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看了一篇William Cohen的文章和一篇Roger Martin的文章，发现我的研究方法和彼得•德鲁克、爱因斯坦的研究方法是一样的，是非常规科学研究方法，他们在文章中称为分析方法。

常规科学研究方法始于现有的理论，收集数据，通常用统计方法处理数据，得出结论。

而彼得•德鲁克和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方法与常规科学研究方法不同，始于对未知事物的观察，然后分析，得出结论，提出新的理论。彼得•德鲁克没有常规科学研究方法中的统计数据及数据处理，而是直接给出结论，因为其缺乏现代商学院学术论文的统计验证要求，被认为是不科学（unscientific）。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是一位管理学教授，生前一直担任美国历届总统的顾问，有些人称他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以下是一段书摘：

• 我们之所以不容易忘掉所学，以至于无法快速学习新事物，主要因素是经验，而非年龄。要克服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如何忘掉所学，因此必须通过知识的获得来学习，而不是只靠经验来学习。——《管理实践》

我对新冠疫情的战略研究就是采用了非常规的科学研究方法。我是不受现有理论的约束的，始于观察，没有常规的统计数据，直接得出结论。从观察到结论的中间步骤是没有的，是heuristic。我的论文被科学期刊拒绝，但其结论被之后的事实所验证。

如果美国政府当初采纳我的反向隔离战略，仅美国可以少死一百万人以上，避免万亿美元数量级的经济损失。

福奇所说的“相信科学，相信专家”，就是只相信常规的科学研究方法，而拒绝非常规的科学研究方法。这就是新冠疫情的惨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