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论文导师Sten属龙，去年七月满80岁了，刚来瑞典时他就告诉我，自己名字的意思是"石头"。Sten自称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并以此作为个人博客的标题OptimiSTEN。而最后四个字母正好是他的名字，因此又可理解成"乐观的石头"，Sten的博客签名是："地球是比许多人认为的更好的生活场所"。本来去年就打算去Uppsala看望他，但因Covid-19疫情一直未能成行。去年四月份的至暗时刻，Sten在Facebook上发贴说："此时此刻，我希望存在某种方式，向那些已不在世的人们说一句，他或她对于我是何等重要。"

由于没法聚会庆生，Sten干脆和老朋友一起，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八十探险"，前往北方山林采摘云莓hjortron，收获甚丰，他的外衣颜色也很搭。这种野生的琥珀色浆果是莓中珍品，富含VC，但无法人工栽培。Sten是一个很有意思、另类有个性的人，认识他已经3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中国古代称80岁为"耄耋之年"，但Sten却越来越像troll树怪老顽童了。想起很多当年的趣事，借此机会写下来，也算是送给他老人家的一份生日礼物，可惜他看不懂中文。

我第一次见到Sten，是在到达Uppsala的第二天，他系一条阿拉法特式的围巾，看上去就像一头大鸵鸟。Sten常年骑一辆自称为"胡志明小路"的28吋自行车，他认为越ugly的车越不容易被偷。在大学城里自行车是学生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丢车的事时有发生。第一次发工资后，Sten就带我到一家自行车修理铺，花500克朗买了一辆二手女式老爷车，车铺老板看上去就像是从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穿越过来的人物。这辆自行车曾被某同胞称为"全城最丑车"，但确实一直平安无事，直到我自己也不愿骑了，扔在火车站不知所终。

我是Sten的第一个博士生，也可能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Sten是吃货一枚，他和我约定，每星期请我在学校餐厅吃一顿午饭，我则做一顿中餐请他吃，一直持续了好几年。Sten居然能用筷子和盘子将午餐吃得粒米不剩，只是每星期变换花样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与大多数性格内向的瑞典人不同，Sten是个非常外向喜欢侃大山的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而且常用否定之否定的句式，听他说话比较烧脑。午餐时间我们会谈论各种话题，意见相左并引起争论的事也时有发生，而正是通过这些闲谈和争论，使我逐渐了解瑞典社会和文化。

虽然Sten看上去不拘小节，有些玩世不恭，其实他是世家出身，在斯德哥尔摩东北部的高尚社区Djursholm长大，具有良好的教养。Sten的高祖父200多年前从德国北部移民来到瑞典，祖父是医学博士和国会议员；父亲Olof是资深外交家，1967-1972担任瑞典驻赞比亚大使。有一次我见到70多岁的Olof他告诉我，在赞比亚时他与中国驻赞的秦大使私交很好。两人同时在那里五年，后来秦出任中国驻瑞典大使，而Olof则出使冰岛。那天他找出电话本，让我给使馆打电话，询问秦大使的联系方式，但使馆人员的官腔答复是要请示外交部。我还记得当时Olof失望的眼神，其实就是一个退休老人想找多年前的老友叙叙旧。

Sten出生于二战爆发的第二年，他一岁起即跟随刚被外交部雇用的父亲，先后在属于不同阵营的汉堡、奥斯陆、赫尔辛基居住，因此他自称是"瑞典少数战争儿童之一"。二战结束后，他父亲被派到瑞典驻纽约美领馆任职，因此又到纽约上小学。Sten是天生的左撇子，他说得益于在纽约的两年小学生活，因此成为没有被强迫改用右手写字的现存最年长的瑞典人之一。1950年代父母再次派驻国外时，Sten和他的弟弟留在瑞典上学。Sten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1960年他进入Uppsala大学念数学，第一次考试即获得全班第一名，比第二名的成绩高了25%，而之前他根本就没有打开过课本。

大学毕业后Sten师从20世纪的瑞典大数学家Lennart Carleson读博，博士论文题目是《张量代数作为群代数之商的表示论》，本人也沾光成了大师的徒孙。Sten还从事数学史的研究，1996年他担任领队和总教练，率瑞典队参加在孟买举行的第37届国际中学生奥数比赛。他曾和我谈起自己发现了太阳每天升降的公式，还说他能证明上帝存在但并不唯一。虽然我没有看到过他的公式和证明，但相信在逻辑上一定是自洽的。图为他与人合作撰写的两本数学专著，前一本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参考书，而后一本出版时他已75岁了。也正是由于这本书，使得本人的Erdös数升为3。

Sten十分热爱运动，尽管他不认为自己具有体育天赋，他年轻时曾踩着滑轮鞋上班，津津乐道自己40岁后学会了骑独轮车。Sten引以为傲的经历是参加过至少36次世界上最长距离的越野滑雪赛——90公里Vasaloppet，其最好成绩是7小时45分。Sten在70岁后仍然坚持高山滑雪，前年78岁高龄时还参加了45公里的半程Vasaloppet越野赛。Sten兴趣非常广泛，也许太广泛了。但他乐此不疲，非常享受自己的各种爱好，只是自嘲因精力有限，没能成为某一方面真正的行家。Sten的短板大概就是艺术领域，他说如果自己加入合唱团，发声一定与众不同，Sten做数学也是怀着好玩的心态。

Sten以前的同龄太太Gerda是一位医生，二战结束前从东德逃到瑞典，五岁时就成了孤儿，但她不愿多谈幼年的逃生经历。Sten和Gerda二人是半路夫妻，有各自的子女。因此他俩婚后领养了一个非裔孤儿，取名意为"小钻石"，视如己出，夫妻俩还一同学习孩子的母语——葡萄牙语。Gerda说过："母语是人身体的一部分"，这话很令人感动。他们为小钻石操了很多心，现在他差不多40岁了，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但Sten仍常常在经济上援助他，对自己的亲生子女倒不怎么管了。

Sten的二儿子Simon高中毕业不久在Uppsala数学系打零工，那时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大男孩。现已年近半百，成为小有名气的影视导演，执导了十多部影视剧，估计比他老爸还有名。记得Sten说起，有一次他从斯德哥尔摩儿子家中回来，把Simon拍电影用的血迹斑斑的绷带挂在头上，高速上一路飙车，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读书时每年圣诞节次日，Sten夫妇都要邀请系里的外国博士生和访问学者到他家里聚餐，免除思乡之苦。印象最深的是30年前，Sten在与Gerda两人年龄之和百岁的那一天请我们几个学生去他家吃饭庆祝。

博士毕业后，我因忙于生计，隔几年才见Sten一次。1999年12月31日，我在帝都跨世纪，心血来潮给Sten发了一个邮件，祝福他Happy New Millennium。由于七小时的时差，他老人家回复："我在旧千年，遥望新千年的你"。千年一叹，只有数学家才会如此别出心裁。千禧年60岁生日时，Sten夫妇举办了一个大爬梯，邀请了很多朋友、同事、学生，收到的鲜花用水桶装，他还专门系了一条另一中国学生送给他的祥龙图案领带。新世纪开始后的几年里，我不时会去Uppsala数学系参加学术活动，每次都和Sten及另一位教授Christer一起吃个午饭。

2002年，Sten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是他第一次去中国 (不知后来有没有再去过)。那年秋天见到他，对中国美食赞不绝口，大概自我离开后，Sten很少吃到正宗的中餐。2003-2005年间，Sten当选为瑞典数学会轮值主席，推荐我加入理事会并担任秘书，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打杂跑腿好使唤。后来我还和他一起，到北方的一所大学担任博士答辩的评委，有时Sten来斯德哥尔摩开会或听讲座，也会见到他。

2010年元旦次日凌晨，Gerda在睡梦中突然过世，Sten为此非常难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疗伤。他在后来发给我的邮件中说，这一年中，他常常在老伴的遗像前放一朵红玫瑰。72岁本命年时，我请Sten来我家吃饭，他说要尽量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变故。在独居三年之后，Sten与同样丧偶的作家和记者、也是Gerda生前的患者Lena再婚。二人都把各自逝去的伴侣照片摆在书桌上，每个月一起去墓园给前任献花，Sten说："对于逝者，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活在我们心中。"

Sten和Lena经常在Facebook上分享黄昏恋新生活，他们写道： "我们一天天老去，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生活就是这样，有快乐、有忧伤，尤其是到了这把年纪，我们只能坦然面对、互相扶持。" 去年是Gerda过世十周年，她80岁冥诞那天，Sten在Facebook上给前妻写了一封长信表达怀念，并向朋友们致谢。他写道："谢谢你们所有美丽的用语，特别感谢从未见过Gerda但仍愿意分享我的记忆的朋友，尤其是当你告诉我多么喜欢她。我并不是说这会让Gerda感到高兴，而是说这会让我心中的Gerda感到高兴，所以我、Gerda和Lena都感谢你的好意。"

2007年Sten从Uppsala数学系退休后，主要精力用于环境和气候问题，经常作讲演、参加辩论，定期在论坛上发表有关气候的文章，为人道的气候政策奔忙。他是现行气候政策的坚定反对者，十余年来已成为瑞典最著名的气候科学家之一。 2008年，Sten与瑞典学术界其他19位教授一起，发起成立了非盈利的气候问题怀疑网络平台"斯德哥尔摩倡议" (Stockholmsinitiativet)，该组织强调"科学界并没有对气候警报达成共识"，认为"气候警报造成了大规模的群体精神分裂症"。

2016年，Sten在Uppsala大学就气候变化发表演讲之后，以2000克朗为注与一位气候活动家打赌。Sten认为在他80岁生日之前，瑞典皇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科学院这三大权威科学机构中，至少有两家会承认气候威胁并不存在。然而在他生日前几周，Sten宣告认赌服输，因为没有一家机构作出如此声明，瑞典大报DN还为此刊登了头条新闻。尽管如此，Sten本人仍坚信没有证据表明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会导致气候变化，他认为许多科学家都同意这一观点，只是不敢公开发声。

Sten的生活习惯绿色节俭，几十年间他一直骑自行车 (偶尔独轮车) 上班，除非冬季遇到极端天气才会开车，打印过的纸张背面也都用来作草稿纸。他还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对于瑞典的社会体制具有独到见解。Sten曾经一度认为社民党是瑞典天然的执政党，因为政治和经济力量应该相互平衡，但后来他感觉这种平衡正在消失。我在Uppsala读书时，Sten的汽车上贴着社民党的红玫瑰标志。但毕业几年后再见到他时，已换成了自由党的矢车菊。Sten退休后积极参与志愿者及公益组织的工作，例如到Uppsala移民区的学校教数学课、在土耳其举办夏季数学课程、安排难民儿童夏令营及无人陪伴难民儿童的活动。

Sten在看到年轻一代移民、特别是很多女孩子刻苦读书并努力融入瑞典社会之后，比大众和社交媒体上的许多人更加乐观。他认为："尽管妇女有着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然而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是她们掌控着世界。" "今天瑞典社会最重要的任务是支持为解放移民妇女而努力的组织。" "当你在2100年回顾往事的时候，你会说 (过去的100年) 成为了女性世纪"。Sten的80岁生日，遇到了不寻常的庚子年。Covid-19疫情刚刚在瑞典开始流行时，Sten就这样写道："在瑞典每个人都在讲话，至少在公共场合或在媒体上都在谈论关于'责任'的话题。 奇怪的是，人们总是在说别人必须承担责任， 很少有人说自己需要负责。移民问题需要所有其他国家负责；疾病问题则是所有公民都必须承担责任。我想听听官员说：'这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做应该做的事'。"

关于这场疫情，Sten在一篇博文中还说："气候和新冠病毒辩论的共同点是，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由情绪驱动的，而主导情绪是恐惧。" "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气候变化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而病毒却无处不在。" "我们不知道疫情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没有人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子"。虽然很多时政问题都是见仁见智的，但Sten以言论和行动表明，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80岁的Sten活到老、学到老、玩到老，依然充满好奇心，在生活中处处找乐子。这是值得后人仿效的人生态度，也祝愿他老人家开开心心活过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