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现状透露全国性贫困

                                2004年11月27日

何必

城市居民对艾滋病及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与恐惧普遍存在……（略。）

又是袁岳那小子干的，看来他还真是闲不住。也许，这是个针对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的应景之作。

我在挪威时曾经碰到一个中国留学生心有余悸地给我说起了这么件事。他是个公共卫生方向的学生，一天导师招呼班里部分在校学生一起午餐，席间有一个来自英国的黑人，与其他人一道谈笑风生吃着喝着，完事后回到教室里，导师安排那个黑人与这些学生一起讨论艾滋病，并且讲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原来这个黑人就是个艾滋病人！那个中国留学生得知后脸都吓变色了，问起周围的同学，都很不以为然：艾滋病怎么了？没关系，放心吧，吃顿饭是不会被传染的。他忧心忡忡回来，对我说起这件事，回想半晌，认为好在国外实行分餐制。然后他似乎是要寻求心理平衡般地给我说了大量艾滋病的研究现状，并给了我很多国际上相关的资料，看到那时（2001年），中国卫生部官方发布（中国疫情报告系统），截至2000年，中国的HIV（病毒携带者）和AIDS（发病者）总人数应该为22770人；可同时（当年8月），卫生部当时的部长张文康在正式场合说，病毒携带者已经有60万人，张文康的数据是前者的21.96倍。如此巨大的偏差让人目瞪口呆。

官方数据表明，中国艾滋病相关人口比例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那么按照这样的增速，2003年该人口总量应该突破100万，可200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不知道这个数据又是怎么来的。疫情波及31个省市区，艾滋病病例报告数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中国，不仅艾滋病感染人数剧增，且艾滋病疫情已开始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此外，艾滋病流行的危险因素广泛存在，如：具有高危行为的人数增加、安全套使用率低、艾滋病相关知识缺乏、社会歧视严重、农村地区卫生医疗条件恶劣等等。卫生部在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中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的艾滋病防治措施，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可能达到1000万人。

可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01年就警告过2010年1000万这个数字，而且根据死亡率，届时会有550万人因之丧命。今年，卫生部发布数据，艾滋病死亡率已经进入中国传染病死亡率前五位。

克林顿卸任后到清华大学演讲，题目就是艾滋病，而且这个美国佬别有用心地说，如果中国不及时而有效防止艾滋病的蔓延，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会因此毁于一旦。

但通过零点的调查，艾滋病知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个盲点。不肖说，这是预防艾滋病的一个可怕的陷阱。

而这种知识的贫乏，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处于“贫困”状态。

通常，人们说起贫困，总是以收入作为衡量指标。但这仅仅是贫困概念中的一部分。贫困是一个历史的、地域的综合概念，通常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是绝对贫困，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是相对贫困。世界银行《2000－2001年度报告》指出：“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而且意味着缺少受教育的机会，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贫困意味着没有发言权和恐惧等。”

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和《贫困报告》中有关贫困和发展的定义更具广泛性和多元性。认为人类贫困指的是缺乏人类发展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长寿、健康、体面的生活、自由、社会地位、自尊和他人的尊重。这一定义强调贫困所具有的多元化性质，包括收入水平、人类和社会发展基本状况如教育和卫生条件、妇女和男人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全体公民参与发展过程的能力。认为减少人类贫困不仅要增加收入，增加和巩固物资或资本，而且还应该增强贫困人口的资产基础（包括资金、人力、社会资产、文化资产和环境资产），改善教育和卫生条件，消除性别、民族、年龄和残疾等原因造成的不利影响，防止这些因素加剧贫困，避免贫困人口无法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克服人类贫困需要增强贫困人口应对疾病、经济冲击、自然灾害、冲突和歧视的能力。此外消除人类贫困还要注意一些对贫困人口不利的体制，如性别、种族、年龄和残疾。改变这些可能加剧贫困的制度性因素不是仅仅提高收入所能完成的。

故而，如果根据这样的贫困定义，那么在中国不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寥寥无几，差不多所有中国家庭都是贫困户，即使是那些腰缠万贯挥金如土者，也照样是贫困。具体到对艾滋病毒携带者乃至艾滋病患者的恐惧与歧视，反映出中国弥漫全社会的贫困，这种贫困有收入上的，而更为严重并蚕食社会秩序与正义的，则是偏见、歧视、对于恶行的崇尚以及对公正的蔑视和践踏。或者说，艾滋病知识的贫瘠与荒疏、以及社会行为上的原始野蛮，体现了国民大面积全方位的贫困。

而如果这种大背景不变，受害的岂止是艾滋病人。通过中国艾滋病相关方面的调查结果，可以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一个贫困得像定时炸弹般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