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率北伐军入江西后,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精锐部队大战两个月,几番胜负。尤其是攻打南昌城,北伐军前后共打了4次才完全占领。终于到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彻底摧垮强敌,完全肃清了孙传芳在江西的兵力。
在此期间,被围困已久的武昌守军发生哗变,帮助唐生智所部拿下了武昌城。另外,孙传芳从福建策动进攻广东弄巧成拙,反被何应钦率部击败。整个北伐的形势大好。
对于蒋介石来说,身为北伐主帅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报刊上也天天充满了歌功颂德的报道;可另一方面,在这半年多的个人经历中也体会到了太多的挫折。与唐生智的争斗,自己嫡系部队的不争气,强攻武昌和南昌的沉重代价,非嫡系的不满情绪,尤其是自身的错误,都使之难以释怀。就在攻克南昌的当日,蒋在日记中竟然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写道:“晚后唏然曰: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历史无事实,事实绝不能记载也。知我者其惟鬼神乎?”
非嫡系将领的不满主要是因为蒋总司令对其嫡系第一军的特殊照顾。蒋不仅在军需分配上偏心,在治军上对该军更是不论军法而好私情。三军将佐对蒋总司令的道德作风留下了很差的评价。李宗仁说:“就这点说来,蒋氏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材,位居主帅之尊,其智慧、德性,涵养俱不逮远甚。”
国民党内外对蒋介石几个月来的变化开始议论纷纷,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蒋介石正在成为新的军阀,北伐的性质正在改变。于是,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可叹国民党在失去孙中山和廖仲恺之后,实在无领袖之良才,竟做出决议,要请回汪精卫主掌国民党中央,以制衡蒋介石主掌的军事大权。
另一方面,在北伐军攻克武昌之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迁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对于广州大本营的人们来说,北迁的目标地自然而然就是武汉,这是目前北伐军控制区域里唯一比广州更大的城市。由于武汉经济发达,还是全国交通大枢纽,又非常靠近北方前线,对提升国民政府支援北伐的效率非常有利。
然而,当蒋介石进入南昌后,却给中央执委发去一封电报,要求将党和政府首脑机关迁到南昌而不是武汉,理由是总司令部在南昌前线,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应该跟总司令部在一起。
可以想见,这封“挟军自重”的电报正好支持了质疑蒋介石的观点,一时间,反蒋情绪就在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公开了。为了解决矛盾,广州一方由宋庆龄出头,组织了中央慰问代表团,前往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慰问北伐将士,并与蒋总司令等举行联席会议。
中央慰问代表团于12月2日到达南昌。12月7日,在风景胜地庐山上举行了在南昌的中央委员联席会议。蒋介石的目的很明确,希望代表们留下,支持他“迁都”南昌的动议。代表团成员们事先就知道蒋的立场,无不持反对意见,不过为了不使蒋主席难堪,大家均使用一些委婉的词句来表达,希望军方认识到武汉比南昌在政治、经济和交通上的优越性,“迁都”武汉实为明智之选。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并没有形成多少共识。
没有实质性成果的庐山联席会议结束后,广州来的中央委员们一起转道九江,乘船前往武汉。然后,在武汉聚集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一起开会,自称“最高联席会议”,在中央和政府未正式迁入武汉之前,行使最高职权。委员包括宋庆龄、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陈友仁、王法勤等,鲍罗廷作为顾问列席。推举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这个“文官”最高联席会议之后,在武汉的军事将领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等纷纷表态,服从最高联席会议的领导。
1926年12月底,广州的留守大本营开始北迁,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副主席张静江(张已经将主席之位让给了蒋)带人绕道访问南昌,受到蒋介石极其热烈的欢迎。但当蒋提出要他们留在南昌另起炉灶后,两人都没有马上答复。经过几周的观望,谭延闿还是决定去了武汉;而张静江两边都不想得罪,竟然选择去了上海。
蒋介石看到张静江和谭延闿都不敢支持自己,才正视自己唯有军事上握有实权,而在党、政两个方面都没有争锋的实力。他忿忿难平:我领导的北伐节节胜利,可党内和政府内对我却越来越不尊重,这是对我和北伐军的羞辱!
正在蒋介石生闷气的时候,侍从来报:张群先生求见,说是总司令的同乡和同学。他立时转忿为喜,连忙出迎。张群是蒋介石留学日本振武学校时的同学,辛亥革命爆发后,两人偷渡回上海,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起义成功后,陈其美被推举为都督,蒋介石在二十三师师长黄郛手下任团长,张群就是团参谋长。
叙旧过后,蒋介石当即委任张群为总司令部总参议。这对蒋是一个提醒: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朋友圈组织起来呢?有了自己的团队,就可以跟武汉分庭抗礼。于是,他马上让张群去找黄郛,前来加入自己的阵营。同时,他又从广州招来了戴季陶、吴铁城等过去的铁哥们,加上张静江和陈果夫、陈立夫等,一个以蒋为核心的政治小团体开始形成。
黄郛曾多年在北洋政府任要职,1924年一度出任内阁总理,因此,黄的到来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武汉、九江一带的国民党党报对黄氏不遗余力地攻击,骂他是政学系北洋旧官僚和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我们革命阵营之内。蒋介石大发雷霆,在总理纪念周上说:“黄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黄郛没有辜负蒋介石的仗义,很快就帮蒋找到了走出困局的出路。黄郛指出:要想摆脱武汉方面的党政领导,最重要的是掌握自己的财政命脉,没有财源,养兵养臣都不可能。中国最大的财源就在东南地区,上海更是取之不尽的富矿,因此,当下并不是争权的时机,等底定东南,笼络绅商之后,再向武汉摊牌,还怕众人不跟随吗?蒋介石听罢,如茅塞顿开,拍案叫好!
从这时起,蒋介石一有机会,就召集所在地的江浙资本家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进行秘密集会,向他们明确表达:我蒋某人反对武汉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也反对工人运动。这当然得到了与会者的大力赞赏。从此,身处各地的江浙资本家们就像找到了救星一样,愿意出钱出力,盼望着蒋总司令早日打下东南。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此次全会已一再推迟,因为大家希望蒋介石能够到会。蒋氏知道此会的目的是冲自己来的,绝不肯为了听对自己的批评专门再跑到武汉来,就以前线战事为由一再拒绝。因此,全会最后在没有蒋参加的情况下召开。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之代表共33人,会议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势力主导。会议选出汪精卫(缺席)、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谭平山、宋子文等7人组成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汪精卫为主席团主席。全会的决议集中在三个方面:一、重申拥护孙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二、提高本党党权;三、实行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裁。
这三个方面统统与蒋介石有关。首先,三大政策本来是既定路线,但是,蒋领导的北伐军内的军官中反对这一政策的声音越来越高。其次,提高党权意味着收回很多原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党、政、财等方面的权力。最后,实行集体领导的改变,使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均不设主席或委员长,蒋介石只是这两个委员会中的委员而已。很明显,大家不愿意打倒旧军阀的同时又培养出一个新军阀。
汪精卫再次被推举到第一人的领导位置上。他不仅有蒋介石所有的两个委员职务,而且是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和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这些任命和决议,很快就传到在法国的汪精卫夫妇那里,他们再次研究了国内形势,认为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于是兴冲冲地由法国启程,经德国、波兰、莫斯科,日夜兼程,踏上了归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