为支柱而加以发展，但也不能无视1300万本市居民的利益。

首先，建立“星级”公厕所花费的2.38亿元是否符合市民的需要、钱是否应该这样花、是否应该花这么多就是个问题。2002年，北京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为310万人次、国内旅游者为266万人次（《2003  中国旅游业概览》），比起很多旅游城市的旅游者远远多于市民人数的状况来说，北京接待旅游者人次不过相当于北京人口不到一半，距离真正的旅游城市水平还差得很远。为了有限外国、外地游客的需要将有限财力放到豪华“星级”公厕的建设上，动用平摊到每个北京人头上要十几元钱的地方财政去修建“星级公厕”，也有“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意味，只是盯着外地人、外国人的喜怒哀乐，却不管本市民众在此方面的意愿与对于如此决策的实际参与能力。

其次，众所周知，旅游的三大要素是“有钱、有闲、有便利”，说穿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旅游是贵族化的生活方式。“星级”公厕所带来的星级收费自然会使平日勤俭节约的民众望而却步，又成了少数人有钱人才能享受的服务。而针对日益高涨的“北京也该杀富济贫”的声音，北京依然还是我行我素地放手修建豪华星级公厕的行为，不得不让人怀疑这种行政措施是否也是表露着塑造贵族化城市的施政心态。就目前中国二元经济逐渐成为众矢之的的当口，人们都在为中国长久积淀下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严重脱节、大量农业人口已经使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结构性掣肘，进而呼吁降低城市准入门槛加快城市化进度，而北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城市建设得越来越豪华，动辄花费三十几万元修建一个“星级”公厕，这种思路下出现的北京城市成本势必越来越高，进入会越来越困难，无论是对于北京日渐稀缺的人才、境内外资金还是打工者，都会形成望之兴叹的奇高壁垒。

再次，建立“星级”公厕就能使北京也“星级”起来么？看上去决非如此。如前所述，北京旅游业一方面是城市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却表现居全国末端并不仅仅是由于臭名远扬的中国厕所现象而导致的，也不会因了北京制定了“一流”乃至“超前”的厕所“星级标准”进而改变中国人“重进口（嘴）轻出口（排泄）”的积习而跃居全国前列乃至使北京旅游业整体水平也达到“国际一流”“国内超前”。更不消说，“官商意识”也不仅仅存在于北京的旅游业，而是广泛遍布在北京各个行业，从被人们口诛笔伐的交通拥堵，到今年非典之初隐瞒疫情直至市领导被免职，再到申办奥运会这样的大事都未曾经过市人大会议审议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举动，以及在人均收入在全国还逊于上海、广州的状况下北京市生活成本却飙升至全世界城市第五位的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和趋势，其背后都有着“官商意识”作崇的痕迹。

还有，人们在北京街头上经常能碰到的如厕难的尴尬也没有随着“星级”公厕的遍布而得到改善。今年媒体上关注的北京公共场所的厕所向民众开放之所以会引起这类厕所拥有者的强烈反对，实际上也是对于北京行政部门想当然地拍脑袋决策模式的否定；而这种问题的提出，也是北京长期以来城市建设中顾头不顾尾、事后又拆东墙补西墙运作方式所造成后果的部分集中展现。“星级”公厕的出现，会形成急了没厕所可上、而有的厕所有没人上得起的情景。与其如此，为什么不少建几个华而不实的星级公厕、少拿“国际厕所组织决定将在北京举办2004年世界厕所峰会”这样对于本市民众毫无意义的说辞来哗众取宠，把这些钱拿来多建些免费公厕，以解决在北京几乎所有人都会面临的内急却束手无策的现实困难呢？

如今，时兴追星。北京在厕所建设方面也适时赶上了潮流。不过，真是希望这种追捧能给市民带来些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