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十五     红色军魂

1927年8月初，南昌起义后的南下义军出师不利。刚离开南昌不远，起义队伍就损失掉一个主力师的兵力，这个师就是第十一军蔡廷锴第十师。

本来蔡廷锴完全没有参加起义的心理准备，叶挺只跟他说下南昌驻扎，便于在动荡不利的局势中撤回广东。可到了南昌，竟被拉进起义的参谋团，跟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一起谋划起义，这才发现被裹上了“梁山”。这么突然的命运降临，蔡当然很不情愿，但一时无可奈何，于是一言不发。大家也明白他的心理，于是安排他的第十师作总预备队，实际未参与战斗。

起义成功后，叶挺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和第十一军代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成了蔡廷锴的上级，这让蔡更不以为然。而叶对蔡则多有歉意，向总指挥部表示蔡非常想回广东，可以信任他，避免了对蔡师中的军官进行调整。

由于起义胜利，第十师中所有的中共党员身份都公开了，这对蔡廷锴是个有利条件，他决定伺机率部脱逃。该师于8月3日出发，4日到达进贤时，蔡廷锴命令驱逐师内所有共产党员，全师脱离起义军，迅速转向赣西北，后进入浙江，向他的老上级陈铭枢报到，给蒋介石送去了一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中共前委和起义总指挥部听闻此变，倍感震惊，追悔莫及，令前委们感到不认真整顿部队很危险。于是，全军从8月6日起陆续到达临川之后，进行了近一周的休整，同时将部队和部分军官作了调整。

8月12日，起义部队重新出发。他们在壬田、会昌打了两个胜仗，击溃了前来堵截的钱大钧部国军，但起义军自身伤亡也不小。

9月5日，起义军到达长汀，接近广东。前委多数同志渴望早日攻占潮汕，能得到休息，又能在沿海口岸得到国际的援助，这也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意见。但是，前委和总指挥部做出了一个“三河坝分兵”的决定，这是个令他们后悔不已的错误，使本来兵力已日益不足的起义军更加分散。

三河坝分兵的思路是：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为主力，共约7千人，从处在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共约3千人驻守三河坝，以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

起义军进入广东地界，李济深真急了，他亲自出广州赴粤东指挥围剿，不得不把省城留给了张发奎。从9月3日到8日，他连下几道命令，调集陈济棠、薛岳、何辑五、黄旭初、范石生等各路国军，加上原有的钱大钧和黄绍竑两路兵力，合剿起义军，总兵力达4万人。另有外国军舰配合，从海上向汕头包围。

义军主力在汤坑与国军陈济棠部1万5千人遭遇，贺龙、叶挺亲自组织部队轮番猛攻。双方隔着一个不大的山头，反复拉锯。你占领了，我攻上去；我占领了，你攻回来。打了两天两夜，相持不下，起义军伤亡了2000多人。

这时传来坏消息：潮州已被黄绍竑部占领。而义军主力与在三河坝的部队也失去联系，处于被国军夹击的境地，不得不向海陆丰撤退。国军尾追不舍。前委乃于10月3日在流沙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当时周恩来正在发高烧，处于昏迷状态。

这边还在开会，前方却传来更坏的消息：走在前面的第二十军第一师和第二师，已经有大批官兵投降了！贺龙听闻，情绪异常激动地说：“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不过，贺龙此前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擅自行动了。前委紧急会议最后决定：部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继续开展武装斗争。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等离开部队，经香港转赴上海。

国军很快扑向流沙，义军被打散，前委连最小的一个成建制部队也找不到了。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被打散的起义部队中，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为主的余部1300多人，在董朗、颜昌颐等的带领下到达陆丰，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他们与彭湃领导的中共当地组织一起，于当年11月建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

这边朱德率领的三河坝部队，遭到钱大钧部的重兵进攻。他率领部队激战了三天三夜，给予钱部大量杀伤，完成了既定的阻击任务。然而，当朱德带着剩下的2000多人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时，遇上了从潮安退下来的义军官兵200多人，领头的是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时任警卫班长的粟裕也在这支残部里头。从他们的口中，才得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失败。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一般，把整个部队打懵了，一时思想混乱不已，很多指挥员也不知所措。他们处境险恶，孤立无援，又同前委失去联系，一切只能由此时此地的最高领导者朱德独立负责。

在此泰山压顶之际，朱德决然地表示：“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在同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研究后，决定派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师党代表李硕勋去中央汇报。然后，朱德与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率部向赣粤交界运动。在摆脱敌军追杀之后，这支只剩下约1500人的南昌起义余部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途中，开小差逃跑是减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德在天心圩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这支部队今后由他和陈毅领导，并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不愿意继续奋斗的，可以走；愿意继续革命的留下，我是要继续革命的。走了的，以后还可以再回来，来去两便，绝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很多年之后，亲身经历者陈毅对这个讲话仍有深刻的印象，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

当时有很多人离开了，包括一些军官。年纪还不满20周岁的连长林彪来找陈毅告别，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也跟他们一起离队，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坚定地回答：“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并说：“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

林彪与几个黄埔同学离队后，换上便衣向梅关方向走去。地主民团在关口上把守很紧，碰到形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他们已经没有了武器，一下就成了任人摆布的百姓。心气高傲的林彪感到了一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屈辱，想起陈毅的话确实有理，当夜即转回部队，表示要留下。陈毅狠狠批了他一通，但是没有处分他，仍然让他当七连连长，因为陈毅知道，这个“小鬼连长”能打仗。

经过整顿后，朱德将部队的战术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此时部队剩下3个营约800人。历经大浪淘沙，留下的，都是不怕火炼的真金。这800勇士到共和国成立时已经没剩多少人了，却出了3名元帅和1名大将！

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共产国际要追究领导责任，认为：暴动的失败证明，共产国际在暴动前的电报指示是正确的；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谭平山等人违抗国际的正确指示，属于违反政治纪律，并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谭为张国焘的下级，不但不服从正确的领导，竟然要捆绑张，属于敌对观念的严重违纪事件；张没有把正确的领导路线坚持到底，最后放弃立场，与周等继续起义行动，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后来，共产国际以上述理由，决定将谭平山开除出党，并给予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人处分。张国焘制止不力，也受到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