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27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裁军问题上对立,为了抓住对方的把柄,蒋给张学良发了一封密电,大意是:察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联,请速派人搜查苏领事馆。在张学良的指使下,中国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领馆,搜走两箱秘密资料,其中含有“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的内容。于是,他们将前来领事馆的39名苏联官员逮捕,甚至抓走苏联驻哈总领事,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两天后,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苏联领事馆都被封闭。
5月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宣布:“苏联政府从今日起,对于驻莫斯科中国代表处,及其驻苏联领土上之各领馆,亦不问国际公法之约束,而不承认其享有国际公法所赋之治外法权。”
此时,蒋桂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南京政府对苏联政府的抗议基本无人理睬,张学良得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尽管如此,各方的询问令张学良感到事态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6月6日,张学良密电张景惠及吕荣寰:“译出苏联领事馆所搜文件,不可轻于宣布,并不可使外人探明白,至要。”
1929年6月中旬,苏联方面开始向中苏边界附近增派部分兵力。6月22日至25日,张学良在奉天召开对苏策略会议,认为苏联只是虚张声势;并决定改编我陆军,屯兵吉蒙边界;还讨论了接收中东路的方法等问题。
随着蒋桂战争结束,蒋介石开始过问中东路带来的问题。通过电报约定,蒋介石乘列车北上,张学良乘列车南下,于7月7日在北平附近会面,商谈有关中东路的对策。蒋对张收回中东铁路表示支持,但会谈具体内容没有对外公开。
7月10日,张学良下令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配置军队,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将中东铁路管理局正、副局长等苏方高级官员全部免职,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共青团、妇女部、童子军等团体,逮捕苏联人200余名。同日,他通电全国,愤怒声讨红白(苏、日)两大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行疯狂渗透,导致北患无休无止,表明东北政府决心夺回失去的主权,并切断苏联对中共的支持。
作为报复,苏联政府在其领土上拘留了中国侨商1000余人。7月13日,苏联政府就“中东路事件”向南京政府发出为期3日的最后通牒。
7月16日,南京政府复照苏联政府说:“近年中国境内,屡次发觉苏联方面,有煽动中国人民,破坏中国国家社会,反对中国政府之各种有组织之宣传及工作,致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适当之措置,以维持中国国家社会之安宁。此次东省搜查哈埠领馆,即对于中东铁路之措置,纯以防止骚乱治安事件之突发为目的,不得已而有此权宜之处置。”
1929年7月17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并声明保留1924年《俄中协定》之一切权利。苏方的飞机开始侵入中国境内绥芬河、满洲里等地侦察,还扣留华轮多艘。
8月6日,苏联决定成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总兵力约4万余人,下辖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蒙古骑兵营。该集团军装备精良,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技术兵器。集团军的司令员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元帅,也就是前些年北伐军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他对中国及其军队的情况非常了解。
张学良本以为苏联内外交困,决不能开战,现在面对现实,只好硬着头皮迎战。8月18日,张学良发布了防俄动员令,派王树常为防俄第一军军长,率一部东北军开往东线,派胡毓坤为防俄第二军军长,率另一部东北军进击于西线。此时奉军一线约10余万人,在兵力上占有优势。然而,从人员素质到武器装备,东北军跟苏军的差距甚大。
从8月到10月,由苏军挑起的边境附近团级以下的战斗不下10次,双方都没有退让的姿态。可是,随着苏联方面对战争的准备完毕,战局遂急转直下。
11月17日,苏军步兵3个团在8辆坦克和战机的配合下,向达赉诺尔数度发动总攻。守备达赉诺尔的东北军第十七旅7千人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于11月18日被歼灭,旅长韩光第战死,苏军战损1辆坦克。11月19日拂晓后,苏军乘势转攻满洲里,7辆坦克支援步兵1个团,在密集的炮火准备后发起攻击。当地守备的东北军第十五旅被苏军包围,旅长梁忠甲带军官们逃进日本领事馆,其余士兵则向苏军投降。
至11月20日,中国军队损失已经相当惨重,累计战死1690人,负伤2210人,被俘6900人,失踪1800人。苏军则死亡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
此刻,张学良终于认识到东北军承受不了苏军进攻,败局已定。本来就反对同苏联作战的“辅帅”张作相向张学良报告,南满铁路方面日军有异动情况,力劝少帅和平解决对苏战事。11月26日,苏联方面收到张学良关于停战谈判的建议。苏方坚持,和平解决争端的先决条件,应当是恢复中东铁路冲突前的原状,释放苏联公民等。
由于苏联方面和东北方面都无意扩大军事冲突,所以从12月1日起,张学良的代表蔡运升与苏联代表在双子城(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开始谈判。12月3日,双方代表签订了东北政府与苏联政府间议定书。
12月6日,张学良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谈判的结果。南京中央方面发现此时处境十分不利,因为中俄断交而失去了同苏联直接交涉的渠道,东北地方政府却已先同对方达成议定书。幸运的是,议定书的内容并没有比冲突前的状况更损害我国的利益。
12月20日,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议定书恢复了苏联于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尔后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但继续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等少数地区。
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不承认《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另一方面表彰东北军为保卫国家进行的战斗,新设“青天白日勋章”,把第一到第六号勋章颁发给张学良、王树常、胡毓坤、于学忠、邹作华 、沈鸿烈6位将领。
这就是“中东路事件”,它对张学良的心理影响极大。此后他无法制止自己反复回味事件的前后过程,每想到最后的结局,就痛骂自己太傻!拍胸脯说为国家争主权的是自己,对俄签城下之盟还是自己,付出了东北上万军队的损失,可中东铁路的权益没有争回来一毛钱,还丢了黑瞎子岛。他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太不公平!有时,他被这些念头折腾得太难受,就靠抽鸦片来解脱,从此,鸦片和女人成了他躲避痛苦回忆的避风港,渐渐成瘾。很快,他的精神和体力都垮了,住医院成了常事,已经不是先前那个雄心大志的少帅了。
在此事件中,受到共产国际影响的中共中央竟然幼稚地认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国民党武装夺取中东铁路,并组织白俄军队,攻入苏联边境,苏联不得不先发制人。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
中共中央的这一立场不但被党外人士所反对,连党内都有很多人不同意。前总书记陈独秀为此专门写信给中共中央,认为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中央执迷不悟,很快做出正式决议,批驳这些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并将陈独秀和持同样观点的党员开除党籍。
只有一方在中东路事件中暗中获利,就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大将命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组织“参谋旅行”,考察中、苏两军的战场表现。同时准备再从本土调集1万兵力,待双方两败俱伤后,趁机独霸东北。
由于张学良及时认输,入侵东北的苏军损失很小,兵力却远远超过关东军,所以畑英太郎没有敢进一步行动。不过,在目睹了中国军队的不佳表现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们企图吞并东北的野心更加急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