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老毛死了，中国恢复了高考。我们那些高中生，又终于从农田里走出来，回到课堂里上起课来。老师们大概都忘记怎么教课了，学生们除了双腿泥巴，别的什么都不剩了；你让人怎么去考大学？党官的子弟可以推荐上大学，农民孩子的出路在哪里？我当时的数学老师，复旦大学数学系的高才生，跟我说，你只要考上大学，今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

于是，我拼命苦读。早上天不亮就得上山砍一担柴草回家；家里也没有个时钟，每天赶到学校时，课堂都不知道上了多久了。晚上点个煤油灯，读书、做题不知到何时，只有眼皮撑不住了，才上床睡觉。第二天还得早起啊，一个中学生。记得高考的那年六月份，我有一天中午，突然昏厥在教室里，把老师都吓坏了。还经常流鼻血，头晕，太难了。

还好，我们中学有杰出的老师们，因为那是全县开门办学的试点，县教育局把全县最好的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生（那时候可是罕见的）派到了我们学校。可惜的是，前几年，他们也只能下田里去劳动；好在又要高考了，他们也回到了教室里，有了用武之地。

我向教物理的卢老师讨要额外的练习题；他借给我一本旧得发黄的习题集，并一再叮嘱，千万要保管好，因为那是他一生的唯一携带，在他上大学时买的，现在再也买不到了。我满口答应着。可那些题目，我哪里会做啊？！从来就没有人教过我；我只是把它当着自己未来的希望，心里想着，有了它，我就能考上大学了，以后的生活就有着落了。因此，在田地里劳动时，在山上砍柴时，我才有希望坚持下去。

物理习题集还是被我弄丢了，心里对老师万分的抱歉，可是我赔不起，也不知道该怎么赔。第一年的高考也没有考上，第二年再去区中学复读了一年，方才以全区的唯一一名、考上湖南师范学院。在省城里的新华书店里，我买了好几本物理习题集，尽管不是卢老师当年借给我的那种，准备放寒假时带回家乡，还给卢老师。等我再去当年公社的中学时，得到的却是卢老师不在人世了。

那位复旦高才生陈老师，在我去复读时，便被调到了县里的五七干校，之后成了副县长。陈老师对自己的学生总是照顾有加，还帮我把我的妹妹从乡中学调到了县二中。可惜，后来听说集体参与了分木材的什么活动，被整肃，郁焖不振，死了。你去当什么县长啊，否则，妹妹也不会让我去求您了！中国的官场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呆的地方吗？

后来我成了大学里的老师了，自己也能编习题集了。可还有谁看呢？一个省长的女儿，考试不及格，就直接向我要分数；你敢不给吗？还想不想在大学里混了？我就不混了，移民了。你去双减、整肃教育行业，都与我无关了；只可惜了我故乡里的农民子弟，到了二十一世纪，还得为自己的生计发愁：有书不能读，有学不能上，这是什么世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