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是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而命名的，根据《戚本禹回忆录》，这个指示是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作出的，当时文革还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所以那一年还没有任何地方建立“五七”干校。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之后，《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从此北京的党政机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干部和教师，大批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我从1970年到1972年跟随父母在河南“五七”干校呆了两年，那时我才6岁，记不清是几月份去的干校，前几年偶然在一个叫“年过五十”的网站上搜到了母亲在干校写的鉴定表（见下图）才知道我们家是1970年9月去的邮电部在河南驻马店地区的确山“五七”干校，1971年10月我又跟母亲去了正阳“五七”干校。根据如蓝的《那些年，他们在五七干校》书中的记载，邮电部干校于1969年3月到5月始建于湖北阳新县，后于1971年迁至河南正阳县。

　　（也不知道发贴子的人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鉴定表，估计是从废品收购站淘来的）

　　1970年9月的一天早上，一辆大卡车停在了我们楼下，我们一家还有楼里其他几家人都上了这辆卡车，直奔北京站。因为是头一次坐火车，我很兴奋，坐在车窗旁一直往外看。到确山站已经是晚上了，我们下车后越过铁道走了不到两百米，就来到了一个叫“猪场“的干校，之所以叫”猪场“是因为那里原来是当地农民养猪的地方，干校在此盖了几排简陋的平房，我们一家人被分配到了一间不到12平米的房间里。当时我们家一共5口人，我父母、将近六十岁的奶奶和刚刚出生才4个多月的妹妹，还有6岁的我，我和父母睡一张大床，我奶奶带我妹妹睡在一张单人床上。我们那时在北京有两间房，都是12平米，从大城市到农村，条件一下差了不少。我们的房间在那排平房最东边，旁边是一个用草席盖的大棚，好像是个停车场，我记得顶棚和房间之间的隔断用的是秫秸杆，上面糊上了报纸，房间很矮，除了门上有个小窗，后墙上就开了一扇小窗，比较阴暗。屋里好像通了电有电灯，但是没有水，干校打了一口机井，我父亲每天要挑水回家。

　　我记得当时主要是吃食堂，家里很少做饭，有一个煤炉冬天用来生火取暖，不过我还记得奶奶用那个煤炉烧水、烤馒头片、炸排叉的情景。那时候，确山县城有集市，父母逢年过节就去赶集，有时也带上我，但是不记得他们买过什么好吃的，从干校回北京后经常听他们说确山集市上的东西真便宜，一只活鸡才五毛钱，但是我不记得我们家吃过几次鸡肉。其实那时父母上干校是带工资的，但是毕竟要供一家五口人开销，所以当时就算五毛钱也应该是能省就省吧。

　　艰苦的环境并没有给儿时的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毕竟小孩只要跟父母在一起，就会无忧无虑了，所以现在根本不记得那时在干校吃些什么了，只记得吃过忆苦饭，就是黑荞麦面馒头和糠菜团子，偶尔吃一次还觉得挺新鲜，没觉得不好吃，哈哈！最多的记忆还是在干校吃的一些“野食”。干校附近的铁道旁有一片槐树林，夏天大孩子就带着我们去采槐花吃，大孩子上树采槐花，分给我们小孩儿，香甜的槐花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真是一种享受。等到了秋天，干校收割了黄豆，让我们一帮孩子到地里捡散落的豆荚，大部分都交了公，大人们留一些豆荚给我们，我们就把豆荚放到用几块砖搭的土灶里，点火烧了吃烧黄豆，刚刚打下来的黄豆很好吃，越嚼越香。除了在干校附近玩儿，有时大人还带我们一帮小孩上山去挖木耳和野菜，采野果子，顺带抓蚂蚱和蝈蝈，那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

　　那时有走街串巷爆米花的，隔三岔五地来干校，那爆米花的黑色罐子在火上烧，到了一定压力就可以打开，开口时要对着一个大布口袋，“砰“的一声，爆米花就出来了。小孩只要听到外面有爆米花的声音，就跟大人要一小碗大米或者玉米，花5分钱就可以爆出一大袋儿爆米花，可以吃好久。妈妈偶尔也给我买一种当地产的棕黑色硬糖，口感比北京的水果杂拌硬糖差很多，但当时能吃到糖就算比较“奢侈“了。夏天还有卖冰棒的（河南人管冰棍叫冰棒），卖冰棒的把冰棒装在一个大保温暖瓶里，那冰棒好像就是用糖精兑水做成的，两分钱一根，跟北京的红果小豆冰棍儿没法比。

　　春天我跟奶奶到野地里挖过荠菜，包荠菜馅饺子。秋天奶奶晒了些豆角和茄子干，还有白薯干儿，我嘴馋偷偷吃了奶奶还没晒好的白薯干儿，奶奶发现了没说什么，反而被母亲说了一顿，因为白薯干在外面晒时都被苍蝇叮过，怕我吃了得病，好在我吃得不多没事儿。

　　第二年跟母亲到正阳干校，那里有稻田，大概5月左右，当地的乡村小学的同学教我们把刚刚灌浆的稻穗撸下来，在手里一搓，就可以吃到软嫩的稻粒了。稻田里还有黄鳝和田鸡（就是青蛙），夏秋时节经常能看到当地的老乡背着篓子抓黄鳝和田鸡，黄鳝一般躲在田埂下的洞里面，抓黄鳝的凭经验就知道洞里有没有黄鳝，一抓一个准。我母亲还买过黄鳝和田鸡，但是当时她不太会做菜，腥味比较重，所以也没觉得好吃。有一次干校的一个叔叔抓了好多麻雀，他用一个大搪瓷茶缸给我们家送来几只，是用酱油和糖红烧的，味道很好，有点像日本的照烧，只不过麻雀没啥肉。说起酱油，那时在干校用的都是酱油膏，就是这种固体酱油（见下图），做菜时先要用水化开。

　　我还跟一个叔叔学会了钓鱼，鱼竿就是用竹竿缠上鱼线，前面系上鱼钩和鱼漂，然后在鱼钩上穿上蚯蚓，蹲在干校的小河沟边可以钓一两个小时，不过那竹竿很短，钓不到大鱼，就是玩玩。那个叔叔的鱼竿长，经常能钓到大鱼，有一次还钓上过一条泥鳅，他还经常去外面的大池塘里钓鱼，有时收获颇丰。

　　干校生活虽然艰苦，但也时常搞一些娱乐活动，劳逸结合。还记得在确山干校第一次看电视的情形，那是一台14吋的电子管黑白电视机，电子管电视是一个方型的木盒子，我觉得很好奇，以为电视机里有人，还转到电视机后面看了看。干校经常放露天电影，不过大多是样板戏，在正阳干校也看过好几次露天电影，我印象最深的是《收租院》。在确山干校除了看露天电影，还去过确山县城的礼堂看过一部越南电影《森林之火》，记得里面有一句台词“天灵开，地灵开，妖魔鬼怪快离开“，那天我把自己很喜欢的带五角星的小军帽丢在了那个礼堂。后来还去那个礼堂看过一次干校自己排演的京剧《智取威虎山》，我跟父亲在幕间休息时还到后台转了转，因为父亲的一个同事在剧里演一个角色，第一次看到布景上飘的雪花原来用一个里面装着大灯泡的滚筒打出来的，感到很神奇。正阳干校孩子比较多，记得“六一”儿童节时干校组织小朋友表演节目，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在台上唱京剧，母亲的一个同事撺掇我说你也上去唱，像他那样勇敢点儿，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自己在家里都从来没唱过，怎么敢上台表演呢？京剧可不是只靠“勇敢”就可以唱出来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