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走出国门，历史上可以追寻到久远的时代。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明朝，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先后有过7次航行出驶。从晚清、民国直到现代，出国潮此起彼伏。各个阶层的民众，包括文人志士、留洋学子、劳务工人等等，他们以不同的原因、途径，目标，纷纷踏出国界走到世界各国的每一片土地和每一个角落。

而二十世纪的出国潮，则是我们的一种亲历。文革后1977年恢复高考，聚集了已沉寂十多年的年轻人，形成了千军万马涌向考场的景象。进入80年代初，出国还非常稀罕，但仍有少数幸运儿获得国家资助公派出国留学，类似于早年庚子赔款用于选拔优秀的留学人才。

8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人以自费的方式走出国门，从而引发了英语热、托福热、出国热。托福成为那一代学生的主攻科目。各种应付托福考试的书籍成为新华书店的畅销书。大学里出现了许多托福考试训练班，这种强化训练方式对于应付考试的确很有效，这可能就是准备托福考试的起点。记得我第一次去南大报名参加托福考试，报名的人群黑压压一片，队伍在报名地点的图书馆绕了三圈，人们通宵达旦排队就为了获得一次参加考试的资格。

我在前面的博文中写到过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每到夜晚办公楼都是灯火通明灯火阑珊。科学家们白天做研究，晚上还在努力学习外语。经过多年政治运动而被耽误事业和学业的古生物学家，掀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潮，他们似乎又回到了学生时代，虽然多数的科学家此时都已人到中年。古生物研究的特殊性，需要进行世界上不同地域之间的物种对比，促使国内外科学家之间的频繁交流。古生物学家在国际上各种研究机构和团体获取的资助也特别多，其中包括中短期出国访问的所有费用。这些便利条件无疑也成为了古生物学家学习英语的催化剂。

电视台和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倍受欢迎，有美国之音的《Special English》，BBC的《Follow Me to learn English》, 还有民间自办的草根影月学习活动，比如南大校园里的英语之角。古生物所晚上开了英语听力训练课。英语老师绝对资深，曾经做过美军的高级翻译，解放后作为留用的专业人才在古生物所做研究资料的翻译工作。他的教学方式很有特色，虽然简单但效果极佳。他用收录机给学员们放一段从《Special English》节目里录制的片段，再让学员们反复听并写下文字，然后开始分段解说。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听力和写作能力都会慢慢提升。

在上海的美国使馆签证处，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我去过两次上海签证处，第一次去签证面试没有成功需要补充更多的材料。几个星期后，再去签证面试，获得签证变得一帆风顺，事先预备的若干问题一个都没用上。 那几年的签证成功率很低，长长的申请签证队伍里只有几个人能够顺利获得批准，而当他们兴高采烈地走出签证处时，会立刻被人群包围，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签证官是谁，问的什么问题，怎么回答。很多人对几位签证官似乎都很熟悉，知道谁比较严厉谁比较容易手下留情。还有不少经验在申请签证的人群中流传，其中一个就是上午签证容易，因为签证官早晨精神好心情好，到了下午身心疲乏就都给拒签。

从这里开始有些人走出去了，有人留在了原来的生活里。回头看看其实都是生活的不同选择，无论走或留，最终都会成就不一样的风景。在偌大的世界里，风景处处都是。

历史总在不断循环之中前行。钱钟书的《围城》中描绘的民国时期社会里的各种冲撞，依然淋漓尽致地再现。那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人生，那些城里人和城外人的不约而同地汇集在一起等待城门打开的一瞬间，在进进出出中演绎出四季风花雪月里的故事，还会不断地再现。

每个人走出国门的道路千差万别，但一定是因为有一双眼睛，充满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期待，才促使他们竭尽全力去努力争取这样的时机。 当然正如钱钟书所描绘的那样，城里的人要出去，城外的人要进来，这是一种自然状态，无所谓对与错、黑与白。就像天空中的飞鸟来去皆为它们内在的需求，而外在的力量也只是诱因之一。做我们内心所向往的事，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印象和经历。

一个时代曾经有的一种热情，促成了当时的英语热和出国潮。未来的时代也会不断涌现新的浪潮，会是什么起因和结果却是无法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