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一节内容，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一个结论，即中国摆脱中共专制、走向民主自由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在可预见的将来希望渺茫。

    我们可以将其他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转型的背景，与中共统治下中国的情况做对比，来探析中共未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实现民主转型、独裁政权反而愈加稳固的原因。

    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专制国家的剧变，是在经济凋敝、政权萎缩、体制退化、欧风美雨、人心思变的背景下发生的，变革不仅是民间和在野势力渴求的，也是统治集团中多数人所希望的，是朝野官民的共识。斯大林模式禁锢这些国家太久了，计划经济下物质贫乏的缺乏生活必需品，政治专制与文化管制越来越疲乏，一切都死气沉沉，看不到国家未来的希望，贫困和破败下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想不出更做不到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何况，摆脱苏联及俄国的影响，还符合东欧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东欧各民族各国都对俄国几百年来的扩张主义保持警惕和不满，自由民主与民族解放都要求“去斯大林化”、“去俄化”，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的诉求有着明显的重合。苏东地区还长久的受地理距离、心理距离都很近的西欧人文精神、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开放文化的影响，效仿西邻、走向更文明的社会，是苏东各国许多民众尤其知识分子长期向往的。

    现在和可预见未来的中国则不然。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物质充盈，问题在于不均而非整体的贫困落后。换句话说，既得利益者、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生活的并不差，甚至要好于外国类似阶层。而特权阶层更是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巧取豪夺，得到了在世界任何其他角落都得不到的巨大利益。这些人都没有变革的意愿，掌握话语权和拥有影响力的人是乐于维持现状的。政权虽说不上活力四射但并没有僵化和暮气，能够做到与时俱进更新思想和政策，哪怕出发点不是为人民而是统治集团自己。中国的管理体系虽然官僚主义严重，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效率却不容小觑（例如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成果及与民主国家的比较），哪怕这种效率是以损伤公民的权利和消耗纳税人财富为代价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对抗西方的工具，中共通过各种洗脑和诱导，让多数国人在思维中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与追求自由民主这二者对立了起来。中国从历史、地理各方面也都远离西方，自成体系，发端于西方的现代人文精神对中国的渗入相当有限，中国本土的、传统的东西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或起码作为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各地本土的、传统的东西类似，它们是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

    韩国、台湾地区、葡西和拉美右翼专制的垮台，则很大程度在于国内民间政治反抗运动的成熟和强大，相对独立的舆论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以及与政权关系紧密的欧美在外部施加的民主化压力。这些通常是由右翼军政府掌权的前独裁政权，在社会控制力上与中国及斯大林模式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如自1960年代就由军人专政的韩国，军政府时期一直都有实质性的选举，也始终有反对党的存在和反对派人士的公开活动。军政府时代的巴西，民主派人士被允许在一个指定的反对党中，拥有国会超过四分之一的席位，虽受限但仍可独立活动、监督政府。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势力一直在从事活动、积蓄力量，并一直有取代旧政权的能力和相应的班底，终于在1980年代前后纷纷取得了对独裁政权斗争的胜利。各国军政府时期，即便有一定的舆论管制，但独立的传媒、揭露真相和批评政权的声音始终存在，并在变革的关键时期发挥了启蒙和动员民众、阻吓政权镇压等重要作用。而作为各军政府“友邦”、政治经济军事伙伴的美英法德等国，则经常向这些政权施压促使其改善人权、还政于民。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则完全没有这些右翼军政府统治下留给政治反对势力的空隙。中共完全垄断了政治权力，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反对党存在，也不允许公民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即便在开明的80年代，也没有能够挑战中共的在野政治势力存在。中共对于政治反对势力一直是高压严打，对于擦边球性质的公民组织也百般打压（当然习时代也像对待政治反抗者一样完全扑灭了），根本没有他们公开活动和生长的空间。中国也几乎没有任何具有实际政治意义和真实性的选举，各级立法机关代表和行政首长实际上都是指定产生。中国的舆论被政权垄断和完全程度的管制（习时代更是禁绝了哪怕是温和的批判与揭露），新闻自由指数长年在倒数前五徘徊（仅略好于朝鲜等几国）。当政治反对被扼杀在萌芽，也就不存在斗争、周旋、积蓄力量之类了。中共政权的“友邦”多是独裁半独裁国家，他们在一起当然不是互相促进民主，而是在交换驭民之术，并在国际上沆瀣一气保卫独裁。

    南亚、东南亚及非洲（简称“两亚一非”），也有许多由专制走向民主的例子。“两亚一非”的前专制政权，大多（尤其非洲的）相当不稳定、权力基础不牢固、没有完整系统的政策纲领、对社会的控制力低下，只能在政治领域和中央层面实行一党专制或一人专制，但触角很难深入地方和基层，专制也无法统制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其他领域。其专制体制都是很不成熟的，只是由某个政治强人及数量有限的亲信，依托枪杆子维持统治，社会治理也是一团乱麻。这样的专制政权就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当政治强人失势、流亡或死去，独裁政权往往也跟着就灰飞烟灭。即便有些独裁者有继承人，其继承人对国家的控制力和治理能力往往更差。这样的政权很容易被推翻，推翻他们的力量有些成为新的专制者，有些就建立了民主制（哪怕其民主和专制一样不成熟、低质量）。此外，“两亚一非”的独裁政权还往往面对实力强大的反政府武装、民族地方武装、宗教极端武装等大规模和成建制武装力量的挑战，甚至会被这些反政府武装推翻。这些独裁政权对军队的依靠也时常不靠谱，政权垮台时普遍都失去了军队的支持，甚至有时军队恰成为推翻其专制统治的决定力量。

    而中共的专制政治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稳定、高效、组织性强，也有系统化体系化的政策纲领和理论体系，在管理国家和民众方面颇有一套纯熟的技艺。对基层的渗透和控制更是中共的拿手好戏。国民党政权曾经对中共进行了多番猛烈打击，都没能摧毁中共强大的组织基础，中共反而越发茁壮。至于“两亚一非”独裁政权头疼的成建制的反政府武装问题，中共早在1950年代就完全解决了。中共也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支部建在连上”和政委制度，以及广泛发展基层党员，让军队成为中共政权结构的一部分。“党指挥枪”、确保军队对党的绝对忠诚，早在中共建军初期就实现了。这样的政权显然不是“两亚一非”那些如柳絮浮萍般的独裁政权可比。

    曾辉煌一时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则是在侵略扩张失败后，在外国占领下完成民主化改造的。纳粹和日帝都是极具扩张主义欲望的独裁政权，在国内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后，抑制不住突破自身国土限制的欲望，发动侵略战争试图扩大版图和势力范围，最终被反法西斯阵营击败。为避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复活，战胜国推动德日两国去法西斯化，改造成民主体制的国家。纳粹和日帝如日中天时，两国内部都没有可以颠覆政权的力量，但外部干预做到了。苏联的解体也被认为与其扩张政策耗竭国力、招致国际反制和围堵有重大关系。还有像乌干达的阿明政权、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这样罪恶累累的专制政权，同样是因其对外扩张和挑衅（分别攻击坦桑尼亚和越南），导致外敌反攻而覆亡。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曾在内战中势如破竹、距统一全国近在咫尺，却因支持和庇护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在911事件后遭到美国打击而垮台。这几个典型案例说明，当国内力量不足以推翻本国专制政权时，外部干预、境外的力量可以结束好战政权的专制统治。

    中共领导的中国崛起后，国内外有不少人都拿纳粹和日帝做对比，要世界警惕中共政权领导下中国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但是事实上是，中共自身并无侵略扩张、发动战争的欲望，当今的国际环境也不同于上世纪30、40年代。对中共而言，奴役十多亿人已经足够它吸血寄生，并不需要冒着兵败党亡的危险对外扩张。甚至，它对于武力收复属于中国的台湾都没有实质意愿（包括建国后对香港澳门都没有动兵），仅把台湾问题当成树立标靶凝聚人心的手段。它小心的吸取德日乃至苏联因扩张主义招致国际干预、制裁，最终政权覆亡的教训，对外韬光养晦甚至退避三舍，涉外事务上采取防御姿态，对无直接相关的国际事务选择置身事外，以换取国际社会的“不干预”、对它统治中国大陆及大陆上十多亿人的承认。国际社会尤其各大国也的确没有去颠覆中共的统治，甚至美日等国在一些时期出于各种原因积极扶植和滋养中共政权，乐于看到它继续统治中国。

    综上可知，世界其他前专制国家的民主化路径都不适合中国（或者说都无法在中国施行），中国的确“自有独特国情在此”。而“独特的国情”大多就是中共故意制造而形成的。一些学者将中共对中国的统治称为“完美独裁”，所言不虚。近现代以来世界上的独裁政权很多，但既让经济蓬勃发展，又同时完全垄断政治权力，将政治抗争和公民社会扼杀于萌芽，还有严密的组织性与高效的社会治理，且内敛而不好战的独裁政权，中共是绝无仅有。

    那么，我们就什么也不做，坐视中共政权继续统治中国、让国人活在不公不义、没有民主法治的处境中吗？

    这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有责任去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同胞做些事。看似路路不通，更迫使我们要尝试每一个方向，不放弃任何促成变革的可能。

    当行动暂时不可能，我们还能倾听、思考、记录、传播。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先有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然后才有了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革命。清末的中国，也是先有民族主义和民权思想的启迪，后有的反满反帝制共和革命的烈火燎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发布之时虽没能撼动苏联体制，但让西伯利亚监牢里的声音得以流传广布，本身不就很伟大吗？同样巫宁坤的《一滴泪》无法改变文革的悲惨过往，但记忆和倾诉本身不就是一种珍贵的价值吗？

    只停留在嘴皮上、文字上，的确是虚弱无力的。可是，如果我们连这块阵地都放弃，那才是十足的堕落。知识分子就要在这绝望的时代著书立说，为革命做启蒙、为时代留记忆，为后人铺前路。

    思想启蒙的重要一点，是促使国人将日常生活中涉及权利及生计的问题，与国家体制、政治环境联系起来。中国的许多民权民生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问题、体制问题。当然政治民主化后各种问题还会存在，但是就有了更加合理的解决途径。政治的枷锁一日不除，一切问题都没有公正公开解决之时。当人们知道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政治息息相关，就不会再对政治冷漠以待，根本性的变革才会在众望中到来。

    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中，终归还是有有良心之辈的，或者说良心不会彻底泯灭。既得利益阶层的子女，哪怕还有10%没有被利欲和环境所污所吸，就有萌发变革的种子。我们又要回忆清末民初了，那时中国上层家庭的青年们，正是超越了自身的阶级和私利，去为那些被压迫者争取解放，为着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而奋斗与牺牲。难道，一百多年后的国人，真的全都堕落了吗？我相信并不是的。当到了某个时机，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处在既得利益者行列的人尤其青年学生站出来，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他大多数人也不会死硬的对抗到底。

    不少国内外学者都把中产阶级的壮大作为实现民主的重要条件。当然，在中国如今中产阶级大都是体制内或间接依附体制者，所以这一条看起来失灵了。不过，中产阶级壮大的一些影响还是存在的，如对权利、法治和尊严的追求，以及更加丰富的知识、较高的社会地位及其带来的更强的议价能力，在追求权利自由中的相对理性，都对实现民主有促进作用。如果中国中产阶级进一步壮大，壮大到超过人口的一半，组成成分更加复杂，非依附者或浅依附者越来越多，他们整体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政权顺从吗？到时民主转型即便不是水到渠成，也是少了阻力多了动力。

    一旦中国发生了全国性的、全民性的政治反抗，并且形成联动和呼应，中共政权就很难镇压下去了。只要未来某个时间全国各大城市的主流群体、各阶层都普遍参与了游行示威，政权就投鼠忌器，不愿意冒着与全国人民为敌的风险大规模镇压。那时政权想要进行完全的信息封锁和屏蔽，也很难做到。想实现这一步不容易，但只要这一步实现，人数足够多、声势足够大，超过了中共可以以较小代价平息的阈值，那人民的抗议就可能促成政治变革的成功。

    关心中国、关心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们，世界同胞们，也不要再袖手旁观了。帮助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就是世界整体走向文明的最大一步。看看这个世界，还有几个如中国这样处在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舆论控制和网络封锁中？这里有十几亿人，占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和完全的开放，也将促进世界的合作与进步。面对气候变化等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的严峻挑战，不能指望一个缺乏合作意识、唯利是图、没有道德与责任感的政权承担义务，而要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开明负责、积极融入世界的民主政权。各国的政治家、议员、各界贤达，不要忽视和遗忘，不要被欺骗，不要麻木不仁。“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果国际上有良知与正义者能帮助中国十多亿人民打破枷锁解除压迫，那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功绩，这些正义之士也会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恩人和永远的朋友，中国人民也必将对友人和世人做出充分的回报。

    世界各处民主力量的胜利，也都为中国走向民主的胜利做了贡献。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并且都实现了一种高水平的、真实的（而非如今如俄罗斯那种空有民主躯壳的国家）民主政治，那么孤立的专制中国也就很难独立支撑下去了。如果越南、老挝、古巴等传统列宁式政党统治的国家都放弃专制拥抱自由，甚至如朝鲜这种高度专制的近邻都走向民主，中共又能坚持多久呢？

    中国也需要戈尔巴乔夫，需要德克勒克，大陆也要有蒋经国，需要有意愿主动推行改革的当权者。我们期盼明君是有些令人看低，但一个肯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人，会让变革早许多年到来，让变革少流血甚至不流血，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政治和社会转型。

    中国更需要理性和有责任心的大众。变革过程必然是惊心动魄，各方利益碰撞摩擦。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争取权利，但也需要顾全大局和尊重他者。走向民主法治，就是走向和平、妥协和和解，而不是新一轮血雨腥风和尔虞我诈。强者克制、弱者有节，转型才会公平和文明。这些虽是变革发生后的事，但提前做些设想和预备总是好的，哪怕到时候这些天真的想法会被现实迅速打碎。

    中共盘踞在华夏大地已过了百年，它早该退出历史舞台或进行彻底转型。可是它就是不退出，以亿计的既得利益者不退出。没有抗争就没有正义，没有行动就没有改变。就目前看，中国人民暂时无法冲破强固细密的政治罗网，甚至在恶劣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处境将更趋恶化。但我想，终有一天中国从北上广到疆域边陲，到处都是拳头与呐喊，暴力机器也将为众志成城的正义所慑，枪口上插满鲜花，亿万民众一起欢呼，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没有政权可以万世永存。再晚，也一定会有这样一天，中共专制终结、中国民主到来的一天。我们也明白，那并不是正义的终点，只是中华民族由黑暗驶向光明旅途中早该抵达的一座大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