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二十八   古田立规（下）

1929年7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的身分到了闽西。他经受了很大的打击，心情可想而知。到下旬，不常生病的他竟得了疟疾，整个人病倒了。

自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以后，部队里各级指导机关出现了极端民主化倾向，分歧不但没解决，而且严重影响了士气。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

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朱德、刘安恭、林彪等人的信件，通过秘密交通送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大感意外，遂于8月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由于总书记向忠发出身工人，文字水平很低，而瞿秋白远在莫斯科，因此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

在中共中央长期担任常委和军事领导工作的周恩来，深知武装斗争的艰巨性。他亲自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最后失败了，在南昌亲自领导的“八一起义”也失败了，掌握枪杆子绝不像背诵马列主义条文那么简单。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对创建及领导“样板”红军和“样板”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使他和中央其他同志产生了维护毛泽东的动机。大家还记得瞿秋白说过的一句话：“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8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可这封信还没送往红四军，陈毅就已经赶到了中央。原来，红四军“七大”开成这么一个结果，也出乎陈毅的预料，争论没有真正解决，工作反而更难做了。前委会决定派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暂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不惧国民党的通缉，靠着在国军内部任职的胞兄陈孟熙和堂兄陈修和的掩护，只身闯入上海。

8月29日，政治局专为听取陈毅报告而召集了一次会议。出席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周恩来、李立三、项英、关向应。陈毅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并心胸坦荡地表示：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

政治局决定成立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以恩来起草的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新的指示信。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信，史称“九月来信”。

就在陈毅去上海汇报工作期间，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在上杭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试图继续解决“七大”遗留下的问题。但在既无毛泽东也无陈毅参加的情况下，“八大”开得很不成功，无组织状态地开了三天，毫无结果。朱德对政治领导本来就不擅长，刘恭安也不被大家接受，代表们感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这个时候，福建省委来找红四军前委，说奉中央的指示要求红四军全部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地区广大群众的武装斗争。由于前委没有了毛泽东的那种“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的政治决断力，明知广东军阀势力强大，自己的力量不足，但还是遵照执行了。

从1929年10月15日开始，红四军依照前委的命令，分头向闽粤边境出击。

林彪第一纵队进攻梅县，几次出击仍然攻不下来，伤亡很大，只得撤了下来。时任第一纵队二支队党代表的粟裕，这回对广东军阀的战斗力有了更直接的认知，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过去总主张在军阀实力较弱的江西和福建发展根据地。

第二纵队司令刘安恭为了在战场上证明自己，在没有前委命令的情况下，率纵队进攻广东大埔的虎市，结果失败。刘安恭竟也不幸牺牲！

1929年10月，陈毅带着“九月来信”离开中央，并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在松源的红四军军部与朱德重逢。

朱德告诉陈毅，毛泽东养病尚未回来。在红四军“八大”上，有许多个支部提议请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但泽东回信说不能回来。毛泽东声称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

这消息对陈毅震动很大，但他还是表态：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他向朱德原原本本地介绍了在党中央所见、所闻、所感受、所讨论、所决定的一切。鉴于前面的挫折经历，朱德和红四军的党员们已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因此，陈毅的纠正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收到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已在恢复中，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

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朱德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了错误的原因。他说，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还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为了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著名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负责起草的8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史称的《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近3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这个决议系统地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即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此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中共中央还将其发送到全国各地的红军，大家也先后照此来做，故成为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陈毅回红四军的任务完成了。鉴于毛泽东曾批评的“陈毅主义”错误，他向泽东谈起自己下一步的工作去留问题。泽东不假思索地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疾风知劲草，日久见真心。毛泽东感激陈毅为了让他回到领导岗位所做的无私帮助。

而在毛泽东得重病期间，国民党方面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条震惊国际的讣告，做出如此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事实：毛泽东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一面闪耀的旗帜。然而，确立毛泽东在赣闽根据地的绝对领导地位并非绝对的好事，万一他在领导中出现错误，就不那么容易制止了。历史恰恰展现了这一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