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冠肺炎这类新发传染病进行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以科学为依据的全球合作是其基石。病毒溯源的重要性在于：1，是为防止下一次的大流行，因此我们需要知道这次大流行是如何开始的，需要确定病毒是否来自于市场的某种野生动物或是自然迁徙的鸟类，也需要排除来自实验室的意外泄漏。2，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规范性的科学协议，以便在下次大流行发生时通过全世界科学合作快速追踪其起源，从而控制与减轻其危害。3，是避免人为悲剧的重演，建立规范性的世界科研工作准则，全方位监控高致病性及快速传播性病原体的相关研究。令人遗憾的是，新冠的大流行三年已过，其溯源——自然与人工的的科学争论依然如故，一地鸡毛。本文详细介绍新冠病毒起源研究的有关证据，中美两国在人工起源地上的激烈交锋，以及目前自然与人工两种假设的困境，涉及较为专业的知识而难于通俗表达，认知有限，仅供参考，各位自行判定。

病毒的基本特性

        病毒（virus）是仅能在生物活細胞內复制繁衍的微生物种类之一，无法独立自我复制而呈寄生性，借由感染机制侵入生物体细胞后，利用宿主的细胞系統完成自我复制过程，然后再感染下一个目标。烟草花叶病毒是马丁乌斯·贝杰林克于1899年发现鉴定的第一个病毒，迄今已有超过5000种类型的病毒得到鉴定。目前病毒的自然起源理论主要有逆向(退化)理论，细胞起源理论与共进化理论。当然，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提高，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合成新的病毒成为新的可能。

       除母婴间的垂直传播外，病毒在人与人间的水平传播有几种主要的途径：（1）体液的密切接触（血液或性行为），如乙肝病毒；（2）食物或饮用水，如甲肝病毒；（3）飞沫/气溶胶的吸入，如流感病毒；（4）虫媒叮咬，如登革病毒。

        谈到2003年的SARS与2019开始的新冠肺炎，需要涉及到一个医学名称——人畜共患疾病（Zoonoses），它指的是由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引起的从动物跨越到人的一类传染病，可通过直接接触或通过食物、水或环境传播给人类。人畜共患疾病在现有的常见传染病中占很大比例，有些疾病可在局部疫区的反复暴发，例如登革病毒所致的登革热与出血热，霍乱弧菌所致的霍乱；有些疾病可引起全球大流行，例如流感病毒所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流感。另一方面，人畜共患疾病在所有新发现的传染病中占极为重要的地位，如2003年由SARS冠状病毒所引起的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冠状病毒所引起的MERS（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常常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病毒溯源的科学原则       

        病毒的溯源工作有赖于其特性的全面研究，如致病性、传染性、传播方式/途径、并与科学技术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不同的病毒其溯源的难易程度有本质的区别。病毒其溯源遵循先易后难的科学三原则：先确定病原体，然后查找可能的中间宿主即携带病毒并传播到人的中间动物，如携带登革病毒的蚊子，如携带禽流感病毒的家禽与鸟类，如携带SARS冠状病毒的果子狸。一般而言，中间宿主就在首先爆发点附近，并与最先起病的患者有密切接触。在确定病原体与中间宿主的基础上，最后是寻找原始的自然宿主，环环相扣，最终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引起高致病性与死亡的病毒在较短的时间内呈局部爆发现象，如SARS冠状病毒与埃博拉病毒，确定其病原体、传播途径及可能中间宿主相对容易,但追溯病毒的原始自然源头有时耗时几年或十多年不等。2002年11月在广东的佛山南海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具有较强的传播性，经过省级专家的讨论并邀请国家卫生部专家（院士）的会诊，初步诊断为“衣原体”所致的感染，而国外科学家通过细胞培养与动物试验，在2003年2月证实为一个全新的病毒，命名SARS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在当时中国科技水平明显落后的情况下，在毫无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科学家经过艰苦的努力与协同合作，仅过半年时间就在当地确定了果子狸为SARS病毒传播到人的中间宿主；其后经过13年的不懈追踪研究，石正丽带领的团队在云南一个矿洞里找到了SARS病毒最原始的来源——中华菊头蝠。因此SARS病毒的确定及其后的中间宿主与自然宿主的查找与认证，中外科学家向世界展示了病毒溯源的完美案例。

新冠的自然起源假设       

      对于2019年底爆发于武汉的不明原因且具较强传染性的肺炎，科学家通过基因测序在数天内就明确病原体为一种新的冠状病毒，与2003年发现的SARS冠状病毒相似，命名SARS-CoV- 2。由于最初报告的7个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相关，因此中外科学家与世卫组织专家团均推测该病毒极有可能为自然起源，中间宿主可能为在武汉市场饲养售卖的动物，而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由于病毒的相似性，因此遵循2003年SARS冠状病毒模式寻找中间宿主与自然宿主也是顺理成章的。随着科技的进步，科学家对新冠中间宿主的寻找持普遍乐观态度。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武汉周边地区所有动物撅地三尺的筛查一无所获，其后扩大到中国许多省份无一漏网的动物海选也是两手空空，三年来查找可能的中间宿主无功而返，成为病毒自然起源假说的致命缺陷。正因如此，自然起源不再被WHO与世界科学家认为是唯一的可能，人工（实验室）的可能也应运而生。

   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一些间接的证据被科学界用来支持新冠的自然起源，列举如下：

1）武汉病毒所研究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与新冠病毒的序列同源性达到96.1%，可能是新冠的原始病毒，蝙蝠是其自然宿主。其实该病毒是个双刃剑，既可作为自然起源的间接证据，也可作为人工起源的把柄（下述）。

2）2022年2月《自然》杂志的文章：从老挝北部喀斯特地貌的洞穴中采集到Banal 蝙蝠冠状病毒，该病毒与新冠病毒的同源率在96.9%~97.4%之间。研究发现Banal与新冠病毒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即前者没有弗林蛋白酶裂解位点（FCS）。FCS是一种分子万能钥匙，使病毒能够轻易进入细胞，并使其具有感染性和致病性，是新冠病毒高致病性所在的关键。因缺乏FCS，法国病毒学家Marc Eloit等认为Banal病毒 "对陆生脊椎动物，也就是对人类的传播性和致病性不强"。Banal 蝙蝠冠状病毒进化演变成新冠病毒有两个途径： 是某一物种的动物充当了人类与蝙蝠之间的桥梁——中间宿主，或是人工操作（下述）。迄今为止，研究表明没有其他已知的类似SARS的病毒有这样的FCS结构。

（3）2022年7月《科学》杂志刊登的两项国际研究结果被认为是支持新冠病毒的人畜共患病起源的主要补充证据，武汉的华南市场是疫情的起始点。第一个研究包括对武汉市首批155例新冠Covid-19病例进行测算和定位，这些病例都是在2019年12月确定的。结论是，病毒总体上以这个市场为中心散播出去。而且在市场上发现的第一批人类病例是在市场西部，那里也有活的动物。第二项研究是根据现有的测序数据，表明有两个被命名为 "A "和 "B"的病毒品系，在早期传播，表明来自同一动物宿主的两次连续跨越物种屏障的情景。其共同作者，美国新奥尔良图兰大学的Robert Garry认为已经确定新冠病毒起源于野生动物贸易。但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这项工作尚无定论，仅仅表明武汉市场在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没有任何地方表明SARS-CoV-2传播的病毒就是其中的某个/些动物。

(4) 在11月发表在《环境研究》杂志上的对华南海鲜市场首批病例的另一项分析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Jacques-Monod研究所生物学家Virginie Courtier-Orgogozo支持这样一种设想，即在市场的封闭区域，如麻将室、厕所或食堂，人类之间更可能发生传播，而不是来自受感染的动物。她说："市场上的第一批病例是在相隔几十米的摊位上记录的，有时两个摊位还被墙隔开。关于这些首批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与单次引入市场的情况一致，符合动物来源，但也符合一个卖家在市场外被感染的情况。”

        总而言之，自然起源与传播假设的核心是发现中间宿主，也只有通过中间宿主的确定来彻底否定实验室泄漏理论。对于无法发现中间宿主这一致命缺陷，石正丽等中国科学家的解释是：1，以人免疫缺陷病毒（HIV）的发现为例来说明寻找新冠中间宿主的极为困难，或根本就没有中间宿主，直接从自然宿主感染传播到人。由于HIV通过体液密切接触（血液或性行为）传播，艾滋病起病隐匿，发病周期长，与引起呼吸道爆发的新冠肺炎存在根本的区别，因此以HIV为实例来摆脱新冠病毒自然起源的困境在科学上是根本站不足脚的，是故意的误导行为。2，自然痕迹隐匿与稍纵即逝，要么我们无法精细分辨发现，要么中间宿主动物可能已经绝迹，要么被其它事件覆盖。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在相关动物身上寻找自然演变的细微遗留与痕迹并不困难，更何况是不久前刚刚发生的重大事件。而所谓的中间宿主动物可能已经绝迹更无可能， “被其它事件覆盖” ，反而暴露人为操纵的可能。

世卫组织 （WHO）态度之变

经过与中国政府协商，世卫组织曾在2021年1~2月间派出由“独立” 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到武汉做深入调查，但是异化为中国政府事先计划好的一次友好旅行考察，国外专家只看了看经过多次充分消毒处理的华南海鲜市场，在武汉生物研究所呆了半天，然后就是与中国专家讨论。在结合中国科学家提供的证据的基础上，世卫组织的全球研究初步确定了新冠病毒从假定原本宿主(菊头蝠)传播到人类的四种可能途径：1，有可能直接从蝙蝠直接传给人；2，非常可能 从蝙蝠传给另一种动物（中间宿主），再传给人类；3，有可能冷食链传播；4，极其不可能为实验室事故。

中间宿主假说之所以被认为非常可能，是因为武汉病毒所有一种已知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 2013年由石正丽发现于云南一个矿区的蝙蝠中，该病毒在基因上与SARS-CoV-2接近，但这两种病毒在时间上相隔了数十年，即存在一个“缺失的环节”—— 中间宿主，即属于另一物种的动物充当了人类与蝙蝠之间的“桥梁”。当时穿山甲、水貂或果子狸等动物被认为是可能的中间宿主。

然而这份世卫组织的报告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世卫组织挑选了一个与调查利益有最大冲突的彼得·达萨克 (Peter Daszak)作为主要负责人，作为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主席的彼得·达萨克是武汉病毒所重要的合作伙伴，正在参与武汉病毒所的冠状病毒研究，因此完全背离了无利益冲突的最基本的科学原则。

        除对彼得·达萨克身份的质疑外，报告涉及的研究多基于中国科学家的描述，由于中国对原始数据的隐瞒，特别是在其后的中间宿主查找一无所获，由于冷食链传播背离了新冠肺炎仅在武汉爆发的基本特征，因此世卫组织第一阶段的调查受到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世卫成员国的强烈批评，并得到科学界的广泛反对。为此，世卫组织对其组织的武汉之行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检讨，表示现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排除任何假设，包括实验室事故，因此为了澄清“实验室假设”问题，世卫组织提议对中国新冠病毒起源的第二阶段研究，包括对武汉市的实验室和市场进行审计，呼吁中国当局公开完整的数据和原始的样本。

        不出所料，中国马上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第二阶段调查的计划，理由是：（1）无视常识，违背科学；（2）出于隐私的考虑，部分数据无法完全共享；（3）认为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极小，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和努力；（4）同时又要求世卫组织将病毒溯源工作扩大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此，外国政府与科学界认为中国拒绝的理由（3）与（4）是自相矛盾，无法共享原始数据意味着可能隐瞒真正的起源。

人工起源地的政治之争   

      在探讨人工起源假设的科学基础之前，先阐述中美两国围绕着有关新冠病毒人工形成上在政治与外交领域的激烈交锋：

美国：前总统Trump、前国务卿Pompeo, 密苏里参议员Hawley等直指武汉病毒所为其源头，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根据拜登总统的指示，美国情报部门调查的结果是存在自然与人工的两种可能。

中国：通过外交部发言人与驻外领馆的宣传及各级新闻媒体宣染新冠病毒源自美国，其主要形式有1，是美国2019年发生的电子烟肺炎；2，是通过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带入武汉；3，是Fredrick 研究基地的P4实验室泄露；4，是通过冷冻食品进口到中国。由于电子烟肺炎不具传染性；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美国运动员患病就医有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详细记录，与之接触的医护人员无感染，与之同机同住同场竞技的其他运动员无感染；Fredrick 研究基地（在马里兰州）的P4实验室在新冠前没有参与任何冠状病毒的研究，所谓泄露导致70英哩外的弗吉尼亚州一个小镇的流感样症状（病原体确定是鼻病毒）更是荒谬；通过冷冻食品进口到中国应该是沿海开放城市的多点爆发，不符合武汉始发的特征。

      通过上面的有关新冠病毒人工起源地的政治化操作可以看出，美国目标明确，直指新冠的首先爆发地的武汉病毒所，得到部分科学家的支持（下述）。而中国的自卫反击呈多点开花，既缺乏科学常识，也缺乏科学家的支持，因此显得苍白无力。

新冠人工起源的假设

       新冠病毒的人工起源假设的推理与间接证据有：

（1）始于武汉的新冠肺炎是一种致病性与传播力较强的新发传染病，其首先的爆发地武汉即为疫情的起始点，这是传染病的常识，与起病隐匿，发病周期长的疾病有显著的不同，因此中国政府与部分科学家所声称的“首先发现爆发病例之处并非一定是传染病起始点”的说法，对新冠而言是故意的误导舆论与民众。

（2）武汉病毒所是全球冠状病毒的研究中心，保存着世界上最多的蝙蝠种群与蝙蝠冠状病毒库，从事着有关蝙蝠冠状病毒的跨种交叉研究与功能增强实验（下述）。

（3）武汉病毒研究所决定从NCBI下线其2019年底以来上传的病毒基因序列和样本数据库，理由是担心网络攻击。2020年1月陈薇院士率领的中国军事医学科学家团队全面接管武汉病毒所；还有就是国家紧急下发关于实验室开展高致病性病原研究的生物安全准则。

（4）武汉病毒所研究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与新冠病毒的序列同源性达到96.1%，可能是新冠的原始病毒，蝙蝠是其自然宿主。值得注意的是，该病毒在2013年由石正丽在云南一个矿区的蝙蝠中发现的，一年前该矿区有多名工人死于神秘的肺炎。令人费解的是，石正丽及武汉病毒所在武汉新冠肺炎爆发时对该病毒闭口不谈，未公布其核酸序列；后来迫于压力在2020年11月向NCBI上交RaTG13的核酸序列。因此有部分科学家推测RaTG13极有可能通过位点突变试验发展形成新冠病毒。遗憾的是，目前在新冠病毒的序列中没有发现明显的人工操作的痕迹。

（5）功能增强实验：2015年11月北卡罗来纳大学的Ralph Baric实验室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在《自然医学》杂志发表一篇文章，阐述用石正丽提供的类似SARS病毒的SHC014-CoV进行基因改造，得到表达高效刺突蛋白的新的嵌合体病毒，该病毒能高效地结合人呼吸道ACE2受体，并导致感染动物的肺部病变。论文发表后受到美国许多科学家与政府的强烈质疑，由于参与的嵌合病毒试验存在巨大的风险，美国Ralph Baric实验室的相关研究被禁止。从文章作者的排名分析，似乎石正丽的角色无关紧要，但内行专家的角度则完全不同，石正丽提供的类似SARS病毒的SHC014-CoV是实验成功的关键材料，犹如煮米饭的米一样，且通过这次合作，石正丽学到了一些先进的实验技术，有力促进了她今后对冠状病毒的相关研究。

（6） FCS的疑云：正如前面所述，弗林蛋白酶裂解位点（FCS）是一种分子万能钥匙，使病毒能够轻易进入细胞而具有感染性和致病性。迄今为止科学家没有在已知的类似SARS的病毒（包括Banal与 RaTG13）发现FCS。鉴于这个FCS是新冠病毒的特异性以及其导致的高致病性的关键位点所在，因此其来源可能直接关系到病毒的起源。

        法国病毒学家Marc Eloit 的实验表明，Banal-236 病毒在相关动物体内的连续传代无法获得著名的FCS。

       现有的资料发现，以彼得·达萨克为首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联合北卡罗来纳大学的Ralph Baric实验室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在2018年3月向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提出1400万美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开展与南亚特有的蝙蝠冠状病毒相关的大流行风险研究。该资金申请项目指出：“我们将在已经确定有SARS样冠状病毒传播的高风险的现场对蝙蝠进行密集采样。我们将对它们的刺突蛋白进行测序----，将它们插入病毒骨架----以感染人源化小鼠，并评估引起类似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疾病的能力。该项目还包括在某些条件下"引入人类特异性裂解位点"，以及评估由此构建的嵌合病毒在人类肾脏和呼吸道上皮组织的“生长潜力”。虽然计划中将FCS位点插入嵌合体的试验由美国Ralph Baric的实验室完成，但发表在2017年PLOS Pathogens期刊上的石正丽的文章表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已经掌握了构建嵌合病毒的方法与引入人类特异性裂解位点的技术。虽然该项目没有得到资助，但其提示了一个可怕的人工操作的可能，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

        反复多次对疫情爆发相关地——华南海鲜市场的消毒处理被科学界诟病，存在毁尸灭迹的嫌疑。此外，高致病性病原体的实验室泄露在中国与世界其它地方并非没有先例，如SARS病毒在2003年到2004年期间分别从新加坡、台湾和中国实验室泄露的多起事件，再如布鲁氏杆菌在兰州的泄露。显然，上述这些因素可能不是直接证明实验室泄露假说，但是它们已经非常明确地打破了自然起源论作为当今科学的主流地位。有关病毒源头的推论一直认为持实验室泄露理论者必须拿出证据，面对中间宿主的缺失及目前发现的众多实例指向人工起源，因此科学家认为举证责任已经反转到自然传播论者身上。

        综上所述，探查2019新冠病毒的起源一直充斥着复杂性和争议性，自然起源与传播的假设因无中间宿主这一致命缺陷而逐渐受到冷落，但目前的间接证据同样无法支撑实验室泄漏理论。虽然有科学家认为从实验室逃逸的可能性比它起源于自然的可能性更大，在我看来这两种假设至少是平等的，都需要继续进行调查，而调查的前提是中国政府提供所有的原始数据，包括武汉病毒所相关的实验室日志与项目实行进展等详细的原始记录。只有通过广泛透明的国际合作研究才能一步步接近真相，从而彻底解开新冠病毒的起源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