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台湾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在接受台北地检署讯问后，被当庭逮捕。作为台湾“第三势力”的代表、新兴的“白营”领袖，柯文哲的被捕引发了台湾政治和社会的震荡、岛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柯文哲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涉及“金华城容积率案”和“政治献金申报不实”这两件弊案。台湾司法检察机构指控柯文哲及其同僚涉嫌腐败、滥用职权谋利。虽然柯文哲等人矢口否认指控、坚称清白，但司法机构仍搜查了民众党总部和柯文哲等人私宅，并将之逮捕。

   柯文哲被捕后，执政的民进党及支持者普遍支持司法机构的决定，还有一些绿营人士欢欣庆祝。而柯所属的民众党则坚持认为柯文哲清白，并抗议“司法不公”和“政治迫害”。第二大党国民党则持谨慎的旁观态度。

   而在7月26日，前民众党籍的新竹市长高虹安，被以贪污罪判处7年4个月有期徒刑。高虹安被判决犯罪后退党之前，是唯一一位民众党籍现任县市长。

   柯文哲及其民众党的同僚之所以被捕，确实与其涉嫌腐败和滥权、涉嫌官商勾结谋取私利有关。台湾司法机构确实有权对其进行调查，而对其逮捕符合法定程序，也无可厚非。无论任何政治人物，触犯法律都应该受到调查和处罚。

   但柯文哲及其同僚被捕，也并非简单的触犯法律的问题，而是台湾数十年政治恶斗的体现和延续，是台湾不良政治生态的又一次表现。

   自1980年代后期台湾逐渐实现民主化后，一方面台湾的民主政治迅速发展、民权得以伸张，政治氛围和社会风气从较为单一和压抑，变得多元和活跃；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不同党派和政治派系之间长期的对立和残酷的斗争，以及官员与地方势力勾结、充满腐败和暴力的“黑金政治”的泛滥。

   最典型的对立和斗争，即是1990年代以来，以中间偏右、大中华主义、较代表中产精英及保守派的国民党为首的“蓝营”，与中间偏左、台湾本土主义、较代表中下层及弱势族群和革新派的民进党为首的“绿营”，长久进行的“蓝绿恶斗”。双方在大多数议题上都持尖锐对立的态势，且往往以“凡是对手支持的就反对，凡是对手反对的就支持”方式，决定各种争议政策的立场和实践。

    这种斗争也体现在对对方政治人物的攻讦上。例如前总统陈水扁腐败入狱事件、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事件，虽然当事人本身确有问题乃至确认犯罪，但事件台前幕后也都有蓝绿阵营及阵营内部政治斗争的成分。台湾的司法和制度，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而从台湾“立法院”长期存在的暴力现象，到对立双方媒体对对方的攻击，都能体现“蓝绿恶斗”的存在和严重性。这样的恶斗无处不在，且根深蒂固、难以好转。

   不少台湾人厌恶“蓝绿恶斗”，一些政治人物就利用这样的民心，组成独立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新党派，形成“第三势力”。“第三势力”一开始会获取不少厌恶“蓝绿恶斗”及国、民两党的台湾人支持。但“第三势力”跻身主流政治后，也都会暴露出与国、民二党类似的弊病，也不免陷入政治恶斗之中。而且相对于国、民两党，台湾“第三势力”的发展更为坎坷，也往往面临更大挑战和国、民两党的共同打压。

   台湾“第三势力”最早的一波，是1994年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新党”。新党（当时全称是“新国民党连线”）以反对李登辉的台独路线、制衡国民党和民进党、给台湾带来新气象为号召，一度与国、民两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后来大多数支持者回归国民党，少部分流向民进党，新党迅速萎缩。

   而之后，2000年宋楚瑜创办的“亲民党”也重复了新党的悲剧。而倾向绿营的“台联党”和“时代力量”，也没有逃脱被民进党吸收支持者、如今几乎销声匿迹的结果。

   而在2019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及其支持者组成的“白营”，今日同样面临瓦解和销声匿迹的危机。与亲民党高度依赖宋楚瑜个人影响力类似，民众党也高度依赖柯文哲的个人影响和魅力。除柯文哲外，民众党并没有足够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其他人。而如今柯文哲被捕，民众党可谓群龙无首。如果柯文哲不能无罪开释，可以说即宣告了民众党“僵尸化”的结局。

   台湾“第三势力”“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既有制度设计原因，也有国、民两党刻意打压因素。台湾的政治体制高度效仿美国，如总统拥有巨大权力而议会权力较小，大多数议会议员由小选区一一决出，都利于时常执政且在基层根深蒂固的国、民两党，而不利于支持者分散的“第三势力”政党。

   而国民党和民进党也在刻意打压“第三势力”。对利于两党制的政治制度的维护，本身就是打压的方式之一。另外，两党也会利用优厚的资源，来挤压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及其的中小党派。虽然国、民两党也会拉拢“第三势力”以对抗对方，但最终结局往往都是“第三势力”溶于国、民两党，而非第三党更加坐大。

   柯文哲纠合各行业专业精英为主的人士，创立“台湾民众党”以“务实、科学、理性”为纲领，试图突破传统蓝绿垄断政治的藩篱，几年来颇有亮点和斩获。笔者个人也对其务实和理性政策较为赞赏。但近期系列弊案打击下，民众党恐将迅速由盛转衰。虽然民众党一度吸引近三成台湾人支持，柯文哲也曾高票当选了台湾首府台北市长，但终究缺乏牢靠的政治根基和基层桩脚，政治斗争经验也不足，遇到今日境况看似意料之外，但也是情理之中。

  2024年大选，民进党的赖清德击败了国民党的侯友谊和民众党的柯文哲，风头正盛。而此时柯文哲弊案发作，恐非偶然。相对于国民党，民进党更加具有排斥异己势力的特性。另外，柯文哲弊案中，也有国民党籍的应晓薇等涉案。民进党显然想趁此机会，打击在野的国、众两党，稳固自身优势，实现“一党独大”。

   所以，本次柯文哲牵涉弊案被查、被捕，固然有其个人不检乃至涉嫌犯罪的原因，也是民进党政府刻意打压、选择性执法所致。官员和商人存在关联并不奇怪，而是否是“官商勾结”、“滥用职权”、“不当得利”，存在很大模糊空间。

   如官员涉嫌利用权力“关说（作为官员为他人说情、疏通）”，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就颇有争议。如前国民党籍“立法院长”王金平、前民进党国会总召集人柯建铭，均涉“关说”，却都未受法律处罚，即是“关说”未必违法犯罪的前例。柯文哲与一些商人谈话，即便涉及利益，也未必比“关说”还要严重。

   另外，对于一个在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轻易施以拘捕和判刑等重罚，是否合适很值得商榷。对重要政治人物也予以处罚，确实可以体现“人人平等”原则、震慑官员不敢自恃权势而犯罪。但这样的人物往往必然涉及复杂的利益纠葛，其人又对政治和国家人民影响重大，若与一般公务员及平民那样对待，则其很易涉案，且侦讯与判决中难免存在政治动机。这样的人物频繁被拘传甚至判刑，未必利于国家和大众，也会导致政坛动荡不安、政治斗争加剧、社会撕裂。

   台湾各党派恶斗的政治环境是不良的。一个多元社会免不了冲突斗争，但冲突过度显然也并非好事。政治需要竞争，也需要和谐稳定。

   本次柯文哲被捕，让民众党的形象大损，不少支持者已公开声明转投绿营。即便未来柯文哲无罪开释（笔者认为这个概率是较小的），民众党也将元气大伤，无法逃脱“第三势力”兴勃亡忽、泡沫破裂的魔咒。而台湾不同阵营间的对立、利用司法来行党同伐异之实的政治斗争，也将继续在明处和暗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