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何清涟女士在联合早报发表《对王庆民先生“辨误”一文的辨误》，回应了我在早报3月19日刊发的评论她3月12日文章《谁希望拜登连任美国总统》的《与何清涟女士商榷：特朗普与拜登政治底色辨误》一文。

    对何女士这篇回应，我有诸多不能同意之处，且何女士所提及的争议，涉及到许多历史与现实背景。由于篇幅限制和不希望转移焦点，我就对这些背景一笔带过，仅针对性的对何女士文中的言语和观点做简单的回驳。至于更加具体的背景和辨析，我可以另写长文解释和回应。

    首先，何女士对我文章标题的“辨误”提出批评，认为这代表我认为自己是正确一方、而对方是错误的。何女士还认为这是左派人士的通病。

   我使用“辨误”一词，是指对何女士文章中的不准不实之处加以指出和批评，且我在评论中一一举出了何女士文章中列举信息和观点的错误，而并非武断的、无根据的、纯粹立场先行的认为何女士文章及观点全盘错误。这二者有着显著的区别。当然为避免误解，我本文标题改为“辨析”一词，以使态度更为中性。

   我也特意强调我的批评并非只是因为是左派，而更在于对事实的认可和对谬误的反对。尊重事实、讲逻辑，应是左派右派共同的底线。何女士对左派“预先认定自己是正确一方”，也是一种偏见。右派人士强词夺理、坚持自己是真理者，也很常见，特朗普就是一例。而左派人士讲事实和逻辑的比比皆是，例如被特朗普及其粉丝鄙夷的“主流媒体”。不过，人们大都倾向于赞同自身观点，这个并不奇怪。关键在于自身的观点是否基于事实、论证是否充分合理。

   我将普京称为“坏人”，是为简略行文而概括性的说法。普京对内专制独裁、杀戮异见人士，对外侵略乌克兰、伤害乌俄人民、破坏国际和平，说他是“坏人”是没问题的。国际问题虽然复杂，但也有起码的是非和道义。基于清晰事实，做出对人和事的简略评断，并无不可。而且偶尔口语化的表达，比复杂论述的巧言更能直达朴素的真相。
   
   何女士说，地缘政治是以利益为导向。这确实是事实。但在地缘政治尤其现代国际关系中，不仅有利益，和平、正义、捍卫自由民主人权，同样是决定各国外务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否则，难道要把同盟国打击纳粹德国和军国日本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视为没有正邪之分的两恶相斗吗？

   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各国往往是将利益与价值观混合，决定政策和在国际纠纷中的偏向性的。欧美日韩各国乃至台湾，都公开强调“价值观外交”，利益虽然是根本，但显然不可忽视其中价值观导向的因素。

   对于特朗普“通俄门”问题及2016年大选的俄国干预，我上次已明确提到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内许多政府机构和人员都已确认事实，也有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详细报道。何女士却对此视而不见。虽然严格说来，特朗普并非和普京直接对话、直接的共同操纵2016年大选竞选，但双方心照不宣的合作、普京对美国大选的干预（例如制造各种假新闻诽谤希拉里），都是事实。

    而我说的特朗普与普京更亲近，当然并非只指私交，而是说在价值观和利益立场等问题上的相近。例如二人都是国际右翼保守民粹的代表人物，都反对进步和平权。而特朗普在俄乌战争中的态度，也更反映他与普京的关系不止是“私交”、影响也不止于私域，而是涉及美国国家利益、国际和平、乌克兰的存亡。虽然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对俄政策有时也较强硬，但二人都反对现代国际秩序，相互竞争是传统帝国争霸模式，这不利于国际和平与民主。对特朗普而言，乌克兰这样的“小国”是可以随意出卖的。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为和土耳其拉近关系，出卖土耳其人的死敌、在叙利亚和美国结盟对抗巴沙尔政权的库尔德人武装，就是例子。

  至于布热津斯基的冷战和国际博弈理论，我是有所了解的。但布热津斯基并不只是讲国家利益，同样兼顾价值观。无论冷战期间他力主对抗苏联，还是他布局的对抗俄罗斯及中国的冷战后续，虽然具体合纵连横手段是实用主义的、也非常强调美国国家利益，但始终都将捍卫欧美自由民主阵营共同价值观作为其关键目标。

  何女士说我忽略了北约军费约定问题。这个是我没有特意提及，但不是故意忽略，而是我不可能把所有与争论相关的信息都塞入文章。之所以欧洲部分国家军费较低，是因为冷战后这些国家承平日久，军事需要不足、军队人数缩减，加上欧洲盛行的反战和平运动和裁军政策，军费较冷战时有所下降。即便其现实影响有两面性，但初衷是有利于和平的善意举措。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各国已迅速增加军事开支、扩充军备，说明欧洲各国是懂得因时而变的，而非拘泥于和平主义。

   而美国由于在冷战后仍然四处动武，所以军费比例一直较高、远超欧洲各国。这并不能说明美国比欧洲各国更负责，甚至说明美国尤其右翼势力倾向于破坏和平，如发动具争议的伊拉克战争并靡费甚巨。而欧洲各国虽然军费开支低，却将大量财政用于援助世界各国尤其弱势群体，避免贫困、暴力、恐怖主义的蔓延，这更加有利于从根源上促进和平，比以暴制暴式的和平更有建设性和持续性。（当然我也认为适当的军备和国家暴力是必要的，但显然不是军费开支越多、使用暴力越频繁越好）

   何女士说我强调北约各国的“友谊”而忽视责任。这又是明显的谬误。我在上次重点谈及的是特朗普拒绝履行北约同盟义务，恰恰是在特地强调契约责任，“友谊”只是顺带提及。何女士的回驳是完全歪曲了重点。当然，基于普世价值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友谊，本身也是很珍贵的，不应该抹杀。

    至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贡献，美国确实是西方阵营中贡献最大的，但并不能忽略欧洲及亚非拉其他支持自由与人权国家的贡献和付出的更大牺牲。欧洲及亚非拉许多国家是在冷战前线、乃至经历热战的杀戮与瓦砾，以血肉筑成了捍卫包括美国在内自由阵营的长城。另外正如我上篇文章所说的，美国也是战后秩序的受益者，且所得是大于付出的。没有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对全球化的引领，即便民生层面上美国也不会比现在更富有，在封闭自守下倒很可能是相对贫困落后的。

     关于美国纳税人的关切和计较，我当然是理解和尊重的。他们也有投票权决定选谁。就美国支持或放弃对国际盟友的援助的利弊得失，我上篇文章已做了说明，不再重复。

   关于美国社会主义者比例及对拜登是否支持，我上篇文章也做了分析。而何女士和我的分歧可能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哪些人算是社会主义”存在巨大分歧，这样的分歧下引用同样的数据，也会得出不同结论。而关于现在美国民主党是否已被社会主义把持、桑德斯是什么政治倾向，属于同类争议。我上篇文章已有解释（但正式发表的略有删节，如对桑德斯及其他激进左翼的介绍和评析），就不再加以重复。

   何女士提及的“1968年人”或“六八运动”，我是有所了解的。我个人对那些人及相关政治浪潮，既有批评也有赞扬，反对其暴力尤其对平民的暴力，也不赞同其过于极端的目标，但对其政治理想和现实动因是有所理解和同情的。“六八运动”确实促成了欧美大学的左倾，但并非以不合情理法的方式实现（不应将街头政治暴力和大学左倾力量正常发展完全混同，后者的发展壮大主要是靠非暴力的、正当的、合法的方式实现的），也并非垄断了学术界（但确实相对右派占优势）。另外，欧美乃至世界大多数大学左倾，也是前瞻知识分子对不公不义社会的矫正性立场，是与保守现实的对冲，并非是不合理的。对大学的左倾可以就事论事批判，但不应完全否定。

   何女士以美国左派人士乔姆斯基和J.K罗琳也被“取消文化”“取消”（或者说被更激进的左翼攻击）来说明美国左翼的激进和极端。我并不否认这确实一定程度反映了美国左派人士在一些议题上的过激过火。但细究起来，这二人被批评是有合理原因的。

  乔姆斯基一直以强烈的批判主义精神，尤其激烈批评美国及西方国家许多虚伪和双重标准，而知名和受尊敬。而他之所以能激烈批评，有赖于美国高度言论自由的环境（包括对冒犯性言论的宽容），所以他特别在意言论自由。他对基于“政治正确”的“取消文化”禁制一些冒犯性言语（尤其对弱势群体的冒犯）有不同意见，认为这会侵犯言论自由。所以遭到支持“政治正确”的人士批评。而支持“政治正确”者同样有合理理由，即对弱势者不应歧视和冒犯，且名人的歧视言论更加伤害弱者，还影响弱势群体被大众对待的态度、有损其现实权益。对此我在长篇文章《正论“政治正确”（兼论“身份政治”）》一文中有详细解释和分析。因篇幅太长就不在此展开了。

  而J.K罗琳被“取消文化”批判，是因为她支持了批判跨性别者的“反跨人士”。罗琳作为顺性别（性别认同属于多数派）女性、女权主义者，一方面批判保守男权社会、伸张女权；但另一方面她又认为，跨性别者（尤其生理性别为男、心理认同为女，或起码声称是男跨女者）的言论和行为，例如弱化女性性别认同、跨性别者进入女厕所可能伤害女性，挤压和侵害了女性权利。于是她就表现出在反男权的激进，和反跨性别权利的保守（或者说以激进的方式保守女性利益）的两面性（当然也可以认为这二者有同一性）。罗琳的言论因为冒犯了跨性别者的认同与尊严，所以才引起“取消文化”攻击。

  无论乔姆斯基还是J.K罗琳，以及批判他们的人，观点都是有一些情理的。无论乔姆斯基的言论自由权、J.K罗琳保卫女性的权利、跨性别者捍卫自身尊严、支持“政治正确”者要求禁制对弱者的侮辱歧视贬损言论的诉求，都应该得到理解。他们所遭遇的批评，也反映了平权、言论自由、不同弱势群体权利诉求的复杂性和一定的竞争性乃至互斥性。对于这些，可以就事论事批评，而非简单的一棍子打倒，更不应当成激进主义内讧的笑话看。

  何女士说我不应该将她所说的“无、知、少、女”称为弱势群体，她认为这些人是特权和利益集团。我之所以说“无知少女”是弱势群体，是因为何女士定义和列举的“无知少女”对象群体中的大多数群体，包括底层无产者、非法移民、女性、性少数、少数族裔等，在整体上确实属于弱势。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就学、就业、收入、安全感、医疗保障、居住与养老等方面，相较于以中产阶级及以上的白人男性，都面临相对更大的困难与更多危险。这些人的弱势往往并非其自身不够努力，而是外部环境或生理差别所致。所以我将其称为“弱势群体”并无不妥。她们也确实需要相对更多扶植，以促进美国社会的平等与包容。

   我对奥巴马及拜登相关政策，如奥巴马医保、拜登对于难民的态度，总体上是肯定的，也并不认为这些属于偏激（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会有一些不同意见）。我认为偏激的是通过包括暴力和杯葛等方式，试图立即和完全的达到所有人都实质平等，不顾忌国家整体利益、其他群体利益、现实情况复杂性的激进左翼分子。
  
   至于我评论何女士引用《纽约时报》信息，我是对何女士选择性的引用表示批评，但何女士也确实有选择性引用的权利。我的批评和她的权利并不矛盾。一件事可能合法合规，但未必合情合理。或者同一件事从不同角度看，各自都能说出道理。我认为选择性引用有失公允和自律，何女士认为选择性引述是取良去粕，都各有道理。不过就我个人，虽然偶尔也会选择性援引，但会尽可能避免从自己整体否定的媒体和人士那里引用观点性信息。

  我在上篇文章中质疑了何女士没有说明拜登哪些“内政外交举措”导致美国撕裂，而并不是质疑何女士没有列举拜登失去部分选民支持的信息来源。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也承认拜登是失去了一些支持，但他失去支持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他不够左倾而被更左的人士杯葛。另外我的质疑是针对何女士《谁希望拜登连任》一文，而何女士其他文章我确实没有看过或看了标题没有细看。因为我与何女士观点差异很大，以前也了解她的观点，自己又比较忙，所以没有特意费心思看她前面文章，仅仅看了《谁》一文。这一点确实是我不够认真。

   关于2020年大选是否存在舞弊，无论美国官方机构、民间第三方组织、新闻媒体，调查后均认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舞弊，选举公平。BBC有报道，据布伦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的研究表明，美国总体的选举舞弊发生率低于0.0009%。而极低比例的不规范，并不构成对选举结果的有效影响。连由保守派把持的美国最高法院，都在特朗普支持者发起的诉讼中否定了舞弊指控，认可了选举结果。

   至于2020年美国大选邮寄选票较多，是因为当时正值新冠大流行，民主党人士中在意新冠危害、支持防疫政策的人较多，所以不愿去易感染新冠的投票站，而是通过邮寄方式投票。特朗普及共和党支持者很多不在乎感染乃至不相信新冠存在，所以更多去投票站投票。而无论邮寄还是现场投票，都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在24年前的2000年美国大选争议中，最高法院已认定无论何种记票手段，合法即有效，并裁定共和党人布什当选。有了此一前例，就不应再以技术问题否定选举结果有效性了。

  何女士列举了拉斯穆森民调结果，试图以此证明美国大选存在舞弊。首先，拉斯穆森是一个偏保守派的民调机构，所以它的民调设置及调查过程，一般是利于保守派的。其次，民调只是说明人们担心选举不公正，而非佐证美国大选必然存在舞弊。第三，不同的人对于“选举不公正”，有着不同的理解。共和党确实不少人认为选举存在舞弊，他们指的舞弊是认为选票造假（哪怕并没有可信的证据）。但选举期间出现假新闻，也可视为对选举的干扰和破坏。民主党人也有不少担心选举不公正，是出于担心假新闻干扰（这个确实有大量证据证明，且假新闻大多数都是不利于希拉里和拜登等民主党人的），而非认为投票和验票过程不公正。

   而何女士所说的《时代》文章《拯救2020年大选的影子竞选秘史》，我粗读了文章后，看到这是描绘民主党人及各路反对特朗普的人士，为避免特朗普再度当选，而做出的许多感人努力的故事。这些人相互协调、互谅、团结、共同呼吁和行动。他们确实是为了避免特朗普当选，但整体上是以合理合法的手段，促使人们投票给拜登，而非进行大选舞弊的活动或准备。他们也参与了投票策略和对开票的监督，但没有违反法律破坏大选，没有伪造选票等行为。同样参与监票的共和党人，并没有指控这些人参与了舞弊。这一切都在正常的竞选活动范畴内。何女士显然混淆了正常竞选和选举舞弊的根本性差别。

   关于对美国记者克里斯·华莱士言论的评论，与前面一些我不想重复解释的问题一样，我上篇文章同样已做了说明，是何女士误解了华莱士的本意。

   何女士还质疑我不在美国，所以对美国政治与社会判断错误。固然更多实地调查更利于全面具体了解事实，但也并非一定要如此。我虽然远在欧洲，但可通过多种方式了解美国选举。全世界非美国籍的学者和评论员，大多数都并不常住美国（有一些从没有去过美国），难道就不能评论美国议题或者说评论就没有可信度了吗？另外有时“旁观者”恰恰能比“身在此国中”的人更为客观了解和评价其人其国其事。

   还有，何女士长居美国，但又长期评论中国问题。虽然何女士曾经在中国生活，但已离开中国二十余年。如果按照何女士观点，她对当下中国的评论，难道不是雾里看花、多有误读误判吗？

   当然，笔者也承认何女士文末的批评，即我更多通过阅读媒体和书刊等间接方式了解美国，且与那些生活在经济和治安等现实困境中的美国人难以做到完全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者说，我相对更多共情的是何女士列举的“无知少女”群体，而对另外群体的情感与关切共情不够。这是我的不足，也是许多人共同的局限。我逐渐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有反思和努力改进，以尽可能与更多人共情、有更多元的关切和思考。

  对于何女士这篇反驳我的文章，我在上面已一一做出了回应。我前面也说了，涉及更多更复杂的背景信息、论据论证，因篇幅问题无法展开。如有必要，我可以再写长文详细商榷。另外有些问题我此前也已写过多篇文章论述（如关于“政治正确”和“取消文化”、美国社会撕裂、美国体制弊病等议题）。我也可通过早报编辑转给何清涟女士。

   虽然本文篇幅有限，但我对于何女士文章的所有质疑基本都做了回应，可谓很是具体和有针对性了。而且我没有回避问题，而是正面回答了每个疑问。我在上一篇《商榷》，也基本做到了这点（只是那篇控制了篇幅，有些就简短带过了）。相反，何女士对我上次文章做的是选择性的回应，只择选了认为利于己方辩护的一些要点，而对其他要点无视。而何女士选择性的回应，也有很多处扭曲了我及他人或媒体的观点。如何女士引述《时代》杂志描述民主党人参与2020年大选竞选活动的文章，就完全曲解了文章的本意。何女士回应的很多“事实”也不是事实。

  虽然我颇为不认同何女士及其他相对保守右倾人士的观点，但我认为这种商榷是有益的。只是我对于何女士在回应文中多处无视事实、扭曲我及其他人或媒体观点的说辞，是持批评和负面看法的。我在上篇文章中也强调了对基本事实承认的重要性。但何女士却搬出同样言辞，指责我无视事实（但她并没有相应的合理依据）。这样就无法达成共识和求同存异了。

   不过，我仍然愿意与包括何女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在合理规则与必要的底线之上，讨论美国政治及其他方面的议题。我也非常感谢联合早报及其他任何愿意刊登争论文章的报刊杂志网站，提供思想争鸣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