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每一个家乡是河南和中原的人,尤其社会知名人士、有影响力的人,都有为家乡发声、替父老乡亲呐喊的责任。我希望您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作为河南人和中国人、一位知名作家的责任。”
尊敬的刘震云先生(并致郭建梅女士):
我是家乡在河南省、现居住在德国的青年作家王庆民。
在谈文学和其他事宜之前,我先要跟您讲一件事。我和您不仅是河南老乡,出生地还和您家乡延津县相距极近,和您爱人郭女士是同一个县,也就是延津县紧邻的滑县。我家人有不少亲戚在毗邻的延津县王楼乡及其他乡镇。可以说,我们算是同乡中的同乡了。
我从幼时就喜欢阅读,例如看老一代人的教科书、小人书、旧的报刊杂志,逐渐形成了对于文学、时政、历史、军事等方面的兴趣,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和报刊杂志。
中学时候,我喜欢在新华书店读书,开始阅读到您的作品,也知道了您是延津人。因为是同乡,所以我读起您的作品感到颇为亲切。您讲的很多故事,都有一定的河南特色,塑造的人物也有河南人的一些典型特征。而小说讲的历史背景和事件,也是在河南发生的,很多正是在延津、滑县、濮阳、新乡、安阳等豫北地区发生的。例如《故乡天下黄花》提到的“牛市屯”,我猜测应该就是以牛屯镇为原型命名的吧。还有《一句顶一万句》里也多次提到滑县等地。我人生前20多年都在这些地方生活,当然非常亲切。
当然,我喜欢您的作品,并不只是因为我和您是同乡、作品有河南和豫北特色,更重要的是您的作品风格、深度、价值,都让我喜爱和佩服。
例如您大多数作品都是采用白描手法,或者说不加以太多文辞和技巧修饰,平铺直叙又不乏趣味。这正是我特别喜欢的现实主义风格。我认为这能够最大程度呈现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而不是像“魔幻现实主义”那样矫揉造作、以艺术加工夺舍了事实本体。当然我也尊重其他艺术与文体风格创作者,但我个人是喜欢白描的。
您的《新兵连》、《塔铺》讲述河南农村出身的孩子当兵、考学的事,来源于您的经历和耳闻目睹。而这些故事和人物,也是1970-1980年代(当然也可以前后拓展更长时间)河南千万青年共同的经历。在人口密集、千篇一律的河南,一个人的人生就是亿万人的人生。无论是军营里的纯洁与龌龊,“老肥”、“元首”、“李上进”、“王滴”、“我”的军营众生相,还是恢复高考后的希望与混乱、有的同学考上名校、有的同学为救父亲嫁人而弃考、有的还写大字报试图效仿张铁生……这些不仅是故事,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他/她们真实的人生。
上学苦,当兵苦,可都不比种田苦。河南人大多数祖祖辈辈都是在土里刨食,即便现代化了,农民还是常年在地里劳作。当兵和上学,是农家子弟为数不多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和干部的机会。哪怕其中当兵和上学的绝大多数,在学校和部队也是陪衬角色、需要继续为生存、为了立身成家拼命的干活、不得不钻营。农村女性比男性更惨,不能考学,那往往只能嫁给不喜欢的人、生多个孩子、时常被家暴、每天辛苦直到死亡。甚至考上一些一般的学校,也还是要回到家庭主妇和苦劳致死的命运。像您和您爱人这样能够考到北大、彻底改变人生的,寥若晨星。
您的《一地鸡毛》和《温故一九四二》是相对最为知名的,被许多人推荐、也改编为影视剧。这两部作品我当然都拜读了,对您从细微处讲国人生活、回顾家乡历史悲剧,是颇为佩服的。
“一地鸡毛”正是国人在89“风波”之后走入精致利己时代下生活的写照。人们不再热切的关心国家大事,生活的琐碎、生存压力、在家里家外的私人纠葛,成了国人生命的主旋律。当然,即便在关心国家大事的年代,在89之前,人们生活也是“一地鸡毛”,只是还有一些理想和激情。如今物质丰富多了,还是“一地鸡毛”。
而1942年大饥荒,这和1960年前后的饥荒一样,都给20世纪的河南留下深深的创伤,老几代河南人内心都有深刻记忆。这些记忆是不应忘记的,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普遍遗忘、压制。您能够写出来、引起关注和拍成影片,让更多国人世人了解,让河南家乡人不再沉默,本身就功莫大焉。
不过,我最喜欢、最赞佩的您的作品,是相对不被公众关注的《故乡天下黄花》。
毫不夸张的说, 《故乡天下黄花》可以说是河南人的历史史诗。虽然讲的故事并非宏大的叙事(但背景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制造的宏大的苦难),人物都是豫北小老百姓,事情很琐碎、人物多卑微,可这正是河南人在20世纪共同经历的苦难、枯燥、跌宕、真实。两大地主村绅家族斗法、民国动荡、军阀混战、日本入侵、中共得势、饥荒、政治运动、改革开放……这些是河南人的共同记忆、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记忆,是亿万中州儿女命运的素描。
我想,如果有一天《故乡天下黄花》拍成电影和电视剧,从头到尾演绎书中的人和事,那将是比《静静的顿河》、《乱世佳人》、《汤姆叔叔的小屋》、《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都更加丰富和动人的东方影视史诗和群像。《故乡天下黄花》里那些卑琐的人,与《哈姆雷特》《荷马史诗》中那些豪杰,本质是有着同等的尊严、同样无限的人生可能、同样参与了无数动人故事的人。现在《故乡天下黄花》和其他关于河南的作品,之所以没有那些名著知名和广为讨论,根底也是河南、中原的话语权不足、独立性与独特性被埋没。这是不对的、需要改变的。
我比较喜欢的您的另一部作品,是《我叫刘跃进》。您描绘的刘跃进的既平凡又传奇的人生,以及北京从上层到底层诸多社会人物的描摹,小人物们在“天子脚下”的求生,读起来很是引人入胜。您的白描不止是白描,也有巧妙的加工,让文字风趣、更为可读。
另外,您的《官人》、《官场》讲官场故事,也是我感兴趣和多次阅读的。我对于许多涉及社会和人性黑暗的,有着某种格外的探究和思考欲。您笔下的县委书记金全礼,既有官味又有人味,比其他许多官场小说都更多生活味。
总体上,我最喜欢您以白描的、平铺直叙的(但又不失幽默,引人入胜)讲述历史与现实人物和故事的小说。而您以超现实手法写的《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以及较为戏谑化的《我不是潘金莲》也颇有趣,但我个人就没有像对《故乡天下黄花》、《塔铺》、《新兵连》那样程度的喜爱了。(我对另一位河南作家、出身豫西的阎连科先生的作品也比较熟悉,同样是更喜欢他写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不太喜欢他的“神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关于您的作品、文学方面的讨论,我以后还会给您写信,以及写书评、文章、短评等探讨,在此就暂时不讲太多了。
我虽然读了您许多作品,又与您是同乡,但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您、与您直接对话、向您请教。乃至我现在还不知道,您老家具体在延津县县城还是哪个乡镇。在2015年,我去北京时,曾经去过您挂职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找您和阎连科先生,但大楼门卫告诉我你们常年都不在,可能一年就有几天会去一次。我那时也没其他联络渠道,2018年之后又出国。所以,迄今我都没有机会见到您或与您联络。
有幸的是,去年10月份……
我之所以很希望与您联络,既是希望能够探讨文学、家乡、人生,也更是想与您商讨我们家乡、河南中州、整个中国的命运与出路,并做些实际的事。
或许我这样的话说的有些大,但我确实是在想和在做这方面的事。
您出身在豫北的乡村,当过兵,又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些年著作甚丰,也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旅行,数十年来阅历丰富。所以,您当然是非常了解家乡河南和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历史与现状,也完全明白家乡父老和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还有中国与外国的差异和差距。您的爱人郭女士,作为人权律师和女权活动家,也必然深知这片土地上有多少不公不义,妇女等弱势群体受害多深。另外一位河南的伟大女性,去世不久的高耀洁医生,也揭露了河南“血祸”中种种黑幕,如许多染上艾滋病的人绝望的死去、遗留孤儿的艰难生存。
而各种人权侵害和悲剧显然不是个案,也不是只靠个人维权可以解决的,而是制度问题、大环境、多种原因综合导致的问题。不从根底上和整体上解决,那就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各种苦难还会继续,我们的同乡还要在被压迫和愚昧中浑浑噩噩的生活与死去。
而2020-2022年三年封城隔离,“清零政策”,又导致了多少人权侵犯、自由丧失、失业破产。其中种种恶行,与清末义和团、文革时红卫兵,又多么类似。历史又在循环。国人的处境也继续恶化,中下层苦不堪言。
我在致德国各界及其他人士的信里,就简单列举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自毛泽东时起,就有数千万人被杀死和饿死。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虽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但人民缺乏权利与尊严,且大多数民众仍处于贫困状态。
自2013年起,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密集而强横的扫荡,禁止言论和媒体,迫害政治抗争者,使用酷刑、监禁、骚扰等方式对待反抗的人民和各种弱势群体。许志永、丁家喜、郭飞雄、郝劲松,就是最典型的四位良心犯。而实行的对抗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更是导致中国人权侵害广度扩大、深度加深,经济衰退、大量民众失业破产、恶性暴力事件频繁……
中国蓝领工人工作在缺乏劳动保障、需要长年加班工作的“血汗工厂”,而白领阶层也需要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六天,即“996”;
中国的农民,不仅要做繁重的劳动,大多数人还非常贫困,月收入不足1000人民币(约合130欧元),超过60岁每月仅100多元(约15欧元)的退休金;
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学生(尤其河北省、河南省、江苏省、四川省、湖南省等地的中学生),需要从早上5:30学习到晚上10:30,期间吃饭时间都被严格限制,每两个星期才能放一天假期;
中国的许多服务业者,尤其个体经营者和家政人员,没有尊严,如同仆人一样为既得利益者服务,许多还被城市管理人员驱逐、被雇主欺凌甚至性侵害;
中国的妇女,大多数都遭遇侵害和不公不义,还有些遭遇长期的家庭暴力,但却求助无门,处在绝望中。她们上学和工作(包括家庭工作)中也遭到各种歧视和压榨,不能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地位、尊严、报酬,乃至没有基本的安全感;
中国的残疾人,大多数都不能正常上街,因为环境太不友好,只能在家中苟且偷生,且往往受到家人的暴力和虐待;
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自由和快乐,为生存而生存,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都是缺乏或者低质量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半生都在挣钱偿还房贷,一旦有人得了重病往往全家倾家荡产,许多老人因为无钱养老和看病而自杀;
……
这一切应该改变。中国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汉民族和中华文明,为中国、亚洲、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后来因为内部的压迫和外部的入侵,它遭受巨大的伤害,走向歧途。”
(信里还有很多内容,很长,就不摘录了)
而我们家乡河南省以及周边几个省份的平民百姓,在中国百多年的动荡中,是受害最深、最被忽视、最无话语权的地区群体之一。这块中华文明发祥地、诞生过无数文人武士、古都古迹密布的文化中心,黄河母亲抚育的中原大地,因为种种原因,却成了倍受损害、践踏、忽视之地,人民或水深火热、或唾面自干、或行尸走肉、或得过且过,总之充满不幸的活着与死亡。他们也没有独立性和话语权。即便像您的《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中山西李堡村的奎生那样有才气的人,也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没有了外国人那种放松和活力,鼓点再响,心还是麻木的心。
相对于香港、新疆、西藏、北京、东北、四川……都有一定文化独立性与族群意识,河南人及周边华北华中各省,如“山河四省(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及安徽、湖北等省,都在毫无族群凝聚力、没有话语权、愚昧无知、没有抗争能力的一盘散沙中。所以这些地方和这里的人,被轻易的任意揉捏、践踏、剥夺。这里的几亿人民,都成了权贵集团巧取豪夺、予取予求的廉价劳动力、人肉电池、工具。
1960年代的大饥荒,种粮食收粮食的河南人却吃不上粮食、大批饿死,是比“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更不公更残酷的写照;今日河南及周边省份作为“世界工厂”,为北上广和欧美日韩提供廉价产品,自己却只有微薄的工资,富士康工人制造无数苹果手机,但大多数人自己却买不起苹果手机。虽然如今物质上比1960年强多了,但本质仍然是非常不公的。
我觉得这样的现实不应该再继续下去。家乡的父老乡亲,和我们一样应该有尊严、有获得知识和自由生活的能力、有抗争和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应该像欧美日韩的人们那样幸福生活,而不应该被剥夺、被愚弄、被压榨。而我们这些有一定发声能力的人,更应该为这些乡里乡亲、弱势群体,发声和呼喊。我们也应该建立像港人、台湾人、维族、藏人那样的共同体,让河南这一亿人、“山河四省”三亿人、汉地汉族十多亿人,团结共进,争取权利、捍卫利益与尊严。这样规模的人们团结和动员起来,那将是多么巨大的力量。
而且,影响全球的气候危机,也正在并将继续深深影响河南和中国的自然环境,让家乡的气候迅速恶化。在全球变暖、气候危机的作用下,无论是洪灾、干旱、超高温,都将更加频繁的在中国中原出现、在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发生。2021年河南郑州等地洪灾就是例子。最近河南又面临高温和干旱,许多农作物被毁。这些都在显示气候异常越来越频繁、越发直接危害人类。这就更需要早日让家乡人民觉醒、获得民权,否则在更多灾难面前、在不负责任乃至故意隐瞒和淡化气候危机问题的政权下,家乡父老将承受更多祸难。
您是当代中国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更可以利用您的影响力,来更多的为河南、为中国书写、做活动、救国救民。当然我知道您已经写了许多反映家乡、讲述中国的作品。但或许还需要更多,以及如何让这些写作更加具体、更加真实的促成大众的觉醒和现实的改变。河南人民也需要形成真正的共同体,这既需要思想的启蒙、情感的聚集,也要现实的组织、精英的引领。
如果能够让一亿河南人觉醒和抗争,乃至让周边河北、安徽、山东、山西、湖北,“山河四省”等中原及周边省份几亿人民不再沉沦,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历史、权利,了解自己与世界,那么将是多么巨大的改变现实、促进自由人权的力量。
我也知道,您和您爱人郭建梅女士,已经为言论自由、捍卫人权,做了许多许多事。只是我觉得,面对同胞历史上巨大的苦难、当今国家的困境,我们有必要做的更多更有力。
在万马齐喑、人们普遍精致利己、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如今,太需要有人站出来呐喊、做事了。即便并不公开呐喊,默默做些能够促进根本改革的事情,那也是伟大的。我并不认为激进革命是唯一出路,只要体制内或者中国现有空间下,能够给予改良的余地,那么就要改革、支持和参与改革。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和现实、历史、政治,是不能也不应分割的,而是紧密相关的、要“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也不应只在象牙塔和书斋里,而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几千年有志为国为民的士大夫、知识阶层,共同秉持的座右铭。在古代文学家里,我更喜欢杜甫这样忧国忧民者、辛弃疾这种愿做实事者,而非李白那种只顾自己潇洒者、陶渊明那种隐居避世者(虽然我也了解陶渊明从出仕到隐居的经历和转变的苦衷)。
只是这样为民请命、为国干城的人,越来越少了。疫情三年,文学界知识界,只有方方、江雪等寥寥几人发声、记录,且其文字仍有局限和不足。而另有的激进派或另类自由派,言辞激烈却言之无物、走上歧途。这同样不会利于中国变革和民主人权。
所以,我颇为希望您能够通过……来促进现实的改良、拯救家乡的大众。当然我完全明白中国现实环境的压抑、抗争的艰难。做什么当然还是要考虑自身生存为前提。但我总是认为,我们还是可以做些事的。即便无力改变现实,起码无愧于心。我在海外做了很多,虽几乎没什么用,但起码是一种声音、存在、宣示。这本身就是价值。
总之,我觉得国人不能再麻木和沉默下去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精英尤其要做先锋。就像1989年参与抗议的大学生对外国记者说的“It's my duty”。
尤其我看到香港人、台湾人、新疆维族、西藏藏人,在海外都有团体、民族/族群意识、归属感,他们肯为无亲无故的同族陌生人抗争(甚至牺牲自由和生命),大家互帮互助、不同行业和阶层的人能够连结和团结。“身份政治”也是如今全世界各族群都在利用的、很能动员人们团结抗争的利器。
而华人、国人、汉人一盘散沙,或者只有亲政权的侨团(这些侨团也并不在乎同胞权利和生活)。在国内,汉人、河南人、江南人,往往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中的中下层更是像孤魂野鬼一样的活着和死亡。香港只有600万人、维族一千万人、藏人200万人,都能形成影响世界的巨大声势。中国大陆汉族有十几亿人,其中河南就有一亿人,是香港人的40倍、维族的十倍、藏人的80倍,却没有独立的声音,影响力不及港台疆藏的万分之一。还有像许多国家的族群,如伊朗人、巴勒斯坦人、亚美尼亚人、提格雷人……其族群人口远少于中国人、汉人,但却颇有影响力和话语权,归根结底在于他们有族群意识和团结。
河南和周边各省,是人口最庞大、话语权却最小(几乎为零)的失声者。苦难不为人知、诉求不被倾听,人们从生到死,都没有作为有尊严人类的灵魂和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浑浑噩噩、内卷内耗、随波逐流。这是不应该的。反过来,如果河南和周边中原各省民众,乃至全国十多个汉族省份的人民,都觉醒和凝聚,其影响力将是港台疆藏等地区的十倍不止,全世界都没有匹敌的力量和影响。
我经历过绝望和悲剧,深知孤立无援、一盘散沙的恶果。所以我更希望由您及其他知名人士,做连结家乡人、国人的纽带,有共同体的情感、力量、声音、所属。
现在的海外也有一些自由派、反对派、反体制人士,但他们很多价值观是极端的、扭曲的,他们反对体制,却又信奉另外的邪教、崇拜别的偶像、走入另一种歧途。很多人还是逆向民族主义者、把执政党和人民混为一谈、仇恨自己国家民族,虽也有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但他们显然不能担负拯救国家民族的重任,不能救民于水火。很多人还心术不正甚至心地险恶,擅长内斗、排挤、陷害,并不是促进中国进步的可靠力量。所以,中国更为需要温和、理性、博学、正直的人士和组织。河南有一位人权律师、民权组织“公盟”领袖许志永先生,就配的上中国民权领袖之位。想必您也听说过他。可是他两次被判刑,已蹲了七年牢狱,还将在监狱再度过起码十一年。
我觉得应该有人继承许志永先生的精神、勇气、志向,前仆后继,改变现实。当然在方式上,未必要以许先生那样遭遇牢狱之灾的巨大代价的方式去做,而是可以更加委婉曲折、“曲线救国”。这样,既避免自己和家人被利维坦制裁,又能为民权民生做事。
我个人……
我之所以付出很大时间、精力、金钱,舍弃部分写作时间,去做线下的事,是因为我觉得,相对于文字写作,线下活动更加真实、有冲击力、感染力,能够感召更多人以实际行动改变中国。
不过……
但也正是这些苦难,让我比其他许多人更加体会了民生疾苦,尤其中国大陆汉族人的苦难,也更加感到改变现实的必要和迫切。上流社会的人或许能看到现实,但难以感知苦难的细节和程度,不能明白改变现实的急迫性。我则是深刻体会到了。但我经历了苦难、体会到绝望,也意味着处在社会中下层,缺乏足够的身份地位和条件,缺乏了改变现实的能力。
……
我也知道您的爱人郭建梅女士,不仅在国内律师界和女权界享誉盛名,也长期参加国际人权活动,包括得到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女士的接见和提及。郭女士也为中国女性做了非常多的实事,品格高洁,让我敬佩。我在一系列人权海报中,有关于中国女性的苦难与抗争的内容,列举的中国女性,就包括郭建梅女士。
(此处有大量省略)
我认为,每一个家乡是河南和中原的人,尤其社会知名人士、有影响力的人,都有为家乡发声、替父老乡亲呐喊的责任。我希望您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作为河南人和中国人、一位知名作家的责任。
还有好多话,但这封信已经很长了,所以就暂时不说了。总之无论作为您的粉丝、同乡,还是志同道合者,我都希望与您更多沟通交流,对文学和社会现实做些深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做些力所能及的实事,以希对家乡和中国的改变起到一些有益作用。
我也再次就您与您的爱人郭建梅女士这些年的成就、尤其对于中国人文发展和人权事业的巨大贡献,而向你们致敬。
祝您与您的家人平安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王庆民
202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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