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中马前卒
中国历史时事和国际政治评论
小议“文化多元主义”和“去西方/去汉族中心化”
中国、俄罗斯、阿拉伯国家的“反西方”、“独立自主”、“多极主义”：看似追求文明平等、国家/族群平等，实则拒斥普世价值与现代文明 1
对欧美加澳新的反白人优越主义和平权的反思：不同族群的文明程度和贡献差异，若族群间相互关系和相对优势地位倒转，是否会有如今的平权政策、客观历史记述、多元主义？ 2
西方左翼推崇“多元主义”、尊重弱势族群，却忽略非西方文明的落后糟粕及内部的残忍与等级制，以乔姆斯基为红色高棉辩护为例 6
中国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反大汉族主义”、“汉族为少数民族赔罪”的荒唐与黑白颠倒，中国中部南部汉族追求拨乱反正和“转型正义”才符合情理 8
总结：应以普世人权标准评议和对待各文明、重视文明内部的残忍残酷，对非西方/非汉文明不过贬亦不过褒 11
关于西方盛行的“文化多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去（欧美）中心化”，看起来更加包容、多元、自由，但其实从人权和进步角度看，弊远大于利。
它核心的谬误，就是强行把所有文化/价值观/文明，视为没有良莠程度之分、善恶比例之差、正邪贡献之别的文明形态。这看似平等、一视同仁，但无视了不同文明下，人权保障和社会进步程度的显著高下之分、对整个人类和历史进程的益害多少之别。
中国、俄罗斯、阿拉伯国家的“反西方”、“独立自主”、“多极主义”：看似追求文明平等、国家/族群平等，实则拒斥普世价值与现代文明
当今的中国、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以及南亚、东南亚、非洲、拉美许多国家和族群，都以“反对霸权主义”、“反对西方垄断话语权”、“清除殖民主义残余”等来标榜自身独立性和非西方性，还倡导“世界多极化”，看似捍卫世界多元，但其实，是借此抵御普世价值和拒斥现代文明。
如果按照西方部分左翼/进步派的“文化多元主义”观点，把这些国家依靠宗教洗脑、暴力压迫、专制钳制形成的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念，和西方主流价值观同样视之同等尊重（甚至还故意贬低打压西方自身文明来表示自省、反霸权、谦虚谦让、为弱势者“赔不是”），反而不利于这些国家和族群的人权改善。
对欧美加澳新的反白人优越主义和平权的反思：不同族群的文明程度和贡献差异，若族群间相互关系和相对优势地位倒转，是否会有如今的平权政策、客观历史记述、多元主义？
像欧美乃至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还都强调对印第安人、毛利人等原住民及思想文化的尊重（这些国家中，澳大利亚白人主义和歧视原住民迄今仍较严重，但也有平权）。如果就保护弱势国民的权利和尊严方面，当然这是对的，对原住民和各种弱势民族及其文化，应该尊重、理解，以及必要的保护。
但这些族群的文明程度、对人类的贡献，和欧裔文化主导的相关族群（如英裔法裔）是一样的吗？包括其他弱势族群如拉丁裔、非裔、阿拉伯裔，一方面反对种族歧视、文化歧视，反对白人/欧裔文化霸权，但移民到美国后，是去了纽约等白人为主的城市生活，还是去印第安保留地过日子了？
近三百年，欧裔文化族群占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优势和主导权，还曾经杀戮和压迫了其他族群，然后逐渐醒觉，认为殖民主义、扩张主义有罪，在最近几十年里（主要是1960年代之后）推出一系列尊重少数群体的价值概念、社会运动、平权政策。这的确值得赞扬和肯定，也是人类伟大的进步。
但假设一下，如果族群历史关系反过来，是印第安人、非裔、亚洲人（如二战中的日本）在军事上击败白人/欧美人，而文化形态还是旧式的野蛮的，他们会给白人/欧裔人道歉、平权吗？是会尊重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还是以野蛮统领文明的方式垄断话语权、灭杀多元（或者形成一种各族群相互对立的暴力的多元化）？可以参看蒙古和女真对汉人、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俄罗斯人对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所作所为，就能得出部分结论。
还有，一些前西方殖民地国家地区，现在看起来较为世俗进步（或者起码不是太糟糕），一定程度也是受了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影响。例如英国前殖民地印度和香港地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马里、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其政治体制、法治系统、经济模式、国民素养、社会民风，都受到宗主国许多有益影响。虽然殖民主义当然充满罪恶的，应该批判的，但也不能忽略相对文明国家对相对落后地区都促进。
而且，假如反过来，文明形态和发展状况不变，是印度人/马来人/埃及人殖民了英国、马里/阿尔及利亚殖民了法国（以及迄今仍是法国统治领土的“法属圭亚那”变成“圭属法兰西”），那如今的英国、法国，又会是什么模样？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宪章运动还会发生吗？自由平等博爱还会是法国的国家格言吗？甚至作为统治民族、殖民者的马里人、阿尔及利亚人、圭亚那人，其文明水准及的上如今的（前面接受法国殖民统治，后又实现民族解放，但仍与法国保持密切关系）马里人/阿尔及利亚人、现仍属于法国公民的圭亚那人吗？这些前法国殖民地，会像现在这样相对强烈的信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吗？
而那样的世界，整体的文明程度，如民主程度、法治水平、大众自由度、社会福利水准、思想文化繁荣/凋敝的情形，会比现在好还是坏呢？这些同样可以参看蒙古人、女真人/满洲人、哥特人殖民了文明较先进民族后的所作所为。
此外，如今的欧美史学、政治学、文化教育领域，都强调族群平等、客观评议历史，乃至特别强调白人自身的历史罪恶。欧美的学术领域，总体上做到了相当程度的客观公正，以及对自身的自省与忏悔。这是历史发展、人文科学进步下的必然成果，还是只有如西方现代文明这样的、相对开明进步文明社会才能做到？如今的客观、诚实、包容的史观与学术，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欧洲政治革命、二战后的一系列革新，及基于此的西方现代文明形态，能做到吗？如果换成非欧裔主导了欧美各国乃至主宰世界，无论写史书，还是论政治，以及文化教育的内容形式，会客观公正吗？会如此强烈的自我批判和反省吗？还会尊重多元吗？
关于“新清史”、“内亚史观”、高抬相对野蛮族群：满清/蒙古的血腥杀戮（包括其对其他游牧/渔猎/蛮族的屠杀灭绝）、残暴统治、等级制度；维藏文明的局限性；古罗马古希腊的辉煌、西方蛮族入侵与中世纪的黑暗；俄罗斯鞑靼化对俄人历史与现实的影响；匈牙利欧尔班崛起及其国家政策国民价值观与言行，反映的蛮族的冷酷不包容
近年来兴起且越发热火的、西方的“新清史”和“内亚史学”，非常热衷吹捧女真、蒙古、匈奴及其他游牧民族，贬低汉族及汉人王朝，即“去汉族中心主义”史观。又出于反“西方中心观”、“去西方中心化”，而贬低近代西方、吹捧清王朝（于是满清被极大抬高了）。对此，中国著名学者秦晖就颇不以为然，曾在一些访谈中有所批评。但是还有许多中外学者，出于种种原因，对这类史观和立场颇为赞赏追捧。
他们觉得这样颠覆了传统西方/汉人话语霸权，是史学上的创新和进步，乃至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多元化。然而他们忽略了，内亚游牧/渔猎民族征服农耕/工商/海洋文明过程中，对相对发达和人道的文明的残酷破坏，及其统治下民族压迫、残暴掳掠、等级制度对人权的戕害、对进步的破坏、对弱势群体的践踏，以及相较于儒佛道法价值观主导的、同族帝王和官僚掌权的王朝，其剥削的进一步加深、不公不义的大大加重、社会环境及人际关系暴力化的极度加剧。
而这些，在“新清史”和“内亚史”研究者那里都是被忽略的、不提的、回避的。更讽刺的是，如“新清史”一边标榜“内亚史观”、吹捧满洲民族，却对同样属于“内亚”的蒙古准格尔人被满人屠杀一事回避不谈，甚至有的人将此移花接木到汉族头上、认为是汉族所为。而蒙古人同样以几乎完全灭绝种族的方式屠杀了西夏人（并几乎完全荡毁其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灭绝了其语言文字和各种遗产胜迹）、花拉子模人等其他“内亚”族群。其他各内亚族群间也长期处在各种杀戮与被杀戮中，各内亚族群之间关系的暴力程度，远胜汉地不同政权和聚落之间的冲突烈度。对于这些，“内亚史”学者同样回避和沉默，偶有提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相反汉族没有如此残酷和频密的种族屠杀行为，即便并吞种族也是以文明同化方式为主）
而维族/突厥和藏族，与汉族没有这样深的仇怨，或者说从汉族一方没有太多不平。不过也在此对其价值观与贡献做些评论。
维藏民族的文明程度，也颇为值得商榷。这两个民族历史上都是尚武还暴力化较强的民族，与北方游牧/渔猎民族颇为类似，只是相对暴力程度较低，破坏性有所不及。而其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民族属性与宗教属性紧密捆绑，而宗教主导下的民族价值观和言行，带有强烈唯心主义成分和排他性，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不利于社会进步。他们民族中的妇女、LGBT群体、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处境，也不如汉文明价值观中主张的相关群体应得到的保护支持程度。
而由于维藏族群所处地理环境限制、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两族文明也远不及汉族那样博大精深，而是较为贫乏狭隘。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乃至当代，维藏民族都较为暴力化封闭化。对于藏族而言，幸亏有了尊者达赖喇嘛这样一个颇为开明进取者，藏文明才有所革新。但是整体上，它对于群体内成员尤其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和拓展、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仍然是有限的，远不如汉文明的。
而在西方，罗马帝国衰亡期的“蛮族入侵”，也是历史上蛮族统治文明造成影响的鉴证。相对于罗马帝国的文明包容，尤其在文化、科技、法制等方面的成就，“蛮族”带来的是黑暗的中世纪，是政治专制的压抑、宗教禁锢的严酷、对人性的种种摧残。虽然罗马扩张征服中也有杀戮和压迫，但中世纪诸“蛮族”之恶显然胜过了时代更早的罗马。其不仅对内统治专制黑暗，对外扩张也比罗马更加残忍和不容异类，十字军东征就是例证。而且正是蛮族统治对宗教的负向改造和利用，让基督教的开明包容成分减低、顽固保守倾向加剧。（这和满清对儒学的改造颇为类似。蛮族即便进入稳定统治期，也会将各种制度、文化，加以暴力化、等级化、教条化改造利用，以适合其基于暴力底色的统治）
后来结束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是打着恢复古罗马和古希腊文明的旗帜，虽然这很大程度是借用古事，主要内容并非恢复古罗马和古希腊文明，但能反映当时的人对旧日博大温和开明世俗文明的向往，以及对诸蛮族统治欧洲后带来的中世纪教权王权专制下的黑暗残暴社会的厌弃。
而被认为野蛮尚武、喜爱侵略扩张的俄罗斯，曾在13-15世纪被蒙古/鞑靼人统治。蒙古人的残酷统治，对诸罗斯民族的野蛮化的作用力巨大。一句西方俗语说，“一个俄罗斯人，剥开他的皮，里边是一个鞑靼人”，也能一定程度反映这样的现实。很多人认为野蛮征服文明后，文明会同化野蛮，但其实文明同样会被野蛮所影响，族群气质和行为也会由相对温和变得相对残忍。因为这样才能在野蛮统治下适应（包括现实环境适应和心理适应）、生存、自保、优胜。后来俄罗斯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鞑靼的桎梏”、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但其精神却长久的“鞑靼化”了，成为其近几百年到处扩张入侵的重要历史因素与精神原因。
许多人尤其西方人和国人经常嘲笑俄罗斯人野蛮落后，这一定程度是事实。但是，首先，如上所述，俄罗斯的野蛮很大程度恰恰是“鞑靼的桎梏”带来的；其次，虽然与西欧乃至部分中东欧相比，的确野蛮落后，但是相较于中亚和北亚的游牧/渔猎族群、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保守势力、中国北方混合农业专制与草原蛮族的政权及居民，俄罗斯反而是相对文明开化的。无论工商文教、经济民生、科学技术、制度法律，皆较其周围（除西侧的欧洲尤其西欧）为优。
假如最近百年的俄国是蒙古人、哈萨克人、车臣/高加索人、通古斯人/满人、中国蓟辽人统治，如今的俄罗斯一定更加野蛮落后。而如今俄罗斯普京政权虽然专制残忍，但是如果俄国境内各种更加保守野蛮落后的族群和势力上台，那恐怕还不如普京政权。我们站在人道与平等角度同情那些俄罗斯国内弱势族群，是基于他们处于弱势、无国家主导权、被专制和大俄罗斯主义欺凌的情况下，这当然是合理的必要的。但同时也要明白，如果他们强大的超过了俄罗斯族、普京政权，所作所为必然更为暴虐无耻。这同样可以以满人/女真和蒙古统治中国的历史作为参照。而车臣地区数十年来在本土本族伊斯兰保守势力的“自治”下，充满暴力与腐败，妇女等弱势群体更是饱受压迫欺凌，同样可以反映这些虽在族群关系中相对弱势，但对内部成员更加残忍和缺乏文明的族群文化底色。
而作为游牧民族后裔为主的国家、可谓匈奴西迁（起码部分史学者如此认为）和“上帝之鞭”遗存的匈牙利，其民族文化、国民价值观，及起码半数匈牙利人选出的欧尔班政权的所作所为，如强烈的民族民粹立场和行为，对女性权利、LGBT群体权利的打压，对其他少数族裔的排斥，对弱势群体的蔑视态度，对欧洲和平民主宽容文化的拒斥，也能反映这些颇有“非西方”和“内亚”色彩的族群，其文明形态、族群价值取向的本质如何。它也总是以反对法国德国等“欧盟霸权”来标榜自身的独立和“正义”，这与中共中国反西方的逻辑也颇为类似。欧洲各国及西欧文明尊重了它，但是它却并不尊重弱势群体、也不真正融入欧洲，反而利用欧洲的包容，民族保障了独立自由，却去欺压其他弱者。这样的“文化多元”、“内亚价值观”，是好的吗？（而中亚、西亚的类似于匈牙利族这样的游牧民族后裔国家，其在女权、LGBT权利、老弱病残人士权利等方面，立场态度也大致类似，且因其远离欧洲文明区，弱势群体人权状况往往更加糟糕）
这方面，满清、中共中国，又与匈牙利颇为类似。满清对于英法德等列强及国民、文化，是颇为拒斥的，刚毅、倭仁、毓贤等满洲/蒙古贵族也是非常仇视西方、强调“华夷之辨”的。而中共这些年对待西方的态度，同样如此，闭关锁国、反美反欧（西方列强）、反西方文化，与满清一脉相承。它们作为游牧/蛮族/非汉本位政权，一方面借口反对汉本位、伸张多元立场，但反而比汉族更加封闭保守，更加敌视西方，甚至不惜闭关锁国、封锁思想、禁制科学。他们“以夷变夏”后，却对同样是非汉非中国的外部族群更加敌视，价值观和言行更加狭隘与排他性，并非真正的“多元主义”，而仅仅是选择性利用“多元主义”以利于其统治和内部殖民。
与匈牙利同样类似的，如今中国各地域和族群中，反对对弱势群体平权政策的，往往也是来自于深受满蒙价值观影响的中国北方、东北、西北地区。在涉及女权、LGBT群体权利、动物保护等方面，这些地区的人群普遍抵触，甚至仇视乃至对弱势对象施暴。而汉族及汉文化主导的中部和南部，反而没有如此强烈的反平权和弱势保护。即便反对也更多是冷漠待之，而不会特别仇视和对弱者施暴。甚至还颇有一些开放包容。例如在汉族占绝大多数、汉民族主义也相对兴盛的广州，就有大量黑人居住，当地人总体对他们还是颇为宽容的。（关于这些，中国虽然没有“皮尤调查机构”那样的专业、权威、系统化的统计，但是通过从各地官方政策，到民间态度，尤其IP地址公开后各地域人士在相关议题下的文章、评论、留言，就能验证前面的结论）
还有，“新清史/内亚史/蛮族史”及这些蛮族及其后代，在反“西方/汉族中心主义”同时，也往往反对“大一统”，强调和赞扬地理区域内西方/汉族与他们是多元并立（而非正统与割据/偏安/谋逆关系），为自身的独立性背书。这同样是一种颇为“时髦”的史观和立场。但其实，这些游牧/渔猎民族，仅仅是反对由西方/汉族/其他相对先进文明的“大一统”，而对实现自身内部“大一统”的人物（如冒顿、成吉思汗、努尔哈赤）都颇为赞美、崇拜，程度远超汉人对本族大一统君主的崇敬，也超过西方对古罗马帝王的赞誉，且在当代更加突出。而且，如果这些民族有机会主导由他们作为统治民族的“大一统”（如蒙古帝国、清帝国、匈人帝国），他们从不拒斥这种“大一统”，且其后人在其编写（及并非其直接编写，但受其情感影响的史书上），会大书特书的赞美之，将统一国家、扩张领土，视为巨大的功绩予以高度赞扬（其族群对相关的帝王人物，如忽必烈、康熙、乾隆，更是极高赞誉）。
这些又反映了这些族群及受其影响者（包括“新清史”学者）逻辑的不自洽、双重标准、选择性的利用西方/现代的多元包容史观、思想理念、研究方法。其史圈中，类似的逻辑不自洽、双重标准，除了以上几例，还有许多许多。因篇幅原因无法尽举，但这些已足够说明类似史观及研究者/持有者/主张者逻辑的混乱、观点的悖谬、思想的愚丑、道德的低下。
（以上关于中外非西方/非汉族的少数族裔文明的批判，是就事论事和整体文明程度而言，且强调的都是文化和价值观，而非种族和血缘，并不是指其是劣等族群，其族群价值观的形成是历史、地理、社会变迁、与其他族群互动关系、自身的选择和主动演化等共同造就，而非基因决定。他们的各种劫掠、入侵、屠杀，也和其生活在艰苦的地理环境和残酷的人文环境颇有关系，甚至其族群有时值得同情。但这些并不能将其暴行合理化正义化。而对各族群具体成员，也都应该按照具体的情况、根据普世价值来衡量和对待，而不应歧视）
西方左翼推崇“多元主义”、尊重弱势族群，却忽略非西方文明的落后糟粕及内部的残忍与等级制，以乔姆斯基为红色高棉辩护为例
西方进步派/左翼中的那些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去西方中心”者，本心及个人品质大多都是好的，甚至其中一些是颇为善良真诚、很擅于反省西方自身文明中黑暗与不公义一面的。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世界文明“多元化”中，非西方文明体系内部更加复杂黑暗的东西，不考虑那些他们远观美妙神秘、值得尊重敬佩的异国文明，其遥远的历史与他乡的现实中，明里暗里有多少丑恶，其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西方殖民扩张与霸权主义的罪恶。
乔姆斯基为红色高棉辩护就是典型例子。乔姆斯基认为美国欺负柬埔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太坏了，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是柬埔寨的民族解放者，是正义的力量。可他低估了波尔布特的残暴，无意（甚至一度故意无视）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更加残暴的具体事实。柬埔寨和红色高棉在美国面前的确是弱者，但红色高棉不等于柬埔寨，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人民面前反而是强者，是比美国、越南、柬埔寨右翼朗诺军人政权都残暴百倍的压迫者和屠夫。
美国及其扶植的朗诺政权控制柬埔寨期间，还有《纽约时报》记者揭露美军和朗诺军暴行，让作恶的美军和朗诺军有所收敛。朗诺政权（“高棉共和国”政权）作为半民族主义政权（既有民族主义立场和作为，但又被美国操控），还将国民当成应该保护的同胞，虽打击红色高棉，但还顾惜部分柬埔寨国民尤其精英人士的权利和生命。而波尔布特则是将柬埔寨人都当成共产主义试验品，对城市中产和精英更是血腥屠杀。越南是柬埔寨的世仇，也是地区霸权主义者，但也比红色高棉人道许多，越南军队占领柬埔寨及撤退时，都被许多柬埔寨人视为解放者欢迎和欢送。
乔姆斯基专注于讲美帝的罪恶、国际上的不平等不正义，却忽略了柬埔寨内部的不平等不正义，强调柬埔寨的整体性，忽视了柬埔寨具体国民的人权。这恰恰与中共的“主权高于人权”主张相巧合。许多西方左派，都陷入类似的巢窠，上了这些东方残暴统治者的当。
伊斯兰文明的两面性、局限性、对女性的束缚；欧美穆斯林大多并未接受文明同化仍旧保守（但一些过激反对者和叛逆者亦不正确）；西方的介入与先进文化的渗入，才更利于穆斯林女性权利自由、伊斯兰教现代化；西方非穆斯林国家谴责中共新疆“再教育营”，穆斯林国家却沉默甚至支持中共新疆政策；信仰伊斯兰教的族群和国家声称的“捍卫传统”，本身即存在逻辑矛盾，与时俱进才能让信仰永葆青春
而像伊斯兰文明这种非西方但仍然颇为博大精深的文明，的确是值得尊重。但是它的辉煌和进步，主要体现在古代。在近现代，它虽然仍然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于西方基于世俗主义、人权人道、科学理性的文明，显然是有唯心主义的、教条化的、落伍的、需要改革的。（而伊斯兰文明从开放、包容、进取，走向衰落、封闭、保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蒙古西征和十字军东征（十字军时期的欧洲，统治者就是灭亡罗马帝国的北方还东方诸“蛮族”）对伊斯兰文明的破坏和扭曲，这再次反映了“蛮族”对文明的破坏）
而它对女性的禁锢和伤害，更是应该革除，并实现穆斯林女性权利的伸张与自由解放的。而西方现代文明，对女权的拓展则是大有助益，甚至说女权就是现代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部分西方左派的“文化相对主义”，“反西方霸权”观念立场，的确是反了西方的话语霸权、政治霸权，尊重了伊斯兰文明。但是这恰恰不利于信仰伊斯兰教/生活在穆斯林国家/社区的女性的自由解放。
相较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相对强势。一些西方人士和穆斯林，以此认为西方的霸权欺凌了伊斯兰文明和穆斯林族群。但当代西方的文明形态、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反而对包括穆斯林女性在内的女性较为友好宽容。
而穆斯林国家的女性，却普遍受到专制主义的、教权主义的政权残酷压迫（沙特、伊朗、巴林等都是例子，即便是较为开放的阿联酋、土耳其等国，开放包容也只是在迪拜、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中产阶级及以上阶层，其余尤其乡村、内陆、中下层民众，仍然非常保守、对女性权利自由的压制很严重）。甚至在一些西方的穆斯林社区和家庭，女性仍然受到伊斯兰教法及宗教价值观主导的社区头人/家庭成员的迫害和控制，如强制戴头巾和强制割礼等。
对这些穆斯林女性而言，无论是西方对其所在的穆斯林国家的干预，还是西方政府对本地穆斯林社区和家庭的干预，很多时候恰恰是有利于女性的自由解放。如果西方出于尊重穆斯林国家主权、社区自治权、文化差异，对这些地方的女性处境不加干预，听凭宗教头人和男性家长的各种反人权行径，那对这些女性才是悲剧。
而那些在西方生活的穆斯林国家民众，乃至部分已入籍欧美的穆斯林，其政治立场仍然是保守顽固的。2023年土耳其大选，据CNN土耳其语频道调查，在德国的土耳其人65%把票投给持伊斯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民粹主义立场的埃尔多安，仅35%投票给世俗主义和进步主义代表人物凯末尔。而土耳其国内二人支持率反而是53%：47%，说明在德乃至欧美的土耳其人，整体上比土国国内穆斯林还更加保守。这一定程度可以反映西方接纳穆斯林和族群融合政策，并未促成穆斯林普遍走向世俗和进步，保守顽固力量仍然是包括西方穆斯林社群在内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主流。（当然，我也同时反对一些出身于伊斯兰国家、到西方后却过于极端的反对伊斯兰教者。如一些使用颇有侮辱性方式亵渎《古兰经》者。这样的人除非遭受过宗教势力残酷迫害，否则就是丑恶且不可原谅者。而即便受到伤害，也不宜采取如此极端方式，而应该以更加合理手段表达抗议）
而这很大程度也和西方“退步左派”过于追求多元主义、反对同化倾向的价值观和政策有关。其强调的对穆斯林群体宗教信仰的尊重，虽然短期或许有利于西方各国国内不同族群之间（尤其欧裔非穆斯林和外来的穆斯林移民之间）的友善和谐，但长期而言只会助长宗教保守势力的声威，让西方各国内部的族群分化更严重，也不利于包括穆斯林妇女在内的弱势群体权利自由。
另外，在包括保护和关注穆斯林人权方面，许多伊斯兰国家还不如非伊斯兰国家。例如在新疆问题上，美法德英等国都强烈反对中共的“再教育营”政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联合谴责中共新疆政策的23个国家，大多数都是欧美非穆斯林族群（种群主要为白人、信仰多为基督徒或无神论）为主的国家。反倒是后来中共策动54个国家联合反驳欧美等23国、为中共新疆政策支持和背书，这其中就包括阿联酋、巴基斯坦、埃及、伊朗、苏丹等许多穆斯林国家。而其他未参与联署支持中共中国的穆斯林国家，也基本都对中共新疆政策表示沉默（只有土耳其有所提及和反对，但大多数时候土耳其也是表达支持中共在新疆维持统一和稳定的）。
《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穆斯林世界为何对中国的“古拉格”保持沉默》一文，也简明分析了这一问题，指出许多国家的大多数穆斯林并不关心同教教胞的人权与自由。这样的现实有多种复杂原因共同造成，如许多穆斯林国家是专制国家、经济上有求于中国等。而当今穆斯林世界人权状况差、并不特别在意本国及外国教胞人权，甚至因和中共一样反西方普世价值而气味相投，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因素。
另外，如前所述，许多伊斯兰国家与中国、俄罗斯一样，将坚守传统和独立自主，作为反抗西方“文化入侵”的理由。可其实，这些伊斯兰国家及穆斯林人群，也并非从古到今一直信仰伊斯兰教。相反，历史上他们也是被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势力征服后，才逐渐皈依伊斯兰教。有些地方，如今日原教旨主义盛行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尤其分布在两国的普什图人，塔利班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普什图人），他们祖先的信仰是本土原始宗教或类宗教的部落原始信仰，而非伊斯兰教。相反，他们曾经激烈抵抗试图迫使他们信奉伊斯兰教的入侵者，付出巨大代价。而如今，他们却为自己祖先拼命抵抗的宗教势力战斗牺牲，令人叹息。而进一步追溯，如今伊斯兰教两个“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也是当年穆罕默德征服后，才变成了伊斯兰教势力的领土和圣地。
我所说这些，并非否定这些地区族群信仰伊斯兰教的合理性正当性，而是解构其以“捍卫传统”和“自古以来”为名、将西方及其他文明视为异物拒斥贬低、拒绝与时俱进和革新发展的非理性和反进步行径。
我一直认为，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对信仰群体颇有裨益、对人类文明有非常巨大贡献。但它不能泥古不化，在当今需要积极改革，尤其要强调人权与科学，适应现代社会。在被十字军和蒙古人的夹击而长期沉沦之前，伊斯兰文明颇为开明进取，也尊崇科学。如今的伊斯兰世界，也应该像14世纪之后的欧洲那样，进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而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即颇有开拓精神，《古兰经》和《圣训》中的箴言，是他根据当时历史阶段所作的规定和嘱托，在当时是进步的和有巨大益处的（尤其相对于当时各种愚昧落后的部落性宗教、已长期没有变革且被入侵罗马的蛮族工具化的基督教），促进了中东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有利于各不同族群间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的交流合作融合，也保护了妇女、老人、其他弱势群体。他若能知当今，大抵并不乐见各种保守势力借其名义及著作禁锢天下穆斯林兄弟姐妹，而是希望信仰者能像他那样，做引领时代进步的先锋，革除各种违背历史潮流的陋习，推动文明向前发展。如果如今的穆斯林能够如此，穆罕默德应是欣慰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东北非各伊斯兰教主导的国家中，只有伊朗这个国家，有着深厚的世俗主义底蕴。虽暂时被教权势力控制，沙里亚法条文严密，但人民心向世俗、进步、开明。伊朗的文化特性、国民价值取向、历史经历，与中国颇有类似。不过因本文主要内容并非讨论伊朗和中国，因此就不展开谈论了）
中国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反大汉族主义”、“汉族为少数民族赔罪”的荒唐与黑白颠倒，中国中部南部汉族追求拨乱反正和“转型正义”才符合情理
欧美加澳新等白人主导的西方国家，出于为殖民主义赎罪等原因，反对白人优越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高抬少数族裔和原住民，这在情理上是有道理的，现实中也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国，汉族恰恰是被女真/满族、蒙古等“少数族裔”压迫、屠杀、迫害一方，显然没有必要“赎罪”。
至于汉族在部分历史阶段和局部地区，对中国南方的少数族群的暴力，暴行程度远低于女真人/满人和蒙古人对汉族及这些少数族群，且绝大多数已同化为汉族（且不是出于暴力而是服膺道理和道义），在接受汉文明教化洗礼后真诚热爱汉文明，甚至比北方汉族更加认同汉民族（包括独立的越南也是以“小中华”自居），对这些历史当然也就没有多大必要声讨和“赎罪”。
相反，汉族尤其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汉族民众，倒需要像美国黑人那样，伸张权利、追溯历史，批判和反击类似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下白人那样的满人、蒙古人，以及价值观、利益、言行方式类似的、“满蒙化”的部分北京和东北汉人的历史罪行与现实中的各种伤害利益和感情的行为，实现“转型正义”和真正的民族平等。
还有，从古到今，汉族都颇有包容性，主要以文化的博大、价值观的正派、思想的深刻、对农工商学的极大裨益，同化其他族群（汉族本身就是文化认同为主的民族而非血缘为主），而不是像西方基于种族和宗教差异，将异己大肆屠杀甚至灭绝的民族演进形式。凡是汉民族主导的历史进程，大多数都没有针对特定民族的屠杀（有的也是被屠杀后的报复行为，且也有节制。而且相较同时期其他族群，杀戮破坏要少的多），战乱更多是阶级冲突和政权之间或内部的权力斗争。
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下，在中国谈“反对大汉族主义”、“汉族为少数民族赔罪”、“去汉族中心化”，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对部分西南少数民族，及涉及新疆“再教育营”等具体事件，且这些也只是需要部分参与的汉族人而非全体汉族人道歉赎罪），就很荒唐且完全颠倒了黑白。
汉文明与西方文明：皆是理性主义与人文建设的佼佼者，人类文明的核心贡献者，史上多番互通互利；汉文明在港台新、韩日大马越南显示的成就，中共让汉文明沉沦并非汉文明本身之错；当下汉文明沉沦下，更需学习西方和复兴好的那部分传统，共同缔造人类文明新辉煌
而西方文明和汉文明二者，现在显然是西方文明更加优异。汉文明曾经长久兴盛，当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罗马、古希腊纷纷沉沦时，汉民族却历经先秦、秦、汉、唐、宋、明，几度沉沦又几度复兴，即便沉沦时汉文明的传承也在官方和民间处处存在。但后来，因为各种外患内乱摧残，尤其满清近三百年殖民统治、日本入侵和摧残、中共迄今数十年的统治又尤其毛时代的破坏，暂时沉沦。但属于中华文化圈或受其辐射影响的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光彩，乃至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的繁荣，反映了中华文化和汉文明在未被破坏和负向扭曲下，其在现代和平民主社会中重视劳动与创造、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和科教文卫兴盛、助力国家治理、构建社会内生秩序、维系人际和谐的巨大优势。
而且，相对于其他身份和信仰的族群，华人/汉人相对包容弱势和尊重多元。新加坡和台湾这两个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地区，皆对少数族裔/原住民颇为宽容优待（尤其和东南亚各国对待华人的政策态度立场相对比）。香港虽然较为排外，但很大程度是地狭人稠、资源紧张下的不得已，且也并未有明确的种族歧视制度和系统性排外暴力（倒是对同文同种的大陆人歧视多一些，也显示其排外并非基于种族）。
而中国大陆中共政权，则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很强调民族平等的。而其对部分少数民族的残酷，并不是仅仅针对这些少数民族，汉族中下层也处于被残酷迫害中（且由于汉族族群意识弱、团结性和凝聚力差，反而“统战价值（被中共政权在意和安抚的重要性优先性）”低，往往更加受害，得到的各种补助帮扶也少于少数民族）。
而其他身份和信仰的族群的包容度，大都不及华人/汉族。我在另一篇关于新疆问题的文章中就有相关对比说明：
“与其他国家比起来，中国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相对地位，恰恰是相对平等的。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主体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压迫，都很明显和严重。
在印度，自从印度人民党的莫迪上台以来，就大力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弘扬印度教至上主义理念，对穆斯林百般打压欺凌，还限缩克什米尔等穆斯林聚居区的自治权；
在马来西亚，“马来人优先”和“伊斯兰教为国教”被写入宪法，华人和印度人是二等公民；
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伊斯兰逊尼派占主导地位，对少数派什叶派百般打压，什叶派几乎完全没有政治权力（哪怕占沙特等国人口10%-20%），且不允许后者进行政治活动、对其反抗百般打压（包括杀害领袖人物）；
在以色列，犹太人也显然处于支配地位（2018年，内塔尼亚胡主导的以色列政府修宪，明确将以色列称为“犹太人国家”）、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则是从属者（更不用说那些居住在以色列但无公民权的巴勒斯坦人、被困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
在印尼、越南、柬埔寨等国，也都突出主体民族抑制和同化少数民族，并时常对少数民族进行暴力清洗；
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苏丹等国，主导民族也通过战争、屠杀、政治压制等方式迫害弱势族群；
即便在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对少数族群（如黑人、阿依努人、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也有着系统性歧视和压迫（虽然如今压迫程度减轻，但仍然存在严重的冲突或争议）。”
另外，在欧美等国家，华人往往是相对最为遵纪守法、德行良好的群体，劳动勤恳、犯罪率低、生活低调。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如一些华人曾在中共制造的互害社会生活、后来移民至欧美），部分华人/华侨表现出一些精致利己、邻避、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和言行，但并非主流（起码暂时不是），也并不始终如此。总体而言，华人在欧美仍然是贡献大于所得、对所在国家社会的影响正面大于负面的。
而汉文明的这些优点、汉民族/华人这些良好的德行，尤其对其他族群的包容忍让，却被极大的忽略了。或者说因为中共政权的恶劣、受其影响的中国国民的丑恶，整个汉文明也被连带拖累了。乃至有一些是满蒙及其他非汉族群（或血统为汉族，但价值观和言行满蒙化）的阴恶和暴行，也被当成汉族所为（例如前面提到的有学者将屠灭准格尔当成汉族所为），这颇为大谬不公。
而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确实很多，但是仅仅落后于西方现代文明，而相对于其他传统文明，还是要好很多。中古的欧洲、千年来的中东北非，长年累月都在宗教专制和血腥的教派仇杀中挣扎；印度被种姓制度束缚，贱民无人格，民众被宗教束缚且沉浸在虚空或暴力，文明长期停滞；北亚游牧民族野蛮残暴，践踏生命和人权；日本文明狭隘变态、文明进步的表象下极度排斥异类异族；朝韩半岛文明多学习自中华，自身创造有限；东南亚、拉美和非洲当时基本处于文明起步阶段，因其相对孤立的地理环境，文明落后发展缓慢……
所以纵观古今中外，在各大文明中，反而恰恰只有汉文明比较理性包容温和，也更为博大精深。最重要的，汉文明是相对和平的、建设性的文明，士农工商等各身份和阶层皆以不同形式的劳动创造，促进社会繁荣、维系较为和睦的人际关系、实现人的幸福安康。而其他许多文明的建设性弱、破坏性/禁锢性强，游牧和渔猎文明更是绝大多数为侵略破坏而几乎无建设，和平时期其统治也更多是枷锁和束缚，而非繁荣发展的助力。
从先秦至汉唐宋明的汉文明，与近现代西方文明颇多类似，如都强调理性主义、现世主义、人性美德、社会正义等。汉文明也不像许多宗教化文明那样过于教条，而是不断改革变化（虽然并非都是进步）。即便高度尊崇儒学和孔子时，儒学也未像宗教及《圣经》那样被要求完全不渝的遵循，孔子的言行也没有变成神谕般的金科玉律。欧洲的启蒙运动中，伏尔泰等启蒙先贤对中国以理性治国及世俗主义社会颇为赞美（虽然也有孟德斯鸠等人贬斥，但一定程度是因为中国当时是满清统治，导致社会丑恶人心败坏。伏尔泰赞美的更多是满清暴戾之外的中国，包括旧日汉民族的中国、满清压迫没有完全摧毁的那部分中国），汉文明对西方启蒙运动起到颇大积极作用。
而近代开国后，“西学东渐”，痛感满清腐败残暴的国人，包括一些清廷官员、士大夫、学人，如郭嵩焘、徐继畬、魏源、容闳等，皆感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认为在中国社会难觅踪迹的儒家先贤的理想，在西方却实现了。担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所著《使西纪程》中对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福利保障制度、社会民风皆大加赞美。而历任福建和两广等沿海地区要员的徐继畬，在其代表作《瀛寰志略》中赞美华盛顿的这段话（被刻在石头上送给美国，并保留于美国华盛顿纪念馆），就能充分反映当时中国开明士大夫对华盛顿这位开拓独立国家领袖的敬意，以及对西方共和体制的赞美、对民主政治的向往：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而清末民初一系列革新，无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三民主义革命（清末民初的一系列革命）、新文化运动，都以学习西方为荣耀。而唯一逆流、反西方反文明的“义和团运动”发生后，西方部分人士反而以德报怨，在中国开办大学、发展教育，以促使国人摆脱蒙昧文明开化，促进中西交流，功在千秋。而抗战爆发后，西方各国积极支援中国抗战，为中国最终战胜日本起到巨大作用。如赛珍珠等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国际友人，奋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演讲募捐，支持中国抗战。这些都颇能证明中国尤其汉族与西方的共通共情。
如今的中国、汉族人民，应该更多学习西方，尤其在涉及人权、科技、利益分配、人际关系、对待弱势群体等方面更应如此。未来，“华夷变态”的中国会拨乱反正，博大温和文明进步的汉文明，将与西方文明携手，让世界广泛和持久的和平、民主、进步得以充分实现。
总结：应以普世人权标准评议和对待各文明、重视文明内部的残忍残酷，对非西方/非汉文明不过贬亦不过褒
当然，“文化相对主义”和“去西方中心化/去汉族中心化”，其视角和研究也有一些价值，并不是一无是处。不同立场和视角的对比，有利于更加全面客观反映历史。倾听不同的声音，当然是好的。但是，根本上它是过于抬高“非西方/非汉族”文明的水准和正面影响，而极大忽视了它们损害人权、摧残破坏其他文明、阻碍进步、扭曲人类文明的负面作用。它着眼于“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西方/汉族“霸权”的反叛，却忽视了“文明”内部的压迫、野蛮、糟粕，对汉族及其他弱势民族的戕害甚至灭绝，以及征服和统治中普遍、长期、极严重的杀戮和不公不义。很多时候，这些文明/国家/体制内部的丑恶，是超过了来自外部尤其西方的压迫和伤害的。很多人数较少、看似弱势的族群，实际上却颇为野蛮暴力，所造成的伤害远超西方和汉族。还有些时候，那些非西方文明和族群的成员，恰恰需要更加先进的文明来“入侵”和解救。
对一切文化、价值观、文明的评价，既不应该因为它和西方文明/汉文明相异而贬斥，但也不应因此抬高。评价的标准，应是是否有利于人道人权、社会进步、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经济繁荣、教育文化医疗的进展，以及文明体系内全民受益的均衡普惠程度、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和行为良劣、族群内部成员关系及与其他族群关系的真实和谐程度（而非暴力压迫下的“和谐”）等。评价历史上的文明和特定的历史时期，则既要与同时代其他文明对照比较，又要参照今日普世人权标准，恰如其分的评议论决之。
王庆民
2023年6月18日
共和历231年牧月运货马车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