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体制外学者,Gregory Chaitin,名义上他在IBM做软件,业余时间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他中学毕业于Bronx Science,他说这是他最美好的时光,15岁就发表了一篇ground breaking的论文。Bronx Science一个中学就出了六位诺贝尔奖获奖者。
爱因斯坦也是体制外学者,他在1905年那个奇迹年发表了四篇划时代的重要论文,得益于普朗克,不然可能论文都没有办法发表。那时他是瑞士专利局的职员,即便发表了这些论文之后,爱因斯坦也好几年找不到大学教职,他还申请过中学教职那更加没戏。
新冠疫情的短期预测做得最好的是Youyang Gu,是一个独立学者,或者说是一个无业游民,他的预测有广泛报道。新冠疫情的战略预测做得最好的是本人,也是独立学者,媒体不敢报道,杂志不接受投稿,这些战略预测后来都得到证实但于事无补。如果听从我的战略建议,仅美国就可以减少新冠死亡一百万人,避免万亿美元数量级的经济损失。
Chaitin说,学术界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走下坡路了。从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他希望欧盟解体,美国解体。欧盟研究经费要写progress report,他的朋友最烦这个。
学术界的publish or perish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领导cannot read,but can count,只知道论文数量,不知道论文质量和内容。有人本来可以发表一篇PR文章,把它分为十篇PRL文章。
在Chaitin眼里,学术界已经僵化,不利于基础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