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北伐胜利的鼓舞,从1928年6月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把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类,革命外交将分期进行,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路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
南京政府在外交上的新作为对抵制日本的恐吓外交也起了作用。蒋介石和张学良趁机争取美国的支持,揭露日本干涉东北易帜的行为。而自从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以来,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抓住日本出兵山东问题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
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舆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向中国倾斜;日本国内的在野派利用田中义一对华政策上的被动,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到1928年底,田中内阁已内外交困,终于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而加以默许。
张学良判断时机已到,毅然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仅此一举,历经十多年内战的中国,终于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
消息传来,举国振奋!上海《大公报》的说法颇有代表性,称:“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淹没者在”,“其富于国家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192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于此同时,领袖蒋介石的声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张学良受此巨大鼓舞,竟催生出另一套雄心大略。他认为,只有跟外国人硬碰并且得胜,才能大大提高自己和东北的地位。而这个硬碰并且得胜的机会,就在中东铁路上。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省铁路”的简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为攫取中国东北资源和连接俄国远东海参崴地区所修建的一条“丁”字形铁路。它从西向东的一路是主干线,由满洲里入境,中间经过海拉尔、扎兰屯、昂昂溪、齐齐哈尔、哈尔滨直至绥芬河出境;从北向南的一路是支线,从哈尔滨经长春、沈阳等,直到旅顺口。当时,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该路权归俄方所有。俄国东省铁路公司取得了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司法管理权和驻军的特权,形成比一般租界规模大得多的“国中之国”。沿线兴起一批大小城镇,特别是东省铁路公司的管理中心——铁路枢纽哈尔滨。
1905年9月日俄战争结束后,按照《朴次茅斯条约》的规定,作为沙俄向日本赔偿的一部分,长春以南至旅顺路段的路权割给日本,被称为南满铁路。其余部分仍称中东铁路,路权依然属于俄国。
1919年7月25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声明废除沙俄同中国政府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和一切特权,放弃沙俄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的权益。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遵守第一次对华宣言所声明的各项原则,但在中东铁路上的立场作了调整,不再说放弃,而表示了苏俄要与中国共管中东路的意向,提出“俄中两国政府,对于经营中东铁路办法中,关于苏俄对于该路之需要,允订专约”。
1923年开始,北洋政府与苏俄进行建交谈判。次年5月31日,中苏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协定》。其中关于中东路,协定说:“两国政府声明: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苏俄政府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诸如此类。此后,按照这个精神,东北当局又同俄方签订了《奉俄协定》。
然而,中苏在共管中东铁路问题上,双方的合作远非和谐,而是屡生争端。苏俄实际上并未完全履行签订的《协定》,一些应归还中方的非铁路本身的营业项目,如电报、电话、矿山、图书馆、天文台、学校等并未交付中方。对此,东北当局早已不满。
可为什么张学良锁定的目标是中东铁路而不是南满铁路呢?因为他认为,1904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在陆、海两个战场都战败,证明日军战力明显强于俄军,这是其一;其二,当时的国际舆论被西方主导,普遍报道苏联国内的坏消息, 加之世界各国高度敌视布尔什维克,西方列强在外交上不承认苏联等等,让他觉得苏联内政外交正处于弱势,有机可乘。
但是,有两个奉系前辈也盯上了中东铁路,一个是奉军总参议兼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一个是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这两人紧密抱团,是老帅身后无人敢惹的一对老臣,对少帅也很傲慢。杨、常二人的动机与少帅不同,他们跟日本人町野武马商谈后,想乘此东风插手中东铁路的管理,再借日本人的手牟取私利。
1929年1月10日,杨、常两人来到大元帅府,逼迫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说是为了管理中东铁路,并以常荫槐为督办。张被逼太甚,心中冒火,想当场拒绝,可又难以拉得下面子。当时天色近晚,张就说晚饭时间已到,容饭后再作决定,并留二人在帅府用饭。两人不仅谢绝用饭,竟说回去吃饭后再来。
两人走后,张学良怒发冲冠,在厅里急促地度了几个来回,然后拿起电话召亲信高纪毅进府。高赶到后,立即被张引入内室。张说:“杨宇霆、常萌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萌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够管理中东铁路。这么重大的外交问题,不等我考虑,非要我立即签字发表,简直当我是他们的傀儡!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
高立即应答:“遵命。请少帅指示在何处执行。” 张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都带有手枪的。”
高纪毅马上会同少帅的侍卫副官谭海,配备了6名卫士在老虎厅内室。旋即又命令总部卫队统带刘多芬,担任帅府内外警卫任务;王以哲担任守备城防治安任务。
当晚7时左右,杨宇霆和常荫槐果然又回到帅府,两人踌躇满志,认为少帅再推托,最后还得给他们这个面子。他们的随身卫队照例被挡在帅府外,两人径入老虎厅就座,等着张学良出来。
等了一阵,高纪毅率6名卫士突然持枪进来,立即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两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二人目瞪口呆,还没反应过来,每人就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另一名卫士举枪顶住了脑袋……
帅府外,杨、常的卫队几乎在同时被包围缴械,统统被送进第一监狱押了起来。
接着,张学良连夜以长途电话向南京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第二天,向国民政府和全国各地发出通电,历数杨、常种种不轨之图谋,尤其是阻挠东北易帜之罪,并宣布已按法执行。
不过,对杨、常二位的家属,少帅还显示出私人感情的一面。他除派人为杨、常办理丧事外,还特致函杨夫人,以示慰问、关切之意。另外送杨、常两家各一万银元,作为抚恤金。经此一事变,东三省的老臣们再也没有谁敢对张学良不敬了。
处理完杨常事件后,张学良把精力转到中东铁路上来。他首先下令收回中东路电话权。苏联政府没有公开抗议,只派领事出面,要求偿还百万元安装费。
1929年4月,张学良召集“辅帅”张作相、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中东路督办吕荣寰等讨论中东铁路的问题,决定同苏联谈判。苏方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许中国人担任6个处的处长,但要求中方承认中东路苏联工会。由于苏方轻易让步,使张学良松了一口气,觉得对方不过如此。不久,张即下令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苏方默认了。于是,少帅更认为苏联没有什么了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