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土耳其作家帕穆克 (Ferit Orhan Pamuk) 因其“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的象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书中这样开篇：“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 (和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 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2014年仲春三月，寻访了这座连结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融，古老和现代、美丽和败落、欢乐和忧郁并存的城市，体会帝国两千年文明的感伤以及作家内心的失落与“呼愁”。

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地区。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在此建立了殖民地；公元前196年被罗马共和国征服，称为拜占庭；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在拜占庭旧址的七座山丘上建立了罗马帝国新首都，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公元12世纪时，君士坦丁堡是欧洲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1453年这里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时，首都迁往安卡拉，1930年君士坦丁堡的名字改回伊斯坦布尔。这座古城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是作为拜占庭帝国 (395-1204 ＆ 1261-1453) 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1453-1922) 的首都，1985年“伊斯坦布尔历史地区”被UNESCO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左上图是由拜占庭皇帝瓦伦斯于公元四世纪建造的古罗马瓦伦斯水道桥，拜占庭时期的主要供水系统。君士坦丁堡城墙最初是在君士坦丁一世建都时兴建，以防御来自陆路及海路的攻击，在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期经历过无数的加建及修补，是世上现存最复杂及最精密的古代要塞体系之一，右上图是古城墙的一段残垣。左下图为公元1110年修筑的军事枢纽少女塔，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塔承载着诸多忧伤的历史传说。右下图为如梅利城堡 (Rumelihisari)，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狭窄的地方，是1452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为围攻君士坦丁堡兴建的，由三大一小塔楼构成。

拜占庭时期伊城的顶峰建筑是圣索菲亚 (Hagia Sophia，题图) 大教堂，因其巨大的圆顶闻名于世。这座教堂由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希腊数学家米利都的伊西多尔 (Isidore of Miletus) 和特拉勒斯的安提莫斯 (Anthemius of Tralles) 设计，建于公元532-537年间。“索菲亚”在希腊语中意为“神圣智慧”，这是圣保罗对耶稣基督的描绘。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座堂，模仿索罗门的庙宇建造，是一幢“改变了建筑史”的拜占庭式建筑典范。设计师利用帆拱，将世界上最大的圆形拱顶之一架设在了恢弘的大厅之上。左下图是13世纪的三圣像马赛克镶嵌画，中间是耶稣，两旁是圣母玛利亚和施洗者约翰，表示结束了57年罗马天主教统治，回归正教信仰。

在1519年塞维利亚主教座堂建成之前，圣索菲亚大教堂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将大教堂变为清真寺，右下图是苏丹楼座。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因此很多基督教镶嵌画都用灰泥覆盖，以至于在20世纪这些画作复原之后，出现了圣母怀抱圣子与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名字书法共处一寺的和谐场景。后来又逐渐加上一些伊斯兰建筑及外面的四座宣礼塔，圣索菲亚因此也成为奥斯曼帝国众多清真寺的典范，在建筑及礼仪方面，对正教会、天主教会及穆斯林世界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科拉修道院教堂 (Church of Holy Savior in Chora) 始建于公元六世纪，11世纪末重建，成为一座东正教堂。科拉教堂全名“乡下神圣救主教堂”，华盖状穹顶，被认为是最美的拜占庭教堂之一，是伊城仅次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拜占庭遗迹。科拉教堂外表质朴无华，内部金碧辉煌，与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穹顶和墙壁上布满了13-14世纪精美的东正教镶嵌画和湿壁画。这些画作叙述了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一生，包括天使报喜、耶稣诞生马槽、耶稣神迹和赐福，以及各位圣徒使者的旧约圣经故事。右上图是内厅北穹顶的耶稣与祖先世系，左下图是内厅北穹顶怀抱耶稣的圣母玛利亚与12位陪侍天使，右下图中窃贼只盗走了黄金但没有破坏圣母和耶稣肖像。

伊斯坦布尔见证了基督教的荣光和破裂，要理解这种神圣与哀伤，科拉教堂是很好的体验。在12世纪末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拉丁军队攻陷和洗劫了被希腊正教基督徒控制的君士坦丁堡，因教义之争圣像被清除覆盖。16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将科拉教堂改成清真寺，幸运的是连伊斯兰统治者都不忍破坏这些黄金壁画，它们被涂上灰泥，几百年来历经火灾和地震，这个秘密直到20世纪中叶才被发现。圣索菲亚大教堂和科拉教堂分别于1935和1945年变为世俗博物馆，然而2020年土耳其政府决定将两所教堂改回清真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

帕穆克还在书中写道：“伊斯坦布尔有着人人共担的忧伤；伊斯坦布尔有着自己的分身；伊斯坦布尔是行将崩塌的建筑和幽灵般的宣礼塔的黑白影像；从高高的窗户和阳台上看下去，伊斯坦布尔是一个有着迷宫般的街道的城市；伊斯坦布尔是外国人的一个新发明；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初恋与葬礼发生的地方。”在为期近500年的奥斯曼帝国时代年的奥斯曼帝国时代，伊斯坦布尔兴建了众多的帝国清真寺，画出了伊城美丽的天际线，伊斯兰谚语说：“《古兰经》诞生在麦加，读者在埃及，珍藏在伊斯坦布尔。”在酒店露台上远眺这些大大小小的圆顶建筑，在悠扬的唤拜诵念声中入睡和醒来，还真别有一番情趣呢。

伊城最著名的皇家清真寺是苏丹艾哈迈德 (Sultan Ahmed) 清真寺，也是土耳其的国家清真寺，因寺内墙壁使用蓝白两色瓷砖装饰，故俗称“蓝色清真寺”。蓝色清真寺于1609年动工，由伊斯兰著名建筑师米马尔·希南 (Mimar Sinan) 的得意门生赛德夫哈尔·穆罕默德阿迦 (Sedefhar Mehmet Aga) 设计并负责施工。它建造在君士坦丁堡大皇宫遗址上，与圣索非亚大教堂相对，其设计结合了奥斯曼建筑及拜占庭教堂两个世纪以来的精粹。蓝色清真寺内部使用了两万多块伊兹尼克手工瓷砖，瓷砖设计超过五十种郁金香款式，墙上的牌匾写有哈里发的名字及《古兰经》经文。

清真寺的标志宣礼塔又称光塔或唤拜塔，其顶部为清真寺中最高点，通常有新月符号，用以召唤信众进入清真寺祈祷。最早的宣礼塔出现于 公元9世纪，直到 11 世纪才被广泛使用。世界各国清真寺的宣礼塔有圆形、方形、螺旋形或八角形等不同形状，奥斯曼帝国延续了伊朗的传统，即带有方形底座的圆柱形锥形尖塔。伊斯兰教对于清真寺宣礼塔的数量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蓝色清真寺是奥斯曼帝国两座拥有六根宣礼塔的清真寺之一，与伊斯兰教圣城麦加的第一大圣寺克尔白清真寺相同，差点引起一场宗教争端，为此苏丹出资为麦加建造了第七座宣礼塔。

夕阳下的塞利姆一世 (Yavuz Selim Camii，左上图) 清真寺于1527-28年完成，是伊城现存第二古老的皇家清真寺，由苏丹苏莱曼一世下令修建，以纪念其父塞利姆一世。夜色里的新清真寺 (Yeni Camii，右上图) 始建于1597年，也称为苏丹皇太后清真寺，整座建筑非常华丽。伊城最美丽的清真寺是苏莱曼尼耶清真寺 (Suleymaniye Camii，左下图) ，苏莱曼下令建于1550-1557年间，这是希南本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现代人将其视为第二座克尔白。新巴洛克风格的迈吉德大清真寺 (Büyük Mecidiye Camii，右下图) 建于1854-56年间，除了苏莱曼清真寺有四座宣礼塔外其余都只有两座。

土耳其苏菲旋转舞Sema Ceremony是伊斯兰教一个神秘教派的一种非传统的舞蹈灵修方式，已有800多年历史。该教派相信世间万物无时无刻不在旋转，如星球、地球以及人体内的血液循环系统。人从出生长大，直到老去，是生生不息的循环旋转。舞者们在旋转时，白袍转成圆桌一般，十分漂亮。他们右手掌向上——表示接受神的赐福，左手掌向下半垂——表示将神所赐的能量传于大地及人间，头向右侧－表示没有了自我、完全接受神的安排。他们不停地旋转直到眩晕，相信此刻便是与神最接近的时间。旋转舞要求灵修者绝对专注，类似于佛教的坐禅，最后进入一种非常神圣特殊的心灵体验。观看这一舞蹈仪式的Hidja Pasha Dance Theater原来是一间建于15世纪的土尔其浴室。

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欧亚两大洲的分界线，将伊斯坦布尔分成欧亚两半，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正是从这条海峡开始。金角湾是伊城重要的防御三角湾和天然良港，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金角湾上的三座大桥将伊城的欧洲南北两部分联在一起。金角湾北岸加拉达 (Galata) 街区与老城区隔水相望，1273-1543年间曾是热那亚共和国的殖民地，1384年热那亚人在该区环绕城堡防御工事的最高点建造了加拉达石塔，成为新城区的地标。1502年，苏丹巴耶济德二世曾为金角湾大桥“招标”，达芬奇绘制了一座单跨240米的桥梁草图投标，如建成即为当时世界最长桥。直到2001年，才由挪威人在奥斯陆郊外按照达芬奇的图纸建造了一座规模更小的木制步行桥。

“博斯普鲁斯”在希腊语中意为“牛渡”，传说古希腊主神宙斯曾变身一头雄壮的神牛，驮着一位美丽的人间公主，从这条波涛汹涌的海峡游到对岸，海峡因此得名。博斯普鲁斯海峡全长约30公里，两岸遍布名胜古迹。海峡上共有三座跨海大桥，将欧亚两大洲连在了一起，建于1973年的博斯普鲁斯大桥是第一座横跨海峡两岸的悬索桥。海峡北连黑海，南通马尔马拉海和地中海，黑海入海囗的Kavagi亚洲小镇一片祥和。这里是黑海沿岸国家出行外海的唯一出口、军事要塞，因此土耳其海军的舰艇长年在此守卫。

托普卡珀 (Topkapi，左上图) 皇宫始是1465-1853年间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官邸及主要居所，图中的崇敬门是第二庭院的皇室专用入口，庭院仍保留了拜占庭卫城遗风。多尔马巴赫切 (Dolmabahce，右上图) 宮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宫殿，融合了巴洛克、洛可可和新古典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1856-1889及1909-1922年间是帝国的主要行政中心。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前往伊斯坦布尔拜访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受到盛情招待。威廉二世向苏丹回赠了一座喷泉 (左下图)，喷泉上部是一个纯铜制圆顶，内部镶嵌金色马赛克和彩色宝石。独立大街 (Istiklal Avenue，右下图) 是19世纪伊城基督徒和欧洲侨民的中心，两旁排列着的新古典主义欧式建筑物。

在奥斯曼时期，苏丹们期望建设一个包容多元文化的强大伊斯兰帝国，不同信仰的族群共同塑造了伊城的城市景观。法那尔希腊正教学院 (上方二图) 是现存最古老并最负盛名的希腊正教会学校，1454年成立，其红砖城堡建筑建于1881-83年间，右上图的大圆顶是一个天文台。帕多瓦的圣安多尼圣殿 (St. Anthony，左下图) 是伊城最大的罗马天主教堂，最早由热那亚和威尼斯血统的意大利人于1725年兴建，目前的新哥特式的建筑建于1906-20年间，若望二十三世当选教宗之前曾在此布道10年。斯德望堂 (St. Stephen，右下图) 是一座新拜占庭风格的保加利亚正教堂，1898年建成。

自19世纪初开始，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落，沦为“西亚病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陷入分裂。在一战后的土耳其独立战争中，凯末尔 (Mustafa Kemal Atatürk) 领导土耳其国民运动，打败了协约国军队，于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并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总理及国民议会议长。凯末尔实行政教分离、一党专政，文化上全盘欧化，使得土耳其成为现代化和世俗主义国家。1934年，土耳其国会授予凯末尔“Atatürk”一姓，意为“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在多尔马巴赫切宫颁布了多项重要政令，1938年11月10日在宫殿去世。

凯末尔还进行了妇女地位、服饰和文字等方面的改革，如废除一夫多妻，确立离婚制度。1934年修宪后，妇女21岁拥有选举权，30岁则拥有被选举权。土耳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1928年大国民议会立法通过，以国际拉丁字母取代以前使用的阿拉伯字母。曾有瑞典人参与字母设计，因此土耳其语有元音字母Ö。土耳其和日本是近百年来两个努力“脱亚入欧”的国家， 2013年伊斯坦布尔和东京争夺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东京胜出，2014年在伊城还能看到残留的申奥招贴画。可叹人算不如天算，一场疫情又使得这届奥运成了未知数。左图为凯末尔胸像，右图为建于1928年的共和国纪念碑。

位于金角湾南岸的法那尔和巴拉特 (Fener & Balat) 地区是伊城一个历史悠久但相对宁静和保守的社区，尚未受到旅游者的大举入侵。拜占庭时期，法那尔是希腊上流社会所在地，奥斯曼时期，希腊正教学院就是法那尔的中心建筑。受过良好教育的法那尔希腊人逐渐得到奥斯曼中央重用。巴拉特就像一个民族大熔炉，几百年来，不同宗教信仰的希腊人、犹太人、波斯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这片土地上和平友好地生活。19 世纪末，富裕的希腊和犹太人纷纷搬出，如今街边房屋已尽显残破，但充满市井生活气息，右下图是一位正在做功课的穆斯林女大学生。

二战后土耳其逐渐形成多党制，2014年进行了首次总统直选，大街小巷各党党旗飘飘，竞选演说此起彼伏，可惜完全听不懂。时任总理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当选为总统，2018年连任。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I是一个右翼民粹政党，试图带领土耳其人找回奥斯曼传统和伊斯兰身份认同，其标志像一个大灯泡 (左上图)。凯末尔创立的共和人民党CHP是土耳其历史最悠久的政党，现为最大的反对党，党旗中的六支箭矢代表凯末尔主义的六个元素。另一个主要政党是民族主义行动党MHP，极右翼政党，党旗中有三枚新月。土耳其共产党TKP是一个极左翼政党，其标志由齿轮和榔头构成 (右下图)。

“巴扎”一词来自波斯语，是伊斯兰国家对有顶棚的集市或市场大厅的称呼，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建于1455-61年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后不久。迷宫般的大巴扎内约有60多条街道、4000多家商铺，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巴扎之一，2014年以全年9125多万访客成为世界上访问量最大的旅游景点，没有之一。大巴扎内除了传统的土耳其手工艺品外，也有不少Made in China的小商品，大概率是从义乌贩来的，会说几句汉语的摊主也大有人在。右下图是埃及市场的香料店，店主还会说德语和瑞典语。感觉只会说土耳其语的当地人最老实，会说英语的狡猾些，会说汉语的最狡猾。

伊斯兰设计和建筑受到古希腊、罗马和萨珊文明中的简单设计启发，在伊斯兰黄金时期广泛流行于中东或地中海盆地，古希腊数学与印度数学的文献大量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几何图案取材于动植物形像，经过在一个平面内对称连续和无限延伸的反复运用，从而形成繁复而华丽的花纹。对于穆斯林来说，无数个几何图形组合起来代表在可见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着无限的存在，象征真主充塞寰宇的创造属性。根据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这些图案与伊斯兰书法一起，体现了自然界深藏的纷杂事物的秩序和一致性，图为在伊城购得的冰箱贴、手链和头巾。

伊斯坦布尔的春天：皇家花园的花卉绿植，金角湾海边的鱼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鸥。

土耳其和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西两边，古老的丝绸之路曾将这两个国家连结在一起，20世纪初又遭遇了同样的挑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16年，游历了31个国家，写下了大量游记，期望通过写作找到并开出可以救治母国的良药。1908年康有为来到伊斯坦布尔，1913年发表了《突厥游记》，“突厥”是唐朝对于土耳其人的称呼。康有为称伊斯坦布尔为“突京”，认为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盛赞在此地定都的君士坦丁大帝，圣索非亚大教堂的美丽让他惊叹不已。康有为在文中有褒有贬，对奥斯曼首都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近年来笔者撰写的两篇文章与土耳其及伊斯坦布尔有关，一篇是《横跨两种文化的数学家——卡拉西奥多里》，由《返朴》公众号推送；另一篇是2018年的《西楼放歌成独忆——交大校友柳克述的故事》，由《唐院春秋》公众号推送。卡拉西奥多里是一位希腊裔德国数学家，来自君士坦丁堡法那尔区一个博学的希腊贵族家庭，其父19世纪后期长期担任奥斯曼帝国驻欧洲国家的外官官。柳克述1920年代在北大读书期间撰写了成名作《新土耳其》和《土耳其革命史》，系统介绍了凯末尔主义，以及青年土耳其运动和土耳其革命的历史，当年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特记于此。上图为旧时金角湾的油画 (网络图片)，下图为地铁站的伊城全景瓷砖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