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清零”、坚持开放、重启改革：中国社会重生之路

    11月26日夜至今，以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抗议活动为主焦点，南京、武汉、成都、北京、广州等中国诸多城市均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包括南京传媒学院、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至少数十所高校也发生了集体抗争。这些游行和抗争的口号，既有反对“动态清零”原则下高强度封城隔离政策的内容，更有呼唤中国民主、追求社会自由、伸张公民权利的声音。迄今，全国大多数城市和高校皆发生了集体性权利运动，至少数百万人参与，且已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这次中国全国范围权利运动的发生，既颇令人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说是意外，是因为中国有着刚性的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还有着严密的社会控制能力，政治反对力量和公民社会几乎不存在，按说很难形成如此规模的反政策反体制的运动。

    但如果看到最近几年中国的状况，就明白如此的抗争其实是迟早会发生的必然结果。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中国在全国各地推行了各种极端化的防疫政策，包括高强度封城与隔离，乃至将人们锁在家中，经济和生活基本停滞，包括民生的基础内容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也无法正常运转。在这样的情形下，国民不仅丧失自由与权利，一部分人连收入都失去、生计无法维持。这些措施和影响，还极大的伤害了中国国民的精神领域，造成了普遍和严重的心理创伤。

    而更深层的问题是，最近数年的中国，社会环境日益严酷，政治上的非民主倾向越发明显，权力高度集中，法治在形式上倾向完善同时内质却愈发腐烂；经济上改革停滞，市场活力下降，国民实际收入降低，阶层固化已难以撼动，分配不公程度更是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根据“基尼系数”等数据和信息）；舆论方面一方面控制严密、禁忌众多，主流媒体噤若寒蝉、自媒体纷纷的禁言封号，另一方面却放任对同阶层及更弱势者的歧视乃至贬损与仇恨言论，对各种谣言与阴谋论也不予打击，舆论环境极度恶劣；在对外方面有重新闭关自守之势，对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明确表达拒斥之态，对外关系经常前倨后恭、先硬后软，经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局面……

   在这样的情势下，尤其国人连基本生计都难以维持，人民自然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即便高压控制再严密强横，人民也不再畏惧。相反，由于此前的高压和过分的侵犯，人民的反弹更为剧烈和无所顾忌。正是对这种高压的“反弹”，让善于忍耐的中国人民，在最近两天爆发出令中国官方、各路政治观察家、全世界，乃至其自身都无法想象的勇气，并在几乎毫无全局组织力量情况下，利用互联网和“翻墙”技术等手段，以及更本质的共同受难，使得人们心灵相通、默契配合，自发的形成联动、自觉的集体行动和互助，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抗“清零”政策、呼唤自由民主的权利运动。

    这两日中国的权利运动，起码到如今，当然是值得同情、理解、赞誉的，因为它是人民在权利自由受损、生计艰难、社会不公下的呐喊与反抗，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奋起，代表着普罗大众的呼声。他们的诉求也是正当的、必要的，应该得到实现的。而运动的性质，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都是明显的爱国民主运动，不应被泼污与责难。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运动的激进化暴力化倾向，以及走向歧途的可能。本次运动迄今整体是和平的，即便有暴力，也是暴力机构的压迫和首先暴力引起的反弹。但如今再进一步，就可能发生相对缺乏必要性和正向价值的暴力。

    2019-2020年发生在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即是前车之鉴。本来，提出不赞同修改《逃犯条例》的意见，以及对香港地区权利自由收紧趋势表达不满，是合理正当的。但是随着抗议中少数暴力分子破坏公私财务、殴打他人的行为愈演愈烈，以及警察执法中的过度暴力，让整个运动都暴力化，且导致对立双方阵营大量未参与暴力者及第三方无辜者受害。

   而运动的诉求从反修例、“五大诉求”，起码在一部分参与者中，逐渐变成扬举香港本土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仇视全体（或大部分）大陆人、鼓吹“香港独立”、赞扬殖民主义等的立场和诉求。这导致了暴力的恶性循环、大陆与香港人整体的对立、香港人内部的撕裂，让运动的光环蒙尘乃至变得丑陋。

    最终，在多种原因影响下，反修例运动结束，而以上这些极端和走入歧途的言行，显然是失败的一个重大而关键的原因。最终，其各种诉求不仅未能实现，香港的各种自由及公民权利也更不容乐观。

   这样的“前车之鉴”，足以为本次中国大陆的抗议运动的“后事之师”。高压下的激烈反弹情有可原，精致利己和麻木的人民也需要激进的活力，昏沉的社会更需要进步运动的冲击。但“过犹不及”，如果集体和个人在冲突中失控，就很容易超出必要的界限，在程度上极端，在方向上走上歧路。这也会让官方更有理由和手段制压运动，最终让运动以失败收场。若论暴力和险恶，那官方的暴力能力和滋扰破坏技巧都远在民众之上。

   而且，一旦大规模暴力的闸门打开，各种丑恶都会涌出，谎言、背信、陷阱、骚扰、酷刑、家破人亡，都会到处出现。在人处于激烈冲突、高度恐惧状态下，就会丧失理智和良知，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然后双方恶性循环。

   如果两败俱伤或官方胜利，民众悲惨自不必说。即便民众胜利，经过仇恨和暴力及各种丑恶洗礼的国人，有多大可能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国度呢？而在冲突中受伤害的双方人士（尤其失败一方），其背负的身心创伤，对人生、家庭、社会的负面影响，将以各种或明显或隐蔽的方式作用于自己和他人，并持续很久，甚至终身受到困扰。

   因此，理性、有节、据理力争，既有激情又能冷静，才能最大限度争取权利自由。中国人民有着朴素的正义感、坚韧而务实的品质、深谙“中庸之道”的运用，应不负期望。

    但根本上，平息动荡、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苛求人民的克制，而是要官方的改变。“动态清零”政策所造成的对经济民生、自由人权的损害，已远超防疫的价值，早已应停止。中国应改用类似于日韩台新等地的政策，适当约束国民不进行不必要聚集，但日常工作生活皆不受影响，教育医疗更要如常。此外，对于在疫情中失业、破产、遭受暴力侵害的人们，政府应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和生活帮扶，以人道关怀而非暴力手段化解戾气、恢复民生。

   而更根本的，中国应该重新的、实际的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去。在经济上，应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尊重合法所得，保持经济活力。而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更要极度重视和做出重大改变，缩小贫富差距，以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公平和国民平等，并逐步实现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保障的普惠化和均等化。

   而政治改革也需重启。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公民教育的推行、公民自组织的发育，都不能再处于“冻结”状态，反而要重启和加快进行，弥补历史欠账，强化民权约束公权，并保障司法独立、透明、公正，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基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在舆论方面，所做的应与现在恰恰相反。一方面，应广开言路，尤其促进主流媒体的批判性报道、保障专业人士的自主客观评析，并在艺术和学术上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对于各种对弱势群体的贬斥乃至仇恨（但不包括对压迫者的愤怒）、加剧社会不必要撕裂的言论（但不包括对事实的陈述），以及各种谣言、诽谤、假新闻，侵害民众权利和隐私的行径，应坚决打击，包括判处相关人士实刑等方式震慑犯罪。

    而在对外方面，应破除一切不必要的壁垒，继续拥抱世界，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让中国因世界而繁荣，世界也因中国而受益。无论经贸、技术、思想文化、传媒的交流，还是人际往来，中国官方都应积极促成而非阻碍。

   而对外关系上，则应以理行事，遵守国际法和各宪章与公约，并将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共同利益相结合。对涉外纠纷及国际争端的对待，应兼顾是非、道义、实力，而非助长孤立化和丛林化的逆流，也不应捡起已被以前的“列强”所抛弃的陈规旧物，而是顺应时代潮流。在国际上的理直气壮，也可理顺本国事务的是非曲直，实现内政与外务的和谐一致。

   当然，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既得利益者和持顽固价值观者更不愿意如此行事。但从理性上，这样做对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内的各方，都是最好选择。如各方皆坚持己见，尤其拥有权力的一方拒绝妥协，那只会制造更多的动荡与冲突，为未来更大的祸乱埋下祸根。即便本次抗争被软硬兼施的平息，未来也必将有更多后继者发起一次次权利运动。而那些“始作俑者”，也不可能江山永固，自身惶恐不安，身后和亲族也难安宁。而中国国家和全体人民，都将继续在历史的恶性循环中痛苦挣扎。

   因此，各方需拿出勇气、敢于牺牲、运用智慧、善于沟通、愿做妥协、持久坚定，从速结束直接困境即疫情防控灾难的同时，对更深层次的改变则从长计议，但又持之以恒，并在解决各种争议问题中兼顾各方的得失与关切，让中国得以从痛苦和困境中重生，实现基于人道、民主、理性、包容的民族复兴。

                                                                   王庆民

                                                           2022年11月28日

                                                     共和历231年霜月蜂蜜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