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初，龙潭大捷之后，南京北伐军乘胜渡江追击，孙传芳的残部已成惊弓之鸟，不敢再战。不但浦口、扬州等要隘被南军攻克，南军更向苏北挺进，整个东南地区，完全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天下。

9月中旬的上海，国民党大员冠盖云集。1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在戈登路伍朝枢寓所开谈话会，到会的有20余人。重要人物中只有胡汉民、蒋介石两人缺席，他们以为这是汪精卫领导的会议，故拒不出席。

连汪精卫也以为这是自己一统中央的大好时机，可没想到，这次的主角却变成了“西山会议派”。该派以“清共”先知先觉而自居，说当初是为了挽救党国而在西山开会，早就深信国民党不把共产党清出去，必将为共产党清出来，本党终归要合在一块，所以忍辱奋斗。他们借此会议反攻倒算，对蒋、汪两派左右开弓，大送耳光。

“西山会议派”批评蒋介石不早觉悟，中山舰事件后，不接受该派的奖勉，反而大骂一气；与共产党弄成一团，开什么联席会议；左边拿着国民党，右边拿着共产党，来做中国革命领袖的迷梦。直到“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响遍了两湖，蒋才恍然大悟，到了上海、南京，才开始决心清起党来。这觉悟比西山会议晚了两年之多！更有甚者，在“清共”之后，蒋还在对外喊“打倒西山会议派”，令我们这些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党员心寒不已。

他们又当面批评汪精卫跟着共产党当“左派”，本着“反共就是反革命”的主旨，一直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力量打击“西山会议派”。尤其在“清共”之前，还与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合作宣言》，形同卖党、卖国之罪。

连续两天，汪精卫被这些耳光扇得脸上青一阵、紫一阵，觉得这个领袖当着太难受，于是在13日借故离会，发表“退休通电”，承认对共产党“防制过迟”，但自己最后为党完成了“分共”大业，功成身退，宣布下野。

汪精卫这一走，气氛马上变得融洽非常。中央全会开不成了，新的中央领导也不可能延续旧的名单。还是孙科拿出武汉方面商议过的提议，成立一个临时性的国民党各派统一的中央机构——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职权。

9月15日，大家进行互选，结果所有参与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连因故未及参加的国民党其他大员，包括蒋介石、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等，亦均当选。

汪精卫一派非常失意。汪原为特委会的倡议人之一，可这个特委会的成立却剥夺了他自认“合法领袖”的地位，他马上转而反对特委会。汪同顾孟余等西去武汉，陈公博则南下去了广州。

返回武汉的汪精卫再次与唐生智携手，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并以分会的名义反对新成立的特委会和南京中央政府。南京方面极为愤慨，尤其是军委会这几员大将，本来唐生智在军事上多次蛮横抗命已让他们忍无可忍，现在又在政治上反对中央。更有甚者，在龙潭战后，南京方所获孙传芳军中秘密文件，竟载有“友军唐生智部自上游夹击南京”字样，难以置信！事态发展至此，用兵成了必然的趋势，党政军大员们一致主张讨伐。

10月19日，西征讨唐之战正式打响。李宗仁第三路军沿长江北岸向西进攻，程潜第四路军沿长江南岸朝西推进，朱培德第五路军向九江、湖口集结阻敌。

唐生智集团虽然块头不小，但属于“虚胖”。西征军在战斗力上明显强于唐军，政治宣传上又“名正言顺”，因此士气高昂，锐不可当。唐军则节节败退，士气低落。到10月25日，西征军已经攻克安庆，顺利完成第一阶段战役目标。

西征军进攻之顺利和己方士气之低迷完全出乎唐生智的意料，很明显，这场战争已经失败。11月11日，唐生智通电下野，同时嘱咐手下部队保存实力，以图他日东山再起。

而汪精卫早在武汉见前方战事不利，竟对唐生智不辞而别，已于10月24日秘密抵达上海并转往广州，再竖反特委会的大旗。

却说一手促成国共分家的主角蒋介石，下野后的几个月来并没有停止过对时局的关注。他回到老家浙江奉化，跟随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信函。写信的大多是他黄埔系的老部下，他们仍然把他当作精神领袖，向他汇报自己的想法，让他能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下野后的全国局势。世道越来越混乱，他就越来越自信：我蒋某离开权力的高峰肯定是暂时的。

蒋介石决定先办完自己的私事，再考虑将来的事业和责任。在家乡秀丽的群山之间，他给宋家三小姐写了一封极其动人的情书。宋“美人”只剩下了最后一道防线——母亲的应许。她的大姐比她还着急，9月16日，宋霭龄在上海塞耶路家中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蒋总司令即将与我的三妹结婚。”而宋老夫人为了摆脱两个女儿的纠缠，干脆躲到日本去了。

1927年9月23日，蒋介石来到上海，然而却没有见到宋老夫人。在跟宋美龄、宋霭龄和孔祥熙商量之后，决定由宋霭龄陪他赴日本向老夫人当面提婚。9月28日，他们乘船抵达日本东京。同一天，上海《申报》刊登了题为“蒋中正启事”的单身申明，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而且连登3天。

蒋介石有宋家大姐做向导，在镰仓找到了宋母。蒋带来了与毛氏离婚的证明文件，并说跟姚氏和陈氏从没结过婚，并且现在已经分手多时。这样就打消了老夫人反对的第一个理由。

宋母又说，我们是基督徒之家，女儿只能嫁给基督徒。蒋介石早有准备，表示他将尽最大努力去研究《圣经》，并试图成为一个基督徒。宋母知道美龄多次表示非蒋不嫁，现在又亲眼见到这位坚定执着的求婚者，她还能提什么要求呢？最终，老夫人还是答应了。

人生一件大事落实了，蒋介石心情大好，低迷多时的政治热情随之又高涨起来。他上一次离开日本时是1919年，距今已经8年了，他发现这个国度又有了很大的变化。蒋在日记里赞叹：“日本进步之速可惊，社会秩序与教育亦均有进步。未至日本之前，以为其物质进步，精神必衰退；今乃知其兴盛犹未艾也。”联想到祖国，他不禁问道：“日本建设猛进，不知吾国何日乃能臻此耳！”

为了寻找答案，也为了建立友谊，蒋在逗留日本期间拜访了许多要人。通过黑龙会的搭桥，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都有会谈。其中，与田中义一在11月5日的会谈最为重要。

蒋介石表示，中日两国将来的关系可以决定东亚前途的祸福。田中不置可否，反问蒋此次访日的抱负所在。在出身军部大将的首相田中看来，蒋的政治前途并不确定，但作为孙中山离开后的政治和军事强人，很可能会对日本在华利益有重要影响，所以才同意这次会面，以摸清蒋的立场。

蒋阐述了他的理念，大意是：第一，中日两国必须精诚合作，以真正平等为基点，方能共荣共存。因此，希望日本以后的对华政策有所改善。第二，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并且能提供帮助。第三，日本对中国必须放弃武力政策，而以经济合作为基本政策。蒋在结尾时表示，本人这次访问贵国，非常愿意就中日两国的政策与阁下交换意见，以期获得一个结果，愿闻阁下高见。

田中问道：阁下何不以南京为目标，以统一长江以南为宗旨，为何急于北伐？

蒋回答说：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绝不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故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况且，中国如不统一，固然是中国之大患，而东亚不能安定，亦非日本之福利也。

话题转到中国的排日运动时，蒋说：中国之所以有排日运动，是因为中国国民认为日本援助张作霖。田中矢口否认说：日本没有给张作霖任何援助。

每当蒋谈及“统一”，田中均显不悦之色。蒋因此明白对方绝无帮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意愿，甚至可能妨碍北伐行动。不过，双方在一个问题上终于获得一致的观点，那就是“必须清除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