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二十三    军阀重开战

1928年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于南京举行。这是北伐胜利后的首次中央全会，重点议题是：一、裁减军队；二、政治分会废存；三、开启“训政”。

蒋介石提出了《军事整理方案》，并列出了几项原则：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军费不得超出财政预算的一半；军事教育必须统一；裁兵计划必须与化兵为工、移兵垦殖等相结合。这个原则性的议案自然得到了大会的通过。

至于政治分会，本来提出设立的就是蒋介石，现在才施行几个月，蒋又提出把它取消。显然，这是一个政治权力分配问题。像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在此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当然不同意废除。全会在这个问题上议而不决，没能废除政治分会。对蒋有利的一项改进，是规定政治分会不得擅自任免地方官员，须报中央批准。

全会决定实行“训政”。“依照总理建国大纲，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并决定迅速起草约法，预植五权宪法之基础。”

10月8日，经过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正式公布。法中规定，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监督下“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织之。同一天，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而他已经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正式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其他重要的任命包括：谭延闿、冯玉祥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胡汉民、林森为立法院正副院长，王宠惠、张继为司法院正副院长，冯玉样兼任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等等。这样，国民政府的机构基本完备，“训政”时期就算开启了。

从西方列强的角度来看，北伐胜利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的合法政府是北京政权；在此之后，南京政府变成了中国的合法政府。于是，国民政府的外交越来越活跃，在关税自主和取得军事援助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

蒋介石最大的外交收获之一，是得到了来自德国的军事援助。由于《凡尔赛条约》限制了德军的人员规模，使得其国内军工企业能力过剩，亟需开拓国际市场，中国刚好需要德国的军事装备，两下一拍即合。从这时起，蒋的嫡系部队就在德军顾问团指导下，开始了向“德械师”的转型。

而在蒋介石心中最紧要的事项，是裁减非己嫡系的军队。他固执地相信：综观整个国民革命军，只有我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各级军官兼具正确的政治观念和优良的军事素质。这些部队令人放心，他们具有革命军人的精神，不会成为新的军阀队伍。

在北伐胜利后，蒋介石曾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军官，做了别有深意的训话。所有听训者均为黄埔出身并有上尉以上军衔。第一次训话后，发给每人一小张白纸，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3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3字。军官们不知校长的用意，就按照自己所见事实，大多数选了“打倒了”的答案。

蒋介石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蒋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军官们听得似懂非懂，但却各自高兴。

1929年1月1日，全国军队编遣会议在南京开幕。蒋介石提出先裁减第二集团军的动议，冯玉祥强烈反对并说这样有欠公平。蒋转而拉拢冯，暗示想与其联手搞掉桂系，但冯装作没听懂。阎锡山见势不妙，先找借口回了太原。冯玉祥遂假称大病，不参加会议，然后突然逃回原防区，仅留书向蒋道别。编遣会议于是无果而终。

蒋介石忍住内心的愤慨，转而拉拢李宗仁，多次试探李对联手打击冯集团的反应。李到此时已完全看透蒋的意图，知其意欲各个击破，岂肯为虎作伥？蒋见李不肯合作，遂下决心先搞掉桂系再说。而桂系并无准备，在政治和军事上均存在重大缺陷。

在政治上，李宗仁无疑是桂系的旗帜，但李却长期住在南京，遥控武汉而已。一方面，因冯玉祥和阎锡山离京返回各自大本营，引起蒋介石的猜忌和不满，李意图以留在京城让蒋放心。另一方面，在武汉的几位军长夏威、胡宗铎、陶钧，都是在桂系中被提拔起来的，故于公于私，其等对桂系首领均无反目之理，因此他认为，是否坐镇武汉均无问题。

其实，这正是李宗仁在政治上的幼稚之处，而夏、胡、陶三位比他还幼稚。在军事上，桂系的能征惯战很大程度是因为有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位智勇兼备的正副大帅。可此时，李宗仁呆在南京，白崇禧远驻华北，武汉大本营有将无帅，这才是蒋介石敢于动手的决定性因素。

1929年2月初，蒋介石派人秘密运送大批军械弹药，取道江西，接济湘南的鲁涤平部队，一来以便对武汉的第四集团军用兵时取两面夹攻之效，二来可阻断广州李济深与武汉集团的联系。

武汉将领夏威、胡宗泽、陶钧获得了何键的密报，判断蒋是要对付桂系。他们都年轻气盛，没有政治头脑，仗着桂军战力强悍，竟在没有征得李宗仁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做出政治和军事决定。2月19日，他们以武汉政治分会会议的名义罢免了鲁涤平的职务，并任命何键取而代之。20日，出兵湖南，直指长沙，鲁涤平被迫率部退出长沙。

李宗仁闻讯大惊，预计自己必受牵连，当即化装逃离南京，躲进上海租界。白崇禧也难幸免，被蒋介石夺了军权，逃出华北。李济深则被蒋骗至南京，软禁于汤山。

蒋介石又派黄郛、邵力子分别前往河南、山西，疏通冯玉祥、阎锡山，共同对付武汉。冯、阎二人向来认为南方的第一、四两集团军是一家人，今日既然自相火并，他们乐得坐山观虎斗，于是通电“服从中央”。

国民党“三大”之后，蒋介石发表《关于湘事之声明》，指责武汉政治分会不顾中央编遣会议决议之规定，擅自调动军队，扰乱湘赣，且擅自任免省主席等，破坏政治统一和中央威信。随后，下令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撤职查办。1929年3月27日，蒋发表了《为讨伐李宗仁等布告将士》的文告。

见时机已经成熟，蒋介石挥军向湖北进攻。他电令在江西各部编成第一路军，由朱培德任总指挥，西攻武长路，截断武汉退路；中央军第一、二两军为第二路军，由刘峙任总指挥，沿长江西上攻武汉；以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向武汉进攻。蒋介石也从南京乘“楚有”舰到江西九江，亲自坐镇。

武汉方面以夏威为总指挥，拟在武汉外围抵御。哪知蒋介石使出重金收买手段，策反了李明瑞、杨腾辉等桂军军官，使得这些主力部队临阵倒戈。夏、胡、陶三人顿时惊惶失措，竟决定放弃武汉，向荆州、沙市、宜昌一带退却。4月4日，蒋军占领武汉。4月21日，胡宗泽、陶钧、夏威在蒋军的追击下，向蒋投降，通电下野，部队全为蒋收编。

这支在北伐中所向披靡、战功卓著的桂系军队，竟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分崩离析了！究其原因，桂系在事变中“名不正、言不顺”而陷于孤立，在和平阶段治军无方而内讧，临阵有将无帅而指挥不利，种种相加，终至脆败。另外，蒋氏嫡系部队经过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武装和训练，战斗力已经渐强，也是制胜的原因之一。

4月19日，蒋介石发布了“以根本铲除桂逆之目的，拟即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的命令。

5月初，李宗仁和白崇禧经香港辗转潜回广西梧州，同黄绍竑会合。然后，李宗仁组织起“南路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发出反蒋通电，遣白崇禧、黄绍竑领兵分两路进兵广东。但此时桂系兵力太少，经不起各路的反击，于6月初败回梧州。

1929年6月下旬，粤军在蒋介石的军事配合下，先后攻占桂林、梧州。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无立足之地，再次逃亡香港。至此，蒋桂战争以桂系完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