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四十一    一二八抗战（下）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第五军进入上海后归第十九路军指挥，也就是说，总指挥蒋光鼎的指挥权从3个师扩大到5个师，并且由非中央军指挥中央军，这对拼杀了半个月的第十九路军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2月13日，日军一个大队一度越过蕴藻浜、纪家桥一线。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张炎旅当晚组织夜袭，一举击溃这股日军，夺回了阵地，并缴获枪械甚多。至此，野村的作战企图全部被粉碎。

在后方，蒋介石正调动各条战线上的兵力秘密地向上海移动。为什么要秘密调动呢？一方面他对外交止战抱有很大的期望，不想公开刺激日方而使外交努力付之东流；另一方面，他对与日本全面开战非常悲观，认为必败无疑，故此必须控制战事的规模。

2月13日午后，日本第九师团主力到达上海港。屡攻不克的战地指挥官、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乖乖地将指挥权交给了陆军中将植田谦吉。

2月18日，植田谦吉中将向蔡廷锴中将发出最后通牒。蔡廷锴、蒋光鼐接到通牒后，下令前线部队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炮，作为对植田的回答和警告。囯民政府外交部也对外表示：“中国在沪驻军，为保卫中国土地计，迫不得已，亦惟有从事自卫，奋斗到底而已。”

20日晨，植田向日军发出总攻击令。他一改两位海军前任的战法，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术，以第九师团主力突击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防御吴淞的第五军，南与海军陆战队合围坚守闸北的第十九路军。日军先以大炮轰击，继之以步兵协同坦克部队，向中方阵地猛烈进攻。

2月22日，日军第九师团集中进犯第五军八十八师之庙行阵地，飞机轰炸竟日不停，数千发炮弹轰击中国守军。上午9时许，该师五二七团三营的阵地被敌军突破，整个营从营长到炊事员全部壮烈牺牲。植田见其战术终于有了成功的苗头，急调主力从此突破口猛攻。

庙行方向的险情反而使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冷静下来。本来，他作为中央军校的教育长，给学生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只不过投入到淞沪战场后，各条防线马上面临强大的防御压力，竟一时忘了自己所一贯主张的战术。而日军的突破却提醒了他：不能跟着植田的部署被动防御，要打到日本人身后去，即使丢掉部分阵地也要掌握主动权。

于是，张治中向全军下达新的作战命令，并通报第十九路军。他命令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该旅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敌侧背；八十七师二五七旅旅长孙元良率所部向庙行镇增援；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全师从正面向敌反攻。第十九路军听说第五军要反击，第六十一师刚升为副师长的张炎率全师仅剩的两个团，由竹园墩也向敌侧背出击。

在国军多面夹击下，日军第九师团及久留米混成旅团之精锐主力竟被包围。植田被此反击打的措手不及，忙命令部队回缩。但日军溃败时一部被截留在金家寨、大小麦家宅一带。这千余日军拒不投降。血战到晚上20时，被中国军队全部歼灭。史称“庙行大捷”！

庙行大捷痛歼日军，轰动中外。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来贺电：“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也。”

日本劳师动众，前方却无法获胜，全国震动。2月23日，日本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后，参谋本部迅速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由前陆军大臣、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接替植田谦吉中将指挥，增派第十一师团、第十四师团和飞机200多架来华，准备在上海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这是国家意志的较量：当日方在盐泽幸一少将指挥时，其大约只有两个团的地面兵力，中方第十九路军直接参战兵力仅一个旅加一个团；到野村吉三郎中将指挥时，日方兵力增加到了1万人的规模，中方十九路军投入了全部3个师3万多人；等植田谦吉中将接替野村后，日军陆海空兵力已达3万人，中方增援了第五军，使我军投入兵力达到了5万人。这次，白川义则大将又将带来4万日军，展现了日本不获胜决不收兵的强硬姿态！

关键的时刻，蒋介石底气不足了：我方要想抵抗住白川，必得投入10万以上的兵力，可是怎么知道日方会不会再增兵呢？这样岂不是要沿着跟日本全面开战的路线走下去了？看来还是要靠外交来止战。在军事战场上，我军已予日寇极大惩创，世界有目共睹，打出了我民族之尊严。目前，不妨在军事上降低姿态，以利于争取外交解决的空间。

2月26日，蒋下令驻浙赣边界的戴岳第三十六旅调沪杭沿线东侧地区，以资戒备。27日，蒋又电令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所部第十师和第八十三师“尽数乘民船秘密东下至荻港以东、芜湖以西登岸候令”。现在，他的目的已经不是增援上海，而是秘密构筑第二、第三道防线了。

2月28日晚，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在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的居中调停下，偕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到英舰“肯特号”上，与日海军司令野村及日本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会晤。双方磋商三小时，达成谅解事项五条。第二天，中国政府对五项内容做了同意的回复，但日本政府却未予回复。日本帝国不愿意在没有胜利的情况下与中国签署任何协议。

蒋介石以军事忍让换取外交止战的策略并没有在内部解释清楚，造成了部下们的不解和猜疑。抗日的烈火已经在国军将领心中燃起，自动请缨的张治中将军树立了一个榜样，使得很多人纷纷效仿，向军政部请战的报告源源不断而来。何应钦为首的军政部为了制止这一现象，竟然发出通令：“第十九路军有三个师十六个团，无需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然而，第十九路军蒋、蔡两将军正为此咬牙切齿，痛骂南京政府误国！在此之前，第五军的增援对战局起了决定性的支持作用，以至于原本对蒋介石有成见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开始对其刮目相看。可是，到了白川率4万日军大举增援的当口，国军所有的增援却反而停止了！

2月29日，白川到任，日军集中向闸北之八字桥、天通庵发动猛攻。战斗惨烈至极，双方形成拉锯战，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日军受到重创，一名大佐联队长战死。而十九路军每投入一个疲弱不堪的营、连，几乎都要全部消耗在阵地上。

3月1日，十九路军再次请调两个师的电报还是毫无音信，设防浏河的最后一个团也被调往正面防线。这支苦战了一个多月的英雄部队成了强弩之末。

白川领教了正面中国军队的厉害，开始重新审视战局。他毕竟是当过统帅之人，视野更开阔，浏河的空虚终于被他发现，令其大喜过望！他命令正在渡海的援兵改变登陆地点，直接抢登浏河，包抄中国军侧翼。

第五军在后路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忍痛放弃坚守了一个多月而没有被日军突破的第一道防线。3月2日，蒋光鼐、蔡廷锴怀着满腔的痛愤，通电全国：“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日寇猝增两师，而我已后援不继……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

3月3日，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被迫退守至嘉定、黄渡之第二道防线，日本上海派遣军终于进占真如、南翔。东京这才松了一口气！皇军终于获得了标志性的胜利，也成功地转移了国际联盟对“满洲事件”的注意力。其时，傀儡皇帝溥仪已经被带到了东北，“满洲国”也正式挂牌，可以见好就收了。派遣军司令官根据日军参谋总长的电报指示，发表停战声明。

同日，国联会议做出决议，要求中日双方下令停战。中国方面早已求之不得，随即宣布停战。1932年5月5日，中国和日本在上海正式签署《淞沪停战协定》。协议规定：日军后撤，恢复“一二八”以前的状态；中国军队却不可以回到原来的市区；双方曾经交战的区域为非军事区，只能由中国警察负责治安。这就为未来日军在上海的作战设下了不对称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