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将等同于普通话？

（写作具体日期不详，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央视论坛”嘉宾语出惊人

2003年11月4日，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节目播出了一期题为“清剿‘洋泾浜’”的节目。（略。）

修宪以提高英语地位？

听了这些“专家”的侃侃而谈后，实在有些惶惑。

“我觉得英文的重要程度就像普通话一样，它的趋势是肯定的。现在没有普通话重要，但是它总有一天会像普通话一样重要”、“现在要发展，要融入国际社会，那么你离不开英语”……“专家”们的“诲人不倦”实在是让人听了振聋发聩但又毛骨悚然并且过后心有余悸。

马克思认为，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是构成民族的四要素。其中，语言是突出的要素。

而按照“专家”们的说辞，当今的中国应该将英语的地位提高到与普通话这种中国人的民族共同语同等重要的位置，那么合理的推论就是，构成中华民族的语言由于改变成了英语而使得中华民族的属性也因此而发生变异，成为隶属于英语民族的分支。

“专家”们更极而端之，认为在中国各处树立英文标识未必非得给外国人看，“哪怕起到了巩固孩子学英文单词的作用甚至都是必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第四条里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而电视节目里的两个嘉宾话里话外是否有要修改宪法、将英语列为国家推广范围？是否要倡导中国人要将民族共同语里也加上英语并视作“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如此“专家”，实在让人搞不懂。

为了外国人方便就得使用外语？

“专家”们口口声声地娓娓道来着，“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生活，而且汉语不太通的话，他可能会有很多困扰”、“要搞旅游，不提供这些方便，怎么能来客人呢？……在交通枢纽一些地方欠缺，找不到路，给人一种紧张情绪，给外国人带来很多旅行生活方面的不便……凡是公共空间，我想有（外国人）可能去的，应该有（英文标识）”。

看上去对外国人多么友好，体现出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大国风范。不过，细细品味其之所谓，怎么着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值得颂扬之处。

就“专家”们所提及的“尤其是在大都市，比如说像北京、上海这些公共场所、公共空间里面”究竟有多少外国人在此旅居，恐怕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而为了极少数外来者的方便却要将整个城市弄得不伦不类似乎是四不象，这符合党政部门提出的“绝大多数人们利益”的施政纲要？要知道，这种公共设施的投入是需要有资源的，而无论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还是相对缓慢时，公共投资的增加都是很重要的宏观经济举措，是需要纳税人买单的；即使是在凯恩斯理论中，也不能将公共投资视同儿戏。那么，这种市民为了“外国人的困扰”、“外国人的紧张情绪和不便”就兴师动众将城市“凡是公共空间，有（外国人）可能去的”地方都弄上个英文标识的思路和做法，对纳税人如何交代？是否经过纳税人的许可？是否有浪费纳税人所交纳税赋之嫌？

更不用说，我们现在的都市生活里已经有太多崇洋媚外的事例了。无论是北京三里河酒吧里专门为外国人设立的厕所、还是故宫只为外国人设立的通道、以及大学里专门为留学生准备的戒备森严的宿舍楼……笔者曾经在位于北京的解放军空军总医院住院，那里门诊、病房里每个房间门口都有个中英文牌子，作为部队医院能让外国人去的机会更少，但还是搞了这套中西合璧的套路。

笔者曾经在欧洲一些像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哥本哈根、奥斯陆等城市，留意到这些都市里处了国际机场使用本国文字和英文外，其他场合只有本国文字，就连地铁、公共汽车站、挤满留学生的大学生公寓位于其内的超市等处都是如此；而其类似报站的用语也只是当地语言而没有什么英语。大概不能说这些城市还不如北京、上海国际化程度高吧。更不用说德国或法国，如果在这里用英语向陌生人问路会遭到白眼和冷遇。“专家”们好像也不会以为，如今世界三大经济体中的欧洲人还处于蛮荒时代属于刀耕火种文明之中不如中国来得以开发的姿态拥抱世界吧？

即使是在冷战结束后由于失去了制衡力量而热衷于单边主义的美国，这个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本来就是个移民之国，按道理说更应该是文化的多元化，更应该使用多语种。比如，华人或华裔人口站美国总人口的约十分之一（这怎么着也比在中国城市里居住的外国人占总人口比例要高得多），那么是不是为了给这些人提供方便就应该在“凡是公共空间，华人（华裔）可能去的，应该有中文标识”？如此一来，那些讲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朝鲜语、日语、老挝语等等的人，是否也应该有为其便利而设置的标识？否则，欧美国家也会产生“一个外国人生活而且语言不太通的话，他可能会有很多困扰”、“要搞旅游，不提供这些方便，怎么能来客人呢？……在交通枢纽一些地方欠缺，找不到路，给人一种紧张情绪，给外国人带来很多旅行生活方面的不便”之类的麻烦？如今，很多国家对华开发了其旅游市场并马不停蹄地到中国来来游客，可我们是否就能因此见到这些国家将本国“凡是公共空间”里都使用了中文标识以避免中国人的“困扰”、“不便”和“紧张情绪”？他们是否考虑到“要搞旅游，不提供这些方便，怎么能来客人呢？”如果是这样，上个世纪日本曾经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并向全世界输出了大批游客，欧美各国是否因此要在其“凡是公共空间”都弄点子日语？假设今后缅甸经济高速发展了外出旅居人口增加了是否也要为此提供缅甸语标识？显然不会，即使在中国也不会如此。

那么为什么“专家”们对英语情有独钟呢？他们的说法是“英语现在应该是一种国际语言，在全世界6000多种语言当中，它是最广泛的一种，用的地方非常多……现在要发展，要融入国际社会，那么你离不开英语”。看上去这有些道理，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则会看到另一番景象。

文化殖民以语言为手段和先导

历史上和现实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进而价值观渗透以语言为先导。

17世纪，英国自封“日不落帝国”，其势力范围迅速扩展，触角遍及世界许多角落。这之中，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飞跃进及生产关系的进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语言统一与规范，进而在全球殖民地推行英语的影响亦不可小觑，对如今美国、英联邦国家的广大英语人口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现象的存在意义非凡。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和经济掠夺以及宗主殖民中把语言作为重要武器；相应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中将学习和推行英语作为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技术性手段之一。英语在国际经贸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其貌似国际语言。

从世界范围来看，其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语言也在境外推行流传，如法语在北美及南美、非洲，西班牙语在南美和非洲，德语在斯堪地那维亚和巴尔干半岛等，与英语扩散进程相似。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通过强制手段强行统一了日本列岛的语言，当时日本有许多公国，很多少数民族语言被视为下等语言不登大雅之堂。日本也搞标准语，由此对日本民族整合、加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快使之从一个与中国一样的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强国。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向日本赔款，日本仅从中国就夺走二亿八千万两白银，其中的大多数又投入到日本的教育中，为日本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本在当代世界经济舞台上拥有了重要的地位不能不说与其语言统一有关。而日本占领台湾时也在那里推行日语，使得上个世纪台湾很多老人在文化认同方面从语言上有着亲日倾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语言的文化先导性质、及其在殖民过程中的作用。

“央视论坛”这期节目的题目里“洋泾浜”就是上个世纪充斥洋奴买办的“大上海”里一些对洋人唯唯诺诺对自己同胞却吹胡子瞪眼的“假洋鬼子”们动辄就弄点子中不中、洋不洋的“中式英文”的称谓。而这个称谓本身，就有着很鲜明的殖民地文化色彩。

发达国家都在捍卫本民族语言

事实上，即使是“专家”们对其顶礼膜拜俯首帖耳的发达国家，也有着为了本民族语言的规范与推广锲而不舍可歌可泣的经历。

英国没有官方的规范发音机构，BBC电台聘请了一些人成立英语语音咨询委员会。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之所以成为传世之作，其中的捍卫法兰西民族语言的激情和悲壮感人至甚。

而其中，法国人面临的是战争中德国人入侵后废弃法语强制性推广使用德语的不得已状况，那还是德国人干的事而与法国人无关，比起我们的“专家”自惭形秽主动“让贤”自毁长城、甚至要让中国的小孩子们从小就面对到处林立的英语标识并口口声声“哪怕起到了巩固孩子学英文单词的作用甚至都是必要的”这种行径要缺少些殖民心态。

法国用了300多年的时间，使方言和标准音相差无几。作为发达国家，法国现在也有了文化危机感，面对英语的世界性扩张与渗透，提出“振兴法兰西”的战略构想，更将普及推行法语作为首要工作。法国成立了专门的总统委员会，由总统领导，规定参加国际会议的法国人只能讲法语，法国境内传媒不得传播外语广告。

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语言？

从发达国家捍卫自己语言的过程和效果里，我们反思到什么呢？与法国人提出“振兴法兰西”不谋而合，中国人提出“振兴中华”口号已经20多年了，可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口号上；而实际上如何？

看看奥运会申办时参加面对面国际竞争的中国人都在磕磕巴巴地说着英文而却忽略了汉语是联合国五个常用工作语言之一的地位；无论哪级机关的新闻发布会明明都是在说国内的事却要配个英文翻译；（如果伊拉克战事中美国新闻发布会是否也会也弄个什么法语、德语、阿拉伯语翻译？美国白宫新闻发布会上从来就不配备翻译，这美国人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不顾外国人的的“困扰”、“不便”和“紧张情绪”了！）随便翻开报章，看看那上面的招聘启事，里面有的干脆一个汉字都没有，满篇充斥着英文；我们的电视里有的足球节目板块干脆连个中文标题都没有；而现在足球节目里频频出现的“德比”（derby，本意是英国某地方每年举行的赛马，或者是大竞赛）大战在其始作俑者那里就语焉不详却被广泛应用为“同城”之意来描述类似“上海申花”与“上海国际”、并进而被胡乱演绎到了“大连实德”与“沈阳金德” 作“同省德比”让人想到大概四川与辽宁比赛也可算是“同国德比”——如此一来世界杯也可以是“同球德比”实在是贻笑大方而“德比”却口耳相传美名远扬；细心的人可以数一数如今大概外国人从来看不懂的媒体里大大小小的封面、报头、栏目里有多少名称是中英文同时并存的；我的一些外国朋友对于中国人来不来就弄个英文名字的做法非常不理解同时嗤之以鼻，认为如果姚明也叫个什么Peter Yao、龙永图叫个什么James Long等等将会因没了中国人味儿而滑天下之大稽，而且也对中国有的企业（像TCL）只有这几个英文字母、联想费了大笔费用推广其新英文名称Lenovo的做法很是迷惑；媒体上各种广告里有的干脆就只有英文的广告语，而日语也会登堂入室堂而皇之公诸于众（目前电视上还大张旗鼓的“东洋の花”宣传广告）；如今中国人已经很习惯的“拜拜”（bye-bye）取代“再见”的礼仪用语；被很多人热宠的白领们张口闭口就崩出几个英文单词来标明身份与时尚、弄些个“愿意接受challenge（挑战）在down town（市区）吗？OK？”这种连正常语序都搞不懂让中国人听不明白外国人也糊里糊涂的标新立异、甚至不顾发音上的省力而非将“微软”还原成“Microsoft”；穿梭于市内、国内的航班、火车、轮渡、汽车上的中英文广播；清一水中国员工的企业办公场所却张贴满了一个汉字都没有的英文文件；拔地而起的“罗马花园”、“威尼斯广场”……

这是什么样的心态？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里曾经谈及过北京胡同被迅速吞噬的专访，其中称之为“民族自尊心”的消亡，而实质上，其更体现着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洋奴与殖民心理。

而“专家”们为了区区几个外国人就要兴师动众为其服务不惜动用政府力量和公共资源全方位将公共设施英文化，也体现出其嫌贫爱富的主心骨。

语言从来就是个民族问题

加拿大是个双语制国家，讲英语和讲法语的地区相对立，讲法语的魁北克认为经过300年完善的法语优美，与其他地区有矛盾，一直有独立的倾向。

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等，注重强调民族性、地方性，未能及时统一自己的语言。随着世界的动荡，苏联很快变成十几个加盟国（应该说，讲俄语、白俄罗斯语、乌克兰语的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彼此敌对，尽管它们是不同的语言，但其间的差别比中国大陆的方言间的差异要小）；铁托后，南斯拉夫频繁更换总统，四分五裂内战不断，说明其民族问题的尖锐性，到如今，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及其名称已经成为了历史而在现实中不复存在；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此类教训令世人警省。

发展中国家推广英语问题各有不同。例如印度，其语言问题是最复杂的，主要是印第语，其他语言则不是印第语的方言，印度经常因为语言问题而打仗，在这里面表现民族自尊心。印度的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甘地家族两位总统都被锡克族卫兵刺杀。

文字、文化统一而发音不统一有其极大的隐患。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广东曾经有人撰文，声称粤语不是汉语，粤人不是汉人。该文一面世即引起极大反响，当时港台某些人立即鼓掌叫好。海外敌对势力曾试图把粤闽桂港澳划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有人更提出不讲“国语”而恢复闽南话，称作“台语”宣扬台独（在蒋家父子从台湾政界消失后，台湾的地方方言有回潮现象）。

满清时代，满族人统治中国，但语言趋同使得满族如今与汉族和睦相处。而如今的西藏、新疆却依然面临着语言及其所带来的民族问题。

中国语言之路多舛

反观中国，秦始皇的民族统一举措包括了度量衡和文字，但对于语言发音却未能涉及。此后，时光递嬗几千年，中国历经改朝换代荣辱变迁，朝野内外也没人能把汉语发声统一并规范，致使难以数计的方言在华夏这片神奇的山川大地上繁衍生息绵延不绝。中国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禁锢很长时间。欧洲的拼音文字对普及语言有推动作用，而汉语的方块字可以不受发音的限制而超越方言，汉字维持了几千年，方块字阻碍了共同语的普及。事实上，方块字维持了大一统，拼音文字则具分裂性。中国小农经济几千年，习惯于老死不相往来，万事不求人，语言观念非常封闭，崇尚“乡音无改鬓毛衰”，强化语言的地域化，横向交往极少。

解放以后，中国大陆曾大力推行过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标准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而其发端，则可以由于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随行人员之中有一上海籍话务员，在将两国协议和公告传送回国时，由于北京受话方北京籍话务员听不懂对方发音，致使该文件只能在周一行人员回国后才得以面世，给国家造成损失和不良的国际影响。

1955年，召开了推广普通话的会议，1956年正式在全国范围展开。如今，推广普通话更是被写进了宪法，成了基本国策。

在十三亿中国人中能用普通话交流的人口不超过二亿，而生活在八大方言区的人口就多达五亿人。现在中国大陆，中小学的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还有师范学校的教师，许多人连用普通话教学都很困难。中华民族经过努力，虽然基本做到了书同文，但是语不同音的现状，近百年来改进不大。时至今日，我国南方的大部分省区，仍然方言繁杂，许多地方甚至县乡村之间口语不通无法交流，致使国人戏言：周游世界易，本土远足难；解放军到了这些地区，比出国执行任务更令人发怵。北方人到上海、广州、南宁、海口、福州、长沙、南昌、西安、等直辖市或省会城市，无不为其发音各异的方言而大感困惑；这些国际知名之城尚且如此，更不必说苏州、无锡、常州、金华、温州、汕头、泉州、厦门、珠海、惠州之类的城市了；大陆北方，中原、西北、鲁、晋等地的方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方音；而南通地区、安徽徽州地区、胶东地区、晋陕的部分地区的发音更让人云里雾里不得要领。

海外华人努力推广汉语

大陆发音迥异现象的存在引起了海内外爱国人士的忧虑。侨居印尼的一位华人曾斥巨资在海外推行普通话致倾家荡产，由于当时的中印（尼）关系及国际氛围不良而未果，留下了华夏赤子的终生憾事。

全球的海外华人有约6000万，分布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在经济发达国家的华人后代已经不会说一句中国话了，令人痛心。东南亚是华侨聚集的地方。华人们在社区内开设有华人小学，除了讲授所在国的语言外，普遍开有汉语课。但他们的汉语教学更多地教授闽粤语音，教材不是台湾的就是新加坡的，甚至是佛经。在海外中国大陆汉语教材的地位和影响同祖国的地位和影响实在太不相称了，这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海外汉语区将普通话的推行作为大事。用普通话统一国家语言最好的是新加坡。将英语确定为官方语言的新加坡用了15年时间推行“华语”。语言的统一对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新加坡政府颁行法令，不会讲“华语”的小商贩不能领取营业执照，公务员必须会讲“华语”，在闽南、潮州、客家、马来、英、泰米尔等多语种和方言各自为政的局势中，李光耀藉此（他专门聘请了私人的华语教师）加强了占人口四分之三的华人的凝聚力，使国家经济的腾飞、政治的稳定上了一个新台阶，（当然，不许华裔讲家乡话也是力求区别于中国）。

港台使用推广汉语卓有成效

台湾历经20年时间用普通话统一语言，使其也成为当年亚洲四小龙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台湾当局采用立法方式在当地推行“国语”。台湾所谓“国语”与普通话稍有差别。日本长期占领台湾，此期不许台湾当地人讲中国话；老的台湾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以为自己是“台湾国”人；台湾除高山族外都说闽南话，而且不承认闽南话是汉语的一部分。1945年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派了一批学者赴台推行“国语”，台湾人才知道闽南话不是台湾国语而仅仅是汉语的方言，只能推行“国语”（类似普通话），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国语”是上个世纪40年代魏建功、何容、齐铁恨等去台湾时带去的当时北京部分人讲话的语音。大陆则在几十年的变迁中采取“从俗”的语音方针。

大多数外国人学习汉语，是因为其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所致，对此，作为中国人，我们应予珍惜。台湾在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时印制了非常精美的教材用以馈赠，允许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业余打工，并住在百姓家里；新加坡吸引外国学习汉语者是靠其社会秩序、夜生活、打工机会；而大陆则普遍靠着对外汉语教学创收，教材、住宿、业余生活，不许打工，不许租住普通人家，有的地方噪音昼夜不断，没有学习语言的良好环境，外国人比较下来，还是去台湾或新加坡了。

香港有人从1976年就开始推广普通话，这块弹丸之地有一千多家推广普通话的组织，为回归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更好的语言基础。香港回归仪式上，那些说惯了粤语和英语的官员们用普通话进行宣誓，港人面对摄像机镜头讲起多少带有一些方音味的普通话，让观众倍感亲切和欣慰。

汉语与外语实际地位不平等

我国留学和外派人员都要经过所去国家的语言测试，如TOEFL、GRE等，而外国人到中国求学或工作，虽有新兴的“汉语水平考试”（HSK）和“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却未普遍严格要求，且应该加入口语项目；即使是在中国的本土上的外国机构或外国投资企业在聘用中方雇员时也把掌握外方语言作为首要条件之一。

汉语的国际地位不高，是与我们的国力不强有直接关系的。而所谓“国力”，大体上就是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国防和民族凝聚力。即使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民族凝聚力衰竭也可能是造成国力空虚的根本性原因。而“专家”们所提倡的主张，则在本质上进行以语言为代表和先导的“全盘西化”，面对西方文明自愧弗如矮人一等。

而造成这种心态以及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妄自菲薄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人员往来不够频繁。世界各国语言规范化都是从市场经济开始。随着经济的发达，交通和通讯的日益便利，计算机网络的形成和普及，标准语会成为必然的趋势。而另一方面，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必须折射到文化上，仅仅有经济和交通的发达是不足以使普通话顺利推广的。而更重要的，则是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的树立与维持。

我国著名播音教育家、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主持人艺术学院院长张颂认为，我国的播音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无可匹敌。但是，现在我国的语言下降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我国一向有重文轻理的传统，在播音上则表现为重采编而轻播音；发达国家很羡慕我们的播音专业化制度，认为这是他们力不能及之处，可我们现在却不顾实际情况地在向他们学习“采编播合一”，致使一方面写作水平下降，另一方面播音水平下降；从语音上说，有对不对、准不准、美不美三种层次，现在的播音状况只能停留在对不对的地步，准不准尚不能企及，更不要说语音的审美了，现在的语音教学只能是启蒙而根本谈不到其它；马克思说“没有音乐的耳朵不能欣赏音乐”，现在我们的状况是没有欣赏语音的耳朵。

加强汉语地位任重道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日益增多，中国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学习普通话蔚然成为全球性浪潮。

随着华裔移民涌入加拿大，粤语已取代法语成为渥太华第二大语言；在国外的唐人街，粤语是通用语言，普通话则没有多大市场。

在我国的语言文字界，无论是搞理论、学术研究的，还是做实际工作的，认同程度最高分歧最小的就是推广普通话，

语言中积淀着文化和历史，语言的危机就是文化的危机，我们不能让文化断送在我们的手里。20世纪语言成为世界10大问题之一，21世纪更会受到重视。2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辈就已经使书同文（若非如此，中国的统一则难以维持），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把语同音的任务承担起来，否则，中华民族的统一会受到影响。

10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外国，学了许多东西，也丢掉了不少自己的东西，而外国对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若能充分利用世纪之交的有利时机对自身进行反省改正并继续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我们一定能取得长足的进步。21世纪是多极化多元化并存、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世纪。这无疑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机会，也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

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命题：“语言问题是表现，其背后是民族问题，语言与政治经济地位有关”；“推广普通话是战略行为而非市场或学术行为”；“推广普通话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反复性的工作”；“推广普通话是个跨世纪的工程”；“信息时代对于信息的需求日渐强盛，改变我国境内方言繁杂无法交流的状况迫在眉睫”；“世纪的交流应是文化的融合，21世纪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世纪，中国在21世纪有其独特的地位，民族形象首当其冲的应以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为前提”；“语言危机是文化危机，中华民族文化不能断送在我们手里”；“推广普通话是对世界做贡献的事”；“提高普通话的国际地位关系到民族的自尊”；“全世界炎黄子孙的语言是同源的，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讲汉语”；等等。这些都是应该左右着中国人观念和行为的范围。

“专家”怎么了？

综上所述，实在为了节目里的“专家”们汗颜。

前些时候，也有曾经获得国家科技二等奖的“专家”做出“城市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是自行车太多了”的结论。此话一经公诸于众立即引起了各方哗然，叫骂之声不绝于耳，有人则提纲挈领上升到“专家就是为了和老百姓过意不去”的武断；笔者也曾经就此撰写过专文“自行车歧视”。这种逆潮流而动、在天下都倡导绿色交通之际却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作为也算是一大奇观。

如今，又出现了这个节目里的“专家”们认为再怎么强调英语的重要性也不为过、而且要将所有公共标识都英文化即使外国人不看为了让中国下一代能掌握英文也要在此不遗余力的说辞，甚至认为英语的地位势必与普通话同等，将其民族属性弃如敝屐的宣传。

在中国这个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国度里，人们对于学富五车并因此位高权重者有着习惯性的依赖与信任。可如今，能像张光斗、钱正英、蒋彦永那样力谏时敝仗义执言敢作敢为的专家已经成为日益稀缺的资源，而大量崇洋媚外催眉折腰倚强凌弱的“专家”层出不穷招摇过市，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通过媒体制造着观念上的迷茫和文化上的混乱；而可怕的是，这类“专家”还可能是参与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监督，能够成为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如此情况下国民的生存环境质量就让令人担心了；特别是像这个节目里的两个“专家”都是中国顶级大学里的教学人员，以其如此心智就没有误人子弟的可能？

看来，“专家”也该打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