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的客厅里只剩下邵凡和白鹏两人，白鹏先给邵凡倒了杯茶，随后将桌上的武士刀拔出刀鞘，灯辉下寒光闪烁的刀刃上还残留着斑斑血迹。

“想必六妹的身手你已经见识过了。”白鹏用纸巾擦去刀刃上的血，干净利落的收刀回鞘。

邵凡点了点头，“你知道她是机械改造人？”

“还知道她有四分之一的罗夏血统。”

“看来她说的是真的——你们的真实身份是抵抗组织。”

“没错，所谓的帮派只是我们掩饰身份的幌子，所以东关教场不同于其他帮派，从未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邵凡思量了片刻，“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自称是抵抗组织，可究竟抵抗什么？为何抵抗？”

白鹏神色坦荡道：“我们反抗的是由教统部把持的整个集权专治体制，更确切的说——是把这种体制强加在国民头上的专权者。”

邵凡扬了扬眉毛，“那就是抵抗教统部长本人了？”

“尽管你的理解有些狭隘，但他确实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他所代表的光明党的统治是我们抗争并最终要推翻的目标！”

“恕我直言。”邵凡先表明自己的立场道，“我觉得我们的国家除了教育现状确实很糟糕，其它方面还算不错，国家一天天强大，人们也一天天富裕了，虽然特权腐败屡禁不止，思想舆论受到管制，粗暴执法和暴力拆迁时有发生，可……可还不至于黑暗得要去推翻政府才行吧。”

“也难怪你这么认为，毕竟你从未踏入社会，只是一直在学校的象牙塔里，对各种社会问题根本接触不到也体会不到，不过你还是认识到了我们的教育现状确实很糟糕。但你想过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现状其实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现状，一种糟糕的政治制度才产生了一种糟糕的教育制度。教育，可以说是政治的外衣，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开明，看看这个国家的教育就知道了。”

“这我倒是没想过。”邵凡如实说道。

“一言概之，我们如今的教育制度不是用来教育人的，是用来淘汰人的。教育的宗旨本应是培养才学、开启民智，但在罗夏却成了当权者愚化、分化国民藉以满足自己统治需求的工具，沦落为独断专制的帮凶。”

“我们的教育怎么愚化国民、分化国民，沦落为独断专制的帮凶了？”邵凡不解的问。

“关于‘科举制’的历史你应该是知道吧？”

“当然知道，但现在早就不是‘科举制’了——虽然有些换汤不换药。”

白鹏笑了笑，“看来你也明白这种教育只是换汤不换药的当代‘科举’。”

“但这和国民的愚化分化有什么关系？” 

白鹏起身踱着步子道：“翻一翻我们罗夏的历史，古代思想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在历代帝王的统治下却异化成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体制——不再是统治者以自身的无为顺应社会的自然发展，而是欲图通过令民众无所作为来顺应自己的统治。

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民间产生大量的知识分子，各种思想纷纷涌现，甚至成为君主统治的潜在威胁时，统治者便明白不能将统治的长久继续寄望于民众的无知，而是要对他们循循善诱，进而控制他们的心智，于是科举制便成统治者的不二选择。当年太宗皇帝完善了科举制后，曾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高兴的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的意思即为圈套和牢笼，这也可以算是统治者们对科举制的真实心态流露。无怪乎当时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这种制度对统治阶层有四大好处，一是可以缓解阶级矛盾，给底层的少数知识分子一个出人头地的希望，利于统治的长久稳定；二是可以通过‘科举’的希望和诱惑，把劳动人民中懂得听话服从的优秀分子筛选到统治阶层队伍里来，加强统治阶层的力量，另外淘汰和摧残掉那些不懂得听命服从、不好好做文章的优秀分子；三是通过‘科举’分化民众，科举考试就像一张大网，在民间的优秀分子有的被拉拢筛选、有的被埋没摧残之后，剩下的民众就算有人起来反抗，但因为缺乏人才也难以成气候；四是通过‘科举’所衍生的迂腐教育模式愚昧人民，通过‘科举’的指挥棒让知识分子沉浸于统治者所提倡的文化思想，将才智耗费在毫无意义的八股文中，从而达到扼杀民众智慧与思想的目的。 

科举考试自诞生起便在罗夏历经千年而不绝，如今的罗夏不仅换汤不换药的延续了这种考试制度，更是把‘无为而治’的体制发挥到极致，这种体制就是要让人们在碌碌无为中变成思想贫乏只知道辛勤劳作、听命服从的温顺羔羊，而民众被教化得越温顺越庸碌就越利于统治，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正是这种‘无为而治’的最好诠释——学校成了一座座把人变得标准化、模式化的工厂，无数的学子在填鸭式的教化洗脑中被加工成三六九等，从孩童起、趁他们心智还不成熟时就被强行灌输一套所谓的价值观，人性的自主和独立、还有自由思想的萌芽从摇篮中便被抹杀，目的就是让人变得只会学习模仿、唯命是从。

考试成绩成了衡量每个人孰优孰劣的权威标准，一切都是为了取得好的分数，一切都是向分数成绩看齐。学校本应是为学生服务，如今却成了学生为学校服务，学校教育学生不再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品行才学，而是为了最大限度榨取他们的分数成绩，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升学率。这种学生和学校主次关系的本末倒置只会导致那些拥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甘于死记硬背面对考试的人才被冷落被埋没，整个社会一片唯分数唯文凭是命的虚荣功利！如此畸形扭曲的教育模式让千万学子成了最可怜、最悲哀的群体，对他们来说，高考这座‘独木桥’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生死抉择，过得去的鱼跃龙门、获得新生，过不去的后果很残酷，尤其是那些为了学业努力付出却得不到回报的人，他们才是最不幸的牺牲品，为了成绩他们把精力全投入到学习上，到头来除了学习其它能力严重退化，到头来不懂人情不善交际，有些人甚至基本生活都不会自理，这样的人已经身心半残，可以想象他们以后的处境会多艰难……国家没有公布每年高考失败后考生自杀的人数统计，但我们身边有意无意会听到这样的传闻：谁家的孩子因为名落孙山吃药了，谁家的孩子跳楼了，甚至精神失常生不如死……电视上报纸上人们只见到那些高考状元们金榜题名的得意光鲜，又何尝看得到那些高考失败者的悲惨凄怜。

学校本该是知识的摇篮和求知的殿堂，但这神圣的求知殿堂何以会变成如此残酷的战场，让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了成绩上的等级森严，再变得习惯了社会上的等级森严，学会了在成绩上相互攀比、相互倾轧，再学会了在社会上相互掠夺、相互践踏，我们的社会也变得充斥着自私和冷漠，而这正是一种专制制度下畸形的教育制度带给我们的悲哀和恶果！”

听完白鹏的一番高谈阔论，邵凡感触良多却仍有保留意见道：“凡事都有两面性，这种教育制度是有弊端，但最大的优点是起码还算公平公正，比起某些靠给学校捐款就能上名校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点政府对我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老师说过，如果没有高考，平民百姓家的子女更没有出头之日。”

白鹏听了一笑道，“如果这是你们老师的原话，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其实是强调了一个‘更’字，也就是说他其实等于告诉你们，在目前的社会现状下，平民百姓家的子女本就很难有出头之日，本就受到一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天花板所限制，而高考就像这层天花板上一道小小的出口，两者同时存在的意义在于，给人们限制的同时又给人们以希望，头上压着大棒再给人一颗糖吃，这明明是一种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权术，在你眼中怎么那颗糖、那道小小的出口竟成了一种类似于恩赐的东西呢！”

邵凡随即反驳道：“你的意思是，我对应试教育公平性的正面评价不过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可单独就事论事的说，它确实是还算比较公正的，一个人就算犯下很多的错，也未必没有一件做对的事情吧，体制在你看来就算有万般不是，也没有必要连这种实实在在保证了教育范围内公平公正的教育制度一起否认吧！”

“应试教育公平公正？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教育制度本就是社会制度的套餐，在如今这样一个腐败透顶的社会，教育怎么可能独善其身！怎么可能出淤泥而不染！”白鹏毫不客气的说，“这种看似公平公正的教育制度从来都是腐败和特权的温床：在过去，手中稍有权势的人，如果孩子的成绩考大学无望就直接让孩子去当兵，当个几年兵回来就动用关系转业分配到体制内工作，等于直接把高考架空，窃取平民大学生辛苦考上大学才能分配到的体制内工作，这种现象直到现在仍然存在；现在，在高校招生环节中，寻租空间无处不在，可以利用高校预留指标进行‘点招’，可以利用‘调档’的自由裁量权‘提檔’录取，可以在招生结束后进行‘补录’，还可以在调剂、保送、定向招生等环节暗箱操作……这其中保送机制最为耳熟能详，公开的保送制度早些年由于社会的不满已基本废除，但隐性的保送仍然服务于权贵阶层，被称为‘递条子’或者‘关照录取’。每年京大、清化、复亘等名校都留出一批名额预备给朝廷达官贵人的衙内千金，各地的中小学名校也都给当地达官显贵的孩子留有名额，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吧？要不是前政议院办公厅主任那位经常出入高级夜店的衙内开着豪车带着裸模出了车祸东窗事发，谁能知道他一直用着化名在京大上学？还有那位在京大一边读研一边玩弄女生甚至将她折磨自杀的牟姓男子，这种纨绔子弟是怎样混进京大的？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国有银行在省的分行行长，仅仅副厅级的官员就有如此大的能量，那些权势更大的人能为自己的孩子怎样打通应试教育铺路更是不敢想象……

那些人一方面以高考的公平正义性麻痹人们，一方面却在利用手中的特权钻教育制度的空子。平民学子辛苦努力不如别人动权花钱来的容易，这就是你口中所谓的公平吗！不仅如此，帝京的高考分数线跟全国相比有多低更是路人皆知！至于为什么，恐怕也是路人皆知。其它省份的孩子拼命努力，每个省得到的也只是少得可怜的名额，而帝京却坐拥大批名额，如果说其他不公还有必要遮遮掩掩，这种不公恐怕是全天下最明目张胆。

连最至高无上的高考都已沦落至此，那中考就更不用提了，对权贵来说更有操作空间更有所谓的规则可潜，人们的关注总是集中于高考，却往往忽略掉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中考已经帮高考完成了一小半的功能，筛掉了一小半由这种教育制度鉴定为不合格的学生，完成了全日制普通高中和职高的分流，这之中有多少达官显贵的肮脏又有多少平民子弟的悲哀，又有多少你口中所谓的公平公正！”

面对白鹏有理有据的辩驳，邵凡想了想勉强答道：“高考腐败确实是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对某些达官显贵来说高考确实像是自家的后花园，但……但跟某些国家将富豪通过捐款就可以上名校合法化相比，遮遮掩掩至少比明目张胆还强那么一些不是吗。”

“你说的捐款上大学这种现象，是国外的私立大学，尤其是私立名校广为受人诟病的地方。由于国外的优秀大学多为私立，而大学是非盈利机构，但是它要运作，要丰富师资力量，保证教学质量，尤其是顶级大学要不断充实科研力量，这就需要大笔金钱的投入。就拿合众国来说，以常春藤为代表的名校大都是私立大学，他们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尤其是精英校友的捐赠。为了保证高质量的学校运营，扩充学校的实力和规模，才出现了这种接受巨额捐款来换得一个名额的现象。但换一种角度来说，学校利用这个名额所带来的巨额捐款来扩充校区、扩大招生，通过一个富人子弟进入学校带来的大笔资金，多创造几个甚至几十个平民子弟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试问这样的方式值不值得？是直接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还是间接缩小了？算不算是一种变相的劫富济贫呢？况且捐款入学也是需要门坎并非来者不拒的。

当然我无意为这种广为受人诟病的机制辩解，但有一点却不得不说，那就是大学曾经是一种奢侈品，大多是非平民子弟才能上得起，私人捐赠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合众国那些拥有百年历史的私立常春藤名校，一开始大都是上层社会为教育自己的子弟而设的学校，这些大学随着一天天发展壮大成为顶尖名校，也渐渐向所有人开放了大门，但还部分保留着当初的私人捐赠传统，但今天看来却是一种弊端，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均衡完善，但根本上还是没有彻底摆脱这种桎梏，因此被社会一直诟病至今。”

“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就像合众国的枪支问题一样，有人认为是一种传统，有人认为是一种恶习。”

白鹏微微一笑道：“大多数人的观点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教育资源是公共性质的，早期由什么人创办、受什么人贡献绝不是一直向他们特供的理由和借口，因此，捐款入学的门坎和条件势必会越来越高，以减少这种现象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也许这就是教育私营化难以避免的弊端，而优秀教育资源的国有化，就像我们这样，才可能避免这种弊端。”邵凡说道。

白鹏摇了摇头，“以国有化优秀教育资源来避免这种弊端是需要一个大前提的，那就是国家整体氛围的公平公正，否则一个特权横行、腐败不止的社会，只会产生更严重的教育弊端，甚至沦为专制政府的统治工具：在教育中掺进统治者意识形态的私货，对人们灌输洗脑、精神控制。我们的教育制度就是这样为社会制度也就是专制体制服务的，这种教育就是为了培养意识形态接班人和听话人才的政治工具，正如教统部长曾说——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罗夏光明党领导的马克萨斯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马克萨斯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罗夏光明党领导和我国马克萨斯主义制度、立志为罗夏特色马克萨斯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首要问题’‘根本任务’……这些字眼有多强调，真的恨不得把教育当做党建来抓，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些年来，各个学校不断加大思政课教育力度，向学生们不断灌输诸如爱党就是爱国、拥护党的政策就是最大的爱国、反对党和政府就是公知卖国贼等等意识形态思想，甚至有的地方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不放过，他都说得这么清楚明白了，做得这么明目张胆了，此中的用意还不够不言自明吗？就是要用这种包藏私心和洗脑的教育对人民实行世世代代的统治奴役啊！”

邵凡听罢陷入了沉默，少顷说道：“教统部长好像是讲过这么一番话，学校的老师平时也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但老师同时也说过，之所以要统一思想是为了保证团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保证国家强大，国家强大了才能不像曾经那样尽受列强的欺辱，先保证了民族复兴、国家强大，才能保证每一个小家的幸福，不是吗？”

白鹏不禁叹了口气道：“要论团结，曾经的第三帝国和樱日帝国的人民是多么团结啊，人类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像他们那样思想统一、全民团结的典范了，但他们的下场如何？所以说所谓的保证团结只是借口和幌子，真正利国利民的团结应该是一种自发的向心力，而不是摁着头强行让人们貌合神离或者狂热盲目的团结。不仅从团结的角度来说如此，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专制同样是导致我们曾经落后贫困受尽列强欺辱的罪魁祸首，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专制统治者们往往会实行愚民、防民、弱民、疲民政策，防民、弱民和疲民政策这里先不谈，因为说来就话长了，单以愚民政策来说，这种统一思想的灌输洗脑教育便为愚民的重要手段，让人们自小学会对体制和权威的服从，软化人们的膝盖和脊梁，塑造头脑中知识的片面和盲目，从而失去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但试问一个缺乏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民族，一个缺乏坚硬膝盖和坚韧脊梁的民族，一个限制人头脑的国家，一个禁锢人思想的国家，谈何能变得真正强大、真正伟大呢！这种愚民政策所带来的人民素质和民智的倒退，反映在整体层面便是使一个国家陷入停滞和蒙昧之中，最终导致落后贫穷、孱弱被欺，直至一个专制朝代走向灭亡。这便是人们常说的王朝兴亡周期律，是所有专制朝代都无法跳出的桎梏和魔咒，‘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专制的疲民之道统治下，人民就像忙碌的工蚁，为国家贡献着眼前的繁荣，但重压之下人民总有被压榨得不堪重负的时候，到那时这种专制模式的虚假繁荣便会不可持续，变得急剧衰落，直至轰然垮塌，甚至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各种外部势力也会趁虚而入，让我们再次受尽欺辱。”

邵凡听罢想了想说道：“老师说过是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导致我们曾经落后挨打，第一次听人说‘是因为专制才导致国家落后’。我还听过一种说法，也是很多人的看法，认为我们在近代之所以落后挨打，只是因为科学和科技的落后，也就是生产力的落后，所以我们才没有西方的坚船利炮。”

“这不是洋务运动这条弯路曾经暴露的错误思维吗？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科技的落后就代表着生产力的落后，但生产力之所以落后不正是因为体制的落后？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人们寄望于不改变体制而只通过发展实业和军事以谋求富强，但体制的桎梏使实业和军事的发展缓慢无力，直到这种美梦在甲午海战中被击得粉碎而彻底宣告破产。这惨痛的教训足以令我们认清一个事实：影响一个国家命运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还是体制！当时的有识之士们意识到体制之殇，所以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白鹏娓娓说道。

邵凡一听反驳道：“经济发展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应该是生产力的落后导致了体制的落后才对，你这种说法不是本末倒置了？”

“经济基础是可以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更可以决定经济发展，虽然两者是辩证影响的，但如果非要分出个谁主谁次，我更倾向于认为上层建筑也就是体制，是一个国家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因为科学技术是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一生产力，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必不可少的是一种科学的精神，科学精神简单说来是一种探寻真理、质疑一切的求真精神，它产生于一种自由的思想氛围，而专制制度最擅长做的却是愚民，最擅长培养的精神是唯唯诺诺、统一思想、服从权威，在这种专制环境下，不存在科学精神发展壮大的土壤，所以我们古代以来在科学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由科学发展所促进的技术上的飞跃更是无从谈起。正是这种原因，造成了我们曾经在科技上的巨大落后，生产力上的巨大落后，以及综合国力上的全面落后，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无从招架，造就了那段百年国耻。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专制体制。而如今的统治者，却又重新拾起了专制武器，以专制制度下饮鸩止渴的模式发展国力、维护江山，这样下去，等待我们前方的只会又是一段落后欺辱的历史。”

“可照你这么说，我们的专制制度延续了几千年，这几千年来我们应该一直在科技和国力上全面落后于西方才对，可为什么却还有汉唐盛世？还有两宋的科技繁荣？创造了比当时西方更灿烂的文明？”

“西欧真正步入开明体制的历史，要从十三世纪初期诞生于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开始，在这之前，由于宗教的统治趋于极端，他们甚至处于更蒙昧的状态，直到《自由大宪章》燃起了自由希望之火。而我们那时正处于南宋中期，还在不停的强化君主专制，西方和我们的差距正是从那时开始赶超。直到十五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陷落，很多学者带着古希腊罗马文献逃往西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被西方人重新发掘，使得被《自由大宪章》所启发的自由精神和古希腊的民主科学思想交汇在一起，加速了文艺复兴的进程，也使得西方后来居上，把我们彻底甩在了身后。”说着白鹏停了停道：“还有，两宋时期的社会是繁荣不假，至于科技方面的繁荣却无从谈起，宋的科学比起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都差距甚远，何来科技灿烂之说？文化和技物灿烂还差不多，但终究还是达不到形成科学体系的文明层次。因为我们古代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只有一些技术方面的建树，比如四大发明，但那只是技术上的创新，并不算是科学。”

邵凡听了还是疑惑道：“如果真如你所言，是自由或专制的体制决定了科学的发展水平，那么曾经专制的普鲁士王国为什么可以产生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曾经极权专制的前罗斯国联盟为什么可以第一个把人造卫生送上太空？还有曾经第三帝国的科技，在世界算是首屈一指，这你又该怎么解释？”

白鹏不禁摇了摇头道：“从普鲁士王国到第三帝国，再到前罗斯国联盟，这其实是一条连贯的科技树，这条科技树的源头在于菲特烈大帝实行的开明之治，菲特烈大帝被誉为启蒙主义的开明君主，他给予新闻界、出版界相当大的自由，他说‘我和我的人民达成了协定，我做我想做的事，人民说他们想说的话’，鼓励人们‘想怎么争论就怎么争论’，使普鲁士成为当时欧洲大陆最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君主国，他甚至能够容忍公开的批评，允许书店展出以自己为对象、在当时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漫画。他还重视教育，成立了皇家科学院，设立奖金，鼓励人们探索科学，这些传统在菲特烈大帝之后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延续，正是在这种宽松开明的环境下，普鲁士的科学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再加上德意志民族天生的严谨性本就适合于治学，所以后来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甚至一度成为欧洲大陆的学术中心。有了这种无比殷实的科学技术家底，到了短暂只有22年的第三帝国时期，实际上是那些之前培养的科技人才在发挥能量，造就了第三帝国在某些科技领域的世界领先，再后来第三帝国被前罗斯国联盟剿灭，第三帝国的大部分科技精英被其虏去，使其掌握了第三帝国在某些领域、特别是V2导弹技术和发动机方面世界领先的科技，有了这方面的领先科技，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便不足为奇。”

“既然菲特烈大帝实行的开明专制造就了曾经的辉煌，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也可以实行开明专制来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实现国家真正的崛起强大呢？”

“在菲特烈大帝的时代，开明专制属于破天荒的先进，但在我们如今的世界，却已然远远落后于时代，产生的弊端远远大于益处。菲特烈大帝一方面留下了开明的政治遗产，它在当时领先于世界，也造就了德意志民族的一度辉煌。但菲特烈大帝另一方面留下的专制军国主义传统，可以说也注定了德意志民族后来经历的深重苦难，那就是发动并且输掉了两次世界大战，此中的无尽血泪让德意志民族痛彻心扉的醒悟，最终彻底抛弃了专制，拥抱了自由和民主。这就是开明专制的不彻底埋下的灾难隐患，不将专制彻底抛弃便始终无法避免。就像我们曾经实行改革开放，经历过一段短暂而相对开明的时期，这期间经济飞速发展，国力军力也迅速强大，但开明不彻底的隐患很快就浮现了，随着独断专行的教统部长上台，短短数年就出现了方方面面的大倒退，让过去几届的缓慢前行还不及他一届的加速倒车，甚至有回到从前那个又红又专的时代、退回原点的危险！所以这个体制需要的是彻底决绝的民主变革，绝不能指望蜗牛爬行式的缓慢开明进步，那不过是自欺欺人，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出现一个能够掌舵国家前行的明君太难太难，但出现一个倒退败家的昏君、庸君则轻而易举，这正是教统部长通过自己一系列的倒行逆施，摆在我们面前活生生的例子！”

邵凡听罢不由一阵深思，可也许是自己有些累了，也许是头一次接触到一系列闻所未闻的想法，反正白鹏的一番长篇大论让他脑中一时混乱不已，不禁揉了揉脑袋道：“我们一开始谈的明明只是个教育问题，怎么又牵涉出那么多是是非非？你说得我脑子都乱了，这些东西都太复杂了。”

白鹏不禁笑了笑道：“一开始接触这么多新观念也难怪你有点云里雾里，如果只是简单的谈论教育问题，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应试教育并不公平，它所谓的公平不过是一种公平的奴役和压迫。用考试消耗他们的精力，用分数限制他们的追求，用升学压迫他们的心智，用各种被阉割的知识迷惑他们的认识，用前途莫测的就业转移他们的求索，再在他们头顶压上一套房子，然后，这个世界一下就太平了，因为人们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思去想更多、去做更多。”

“好了好了。”邵凡思绪混乱的说，“先不谈这些大道理了吧，每次我才说几句话，你就一下子长篇大论那么多，我说不过你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