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一方,陈独秀本来做好了跟蒋介石发生冲突的准备,但是,中共中央突然收到了苏共中央的一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要中共进行拥护国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对个人独裁和与帝国主义者结盟的宣传。陈独秀在这封电报的指示和苏联舆论的影响下,最终转变了态度,把希望寄托在了刚到上海的汪精卫身上。经过陈与汪秘密讨论后,两人起草了一份对外的联合宣言,意图平息两党中的对立情绪,重新回到国共合作的轨道上来。
汪精卫面临最大的挑战却是来自于国民党内的右翼势力。这些天,在沪的军政要员跟他开过两次会,其中包括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宋子文、张静江等,还有代表军方的李宗仁,以及从两广专程被蒋介石请来的李济深和黄绍竑。
蒋介石提出两件事,要汪精卫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庭;一是分共。只要汪能坚决和立即做到这两件事,他蒋某将完全拥护汪主席的领导,甚至包括军事上的领导。
大多数人要求汪精卫留在上海领导全局,并且支持蒋介石的意见。只有从武汉来的宋子文保持沉默,不发一言。汪精卫则一再重申总理的“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共产党和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
双方辩到激烈之时,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突然向汪跪下了,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分共。汪精卫慌得东躲西藏,吴氏紧追不舍,汪竟然退上楼梯,口中连声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严肃的政治会议中竟出现如此滑稽情节,全场哄笑一片。
4月6日,正当会议继续进行的时候,忽然有人送来当天的报纸,上面赫然登载着一篇《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宣言指出,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云云。与会人士大哗,多数都将矛头指向了汪精卫。上次下跪的吴稚晖这次变得尤为气愤,当众讽刺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弄得汪氏十分难堪,会议也无法进行下去,不欢而散。
汪精卫终于看明白了,蒋介石和吴稚晖等人为的是让自己替他们背上分共的黑锅,而不是真的想服从自己的领导。当晚,汪趁夜秘密上船,直奔武汉而去。
这样,蒋介石尽管“万事俱备”,但却失去了汪精卫这个“东风”,让他重新陷入服从总理遗训还是坚决清共的矛盾之中。正在他恨汪不争和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收到了一封请帖,打开一看,原来是青帮头子黄金荣和杜月笙送来的。他心里一动,产生了一个“借刀杀人”的灵感。
当年,蒋介石在上海滩混迹时曾加入青帮。因其入帮晚,故“辈分”不高,很多黑社会兄弟都是他的“长辈”。像黄、杜这样的帮主,他连见一面都难。如今他衣锦荣归,贵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手握几十万大军,几乎可以决定上海滩的命运。岂止以前那些“阿兄”、“阿弟”想来攀龙附凤,就是大亨帮主都以能见蒋“阿弟”一面而受宠若惊。
其他军政大员正为汪精卫突然逃离而惊异,纷纷前来蒋总司令处询问。蒋已胸有成竹,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对吴稚晖、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白崇禧等人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但是,清党是人心所向,我在想办法,你们还是应该有所准备。”各人均表服从命令。
安顿好了党内这批追随者,蒋介石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通知白崇禧准备成立一个“淞沪戒严司令部”,起草一份《战时戒严条例》。同时,他派亲信给黄金荣和杜月笙回口信,到时赴宴,不许对外声张。
晚上,蒋介石换上便装,戴上墨镜,在一班便衣警卫的保护下乘车离开住所,到达法租界内赴宴的餐厅。黄金荣和杜月笙早已等候多时,见蒋总司令真的赏脸了,连忙上前迎接,执礼甚恭,迎进大堂。餐厅此晚对外打烊,便衣警卫将三人保护在核心当中,青帮又在房子的里外保护了两层。
酒过三巡之后,杜月笙道出了请蒋总司令赏脸的目的,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这些年来为了上海的百姓打抱不平,报仇申冤,维持公道,做了很多好事。如今新政府就要上台,我们也算是有功之人,应该参加新政府的班子。
蒋介石何尝不知对方的目的,这正是做交易的理由。他表示:赏罚分明是本司令的原则。如今国民革命尚未完全胜利,上海更需要改善治安,方能成为革命军的可靠基地,这方面还需要上海滩的弟兄们鼎立相助才行。
杜月笙与黄金荣对视了一下,然后杜表示:“只要总司令用得着,我们兄弟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
蒋指出:共产党鼓动工会自立政府,自拥武器,严重危及上海工商界的安全。我革命军北伐任务在身,不能分出太多力量去执行治安任务。如果你们的弟兄们可以出面制止共党工会的妄动,缴其武器,那就算立了大功。
黄反问说:“我们手中的枪还没有工会多,怎么去缴对方的枪呢?”蒋马上表示:只要你们敢做,武器不成问题,我可以帮忙。
接下来就是细节:需要多少支枪?枪从哪里来?怎么运进租界?等等。蒋介石认为这些可以由手下人跟他们来办,就此告辞。
4月9日,蒋介石下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岐分任正副司令,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在沪宁线上,蒋介石和李宗仁完全按照他们计划的那样,将第七军从芜湖调往南京附近,监视其他可能不稳的部队。然后逐次将可能不稳的各师调离上海,另以未经中共渗透的部队接防。
1927年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
这时,淞沪戒严司令部接到报告,上海市区多处发生“工人内讧”,枪战不止。司令部立即下令,周凤岐部第二十六军分路出击,将各冲突地区包围起来。戒严部队命令交战双方无条件停止对抗,向戒严部队缴枪,违令者就地正法。
青红帮这一方早知会有这出戏,在头目们的指挥下,纷纷缴械投降。但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却不甘束手就擒,奋起抗争,被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工人纠察队被杀120余人,受伤180人,2700多名上海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转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第二天一早,上海各大报纸在刊登这一惨案的同时,也登出了蒋总司令的声明。声明说:本总司令以领导北伐统一中国为己任,坚决排除任何不利于北伐革命的障碍。昨日,上海工人纠察队与部分工人因政见不同发生武装械斗,严重危及上海市民和工商各界的安全,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破坏。淞沪戒严司令部遵照《战时戒严条例》下令,将参与械斗的双方缴械,完全合法合理,但一些暴徒竟武力抗拒,被我戒严部队就地正法。
可想而知,中共和上海总工会哪肯这么罢休?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
群众游行队伍长达一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屠刀已经举起,就不会再放下来了。在事变后的三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支持者被杀达300多人,被捕达500多人,失踪达5000多人。中共著名领导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先后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