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建政开始，就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核心思想，几乎每年都有大小不等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在五零年抗美援朝的同时，为消除国民党在大陆存留的特务和一切残余势力及其与共党敌对的组织，尤其对在我们家乡的还乡团份子展开了空前的，规模巨大的围剿和殺戳的镇反运動。

記得七十多年前，一天清晨起床，开门上街，只見邻舍们站在街口，以一种驚恐的神态交头接耳低声细语在谈论着，昨夜有人突然翻墙而入，把人从家中拘捕带走的事情。整个城市笼罩在神密的天落地网之中。此后陸々续々便知谁家有人在那天夜里被人带走。

不日之后，便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镇压反革命的誓师大会，为了壯大革命声势，全市所有的国家机关,工廠和学校一律仃止日常工作，群集在本市唯一的一个共公操场，我刚入学不久便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了大会。会埸四周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高音喇叭翻放着张鲁谱写的“王大妈要和平”要求大家为求和平运动来签名和“妇女翻身歌”的歌曲，尽管会?弄得十分热烈，但人们的情绪依然沉闷低落，怀着恐懼和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前所从未見过殺人一幕的到来。

大会开始，主持人作了简短的讲话后，便宣读了此次被镇压判处死刑犯共有四十余名的死刑犯名單。当即十余輛从国軍手中被缴获的十几輛十个輪子的大卡車缓々地進入操場，每輛車在驾驶艙的上方架着兩挺机槍，車箱四周是全付武装插着亮光光刺刀威严的軍人，每辆事上是四名被五花大绑着的罪犯，每人背后插着一块长々的亡命牌。牌上是被硃红色打了叉的名子。頓時整个操埸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只听到卡車马达隆々轉動的声响。被五花大绑的死刑犯有的昂头挺胸，志高气扬，视死如归。有的形似瘫痪头抬不起，将对死神的来临万分恐懼。卡車繞埸两周便驶上街区，向沿街的民众显示反抗者的下場。此后隔三差五陸々续々地也見到公安局张贴的死刑犯的告示，人数多少不等，只是没有举行誓师大会罢了。

镇反虽是殺戳，其中免不了也有奇葩的花絮。值得一提的有二则：

一则是，我们学校每晚放学前有个晚点名的规定，这一天点名时操場四周多了一些軍警，校长作了简单的介绍，一位公安人员当众宣布了魏姓高中任课的老师是反革命份子，当即逮捕归案，早已按排好在身旁的两位便衣軍警立刻给其带上手铐把人带走。全校师生无不驚恐万状。该老师教学认真，少言寡语，也无不规之举。万々没想到竟成了死刑犯。这也引起同学们的关注，不出一周便見死刑犯告示榜上有名，处于好奇，在高年级同学的带领下，先侦察好刑場地形，做好埋伏，以求观看现场情景。他临终前宁死不屈，还高呼口号。

另一则是，我同级的莫姓女生，姐々是另一座中学的音乐老师，（因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会弹钢琴），其父是位资深的海港修建工程师，当年荷兰人修建本市海港码头和防风海壩工程时，他是唯一参与的中国人，对本市海港建筑一目了然了如指掌，但也在被镇压的行列之中，因无人能替代他维修海港工作的一技之长，却去了刑場走了一趟，槍响人倒都是身旁之人，他却未死，只是嚐试一下美其名曰“陪决”的味道。一技之长救了他一条性命。

有一曲姓发小，往常常去他家玩耍，不巧有次经过他家门前时，正巧遇到他被镇压而亡命哥哥的棺木从家中抬出，連想到心幕中那些恐怖的镇反埸景，心中不寒而慄，从而对死亡包括死人産生了一种恐懼厌恶的心理状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敢再去发小的家 。并且知曉有死人办丧事的人家，总是繞道而行不过其家门。更甚者连那特殊造型的棺木都敬而远之。这种心态一致持续了很久。

关于刑場为何设在東或西郊面向大海的沙滩上，无非是槍殺后会留下殺人罪证的血迹，这罪证会被朝涨夕落的海潮冲刷掩没干净，但死亡人数竟达八十七万之多的镇反运動（这只是官方数字），这种不经司法程序野蛮残暴的行径，已记录在史册上，也将永久不会被历史所抹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