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那会，我们都不过是十七八岁的青年，离开农村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出头，整个一个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在那以前，就我记事以来而言，从来没有过面对死亡的情景，没有过周围亲人、朋友永别的经历。可是在农村插队的三年期间，我确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青春死亡事件，尽管他们不是我的亲人，不是朋友，甚至有的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可是这样的青春死亡事件却在我的心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我永远不能忘记这样的事件。

刚到农村那会，在我们科研站经常会出现一些村子里面的年轻人，有男有女，他们常常会来到科研站遛弯。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想来看一看从城里来的知青是如何生活的。由于我们是集体安置，与真正的农家生活还是又很大的不同，同时这种安置方式也使我们与真正的农民生活有了实际上的脱离。不久我们就发现有一个与我们几乎同年的年轻姑娘经常出现在我们科研站的大院里，而且与一些女知青打的火热。这是一个非常活泼而且长的十分漂亮标致的女孩，大眼睛，瓜子脸，长长的辫子，很苗条的身材，穿着在当时农村女孩很少见的鲜艳衣装。后来八十年代有一首歌《小芳》流行过一阵，说真的，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的想起这个女孩。可是就在我们下乡不到一年的时候，我记得是在我们刚刚搬进新盖的房子不久，有一天忽然听说这个女孩死了，而且是自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意外，为什么会这样？原来这个女孩的性子非常刚烈，据说当时家里为她找了一个婆家，她不愿意，而家里面确把这件事情就订了下来，而且逼她出嫁。女孩一怒之下，喝敌敌畏以死抗争，一个鲜活的青春生命就这样凋零了。后来听几个女知青说，这个女孩经常来我们知青点找女知青聊天玩耍，经常带来家里的一些好吃的饭和零食与几个要好的知青分享。从言谈话语中，她其实非常羡慕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向往这种知青的生活。对于农村那种单调的生活十分厌倦。其实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年代，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总是不会泯灭的。这样一个女孩，也算是那种心比天高的那种女孩，如果放在今天的年代，她也许会冲破农村生活的篱笆，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在那个年代，她却只能局限的生活在偏乡僻壤。传统的封建包办的婚姻习俗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而当美好愿望没有实现可能的现实下，她也就只能去另外一个世界去实现自己的追求了。有一次经过一片田野，几个女知青指着不远处说，那就是那个女孩的坟。望着不远处一个孤零零的坟包，谁会想到那底下曾经是一个鲜活的青春生命。

在我们临近大队的一个小队，有五六个上一届的插队知青，三男两女。其中的一个女孩，也就是上次说到打架事件，那个用架子车拉回那个被打知青的女知青，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秀气的女孩。不过听我们那儿的男知青说，她却被一起下乡的一个男知青霸占着。据说那个男知青学生时候在当地就是一霸，一个漂亮的女孩长年累月与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可以想象是一个什么状态。这个女知青经常到我们这边来，找我们这儿的女知青聊天，很羡慕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她的神情总是那么忧郁低沉，言语不多。大约是77年的春天，有一天听到消息说，她死了，是自杀。或许是相同的生活命运，或许是对女孩的一种怜香惜玉，或许就是对生命无常的无奈，那天的感觉非常非常不好，压抑，悲天悯人，不知道，总之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着实难受了一阵。这种感觉在我多年以后看文革前的电影《家》的时候又出现了，看到电影中三个女子陆续走向死亡的时刻，我想起了这两个青春生命。女知青自杀以前留下了遗书，据说内容中有对生活、前途的绝望，夹杂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言语。对现实不满，这在那个时代是不被准许的，所谓“现行反革命”就是对于那些不满现实的人们准备的。女知青的父母来到女儿生活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悲愤而痛苦的心情，可是当地公社大队的领导并没有对他们非常的客气，当家长提出一些要求时，他们拿出女知青的遗书，以上面那些对现实不满的言语威胁家长，并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家长无可奈何的接受了这样残酷的现实，安葬了女儿后，默默的回去了。一个青春孤魂就这样长久的留在了这块土地上，或许至今还在那里不停的飘荡，飘荡……

76年的某天，我们知青点来了一位解放军现役军人，是这个大队一位参军的青年。很健谈，看起来也很活跃，他是回来探亲的，顺便来到我们知青点看看，主动与我们交流。那天我记得聊了好长时间，我们也问了他很多部队生活的情况。一年以后，他复员回来了，再次与我们交流的时候，他已经又是一个农村青年了，不过从部队这所大学校回来的人，却有着与以前决然不同的感觉。长期的部队生活，当时的政治教育，他非常看不惯当时那种农村生活状态。回乡不久，他被任命为所在小队的队长，每天领着队上的农民干农活，他常常还是愿意来与我们知青交流。言谈话语中对农村那种散漫的作风、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极为不满，他总是拿部队的那一套来比较现在农村的状况。这在我们看来也确实有点不现实，我们有时用毛主席的话戏谑着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大家哈哈一笑。但是他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每天干最苦最累的活，最早的上工，最晚的收工，可是这些并没有受到当地农民的接受，甚至没有受到大队领导的接受，因为他总是以较高的道德标准来看待、来要求身边的人们。其实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他却似乎没有看到。以至于后来他闹得很没有人缘。不幸的是，1978年的一天，忽然听到他的死讯。那个时候他经常肚子痛，也没有当回事，每天还是那样辛勤的工作。谁知，有一天下工回家，肚子忽然剧烈疼痛难忍，家里人赶紧拉架子车把他送到公社卫生院，值班的医生，稍做检查怀疑是急性阑尾炎，但是当时的公社卫生院没有办法给予治疗，家里人立即拉着架子车赶往县城医院，25里的路程，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结果赶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断气了。天哪，一个阑尾炎就能够结束一个生命，这就是那时农村生活的现实状况。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收这样的现实，可是又能怎样呢？就这样又一个青春生命消失了，而且消失的是那样无奈。在他死后，他们生产队的农民似乎才有了对他比较公平的评价，那时候我才知道他曾经是那样的努力，但是同时又是那样的不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

除了上面所说的青春死亡，三年中还经历了一些非正常死亡事件，顺便也说一说。刚下乡的时候，我们知青点经常有一位不速之客光临，寒冷的冬天，穿着单薄的裤子，身上裹一件破棉袄，很长的而且花白的头发，嘴里总是念念有词的叨叨着什么，看着挺吓人的。当地农民说，那是一个疯子。时间长了，慢慢才知道，这个疯子曾经也是个人物，以前是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文革的时候受到冲击，捱批斗，被逼疯了。一个年轻农民告诉我们，其实这个疯子曾经很有才华的，也很有水平。可是哪个基层领导不得罪一些人啊，文革的时候，一些人就借机报复，总之人疯了。农村的条件下，也没有送他去医院治疗，只好就由着他任意游逛，打发岁月。一年多以后，有一天听说他死了，原因不明，是某一个清晨发现他已经死在居住的小屋里，总之是死了。其实他的死对他也是一种解脱，一种灵魂的安息。

我们科研站有一个农民付站长，姓高。很老实巴交的农民，当时大队让他来科研站，就是领着我们出工干活，他是农村的壮劳力。干起活来非常卖力无人能比，力大无穷。农村人一般家里都好几个孩子，可是他四十多岁了，却只有一个女儿。我曾经到过他家里，也许是人口少，家里的状况还挺不错，生活还算安逸。78年我离开这里上了大学，80年我曾经回来一次，但是我确意外的听到他的死讯，据说是胃癌。

生命其实很脆弱、很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