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国营企业所有权和产权改革的讨论当中，曾经在赵紫阳时代参与制定国企改革政策的曹思源先生认为民营企业业绩优于国营企业，国企因为所有者缺位，根本是“扶不起的阿斗”，公有制不比私有制差的说法毫无根据。我想从自己经历过的国营企业改革出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如果将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外资以及合资企业相比，究竟要比什么，用什么标准比，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需要消化分担的社会成本以及对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对国家综合科学技术实力的贡献是否相同？离开这些起码的基础性标准，任何赢利数据都不足以说明实质性的问题。 这里首先介绍一下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八十年代初期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中很多人都读过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和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前者介绍了国有企业受到的体制束缚，后者则讲述了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点子”厂长。这两篇小说是纯文学作品，尽管作者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国有企业的问题，但不是国有企业的调查报告，甚于远远不能当作经过基层调查研究写成的报告文学。尽管在当时的国有企业改革当中舆论的确推崇过敢想敢干的企业管理人员，但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过程却远比见诸报告的宣传要艰难。 十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农村改革路线以后，以孙冶方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者在七九至八三年间多次去南斯拉夫考察，结合马克思“资本论”当中的一些经济观点，撰文探讨中国工业改革，提出逐层下放经营权力的观点。理论界的讨论论证一直延续到八五年中期，才在大型国有企业试行车间转分厂，生产经营自主权放松的工业改革试点工作。而且这时的大型国有企业产品研发是由国家经委统筹协调管理的，产品也是由计委，经委协同各机械电子工业部定向组织生产的。当时的主要大型机械产品主要参考国外先进技术以为矿山，橡胶，电站等重工业部门设备更新换代为主，军工部门则由于国际局势的缓和转向生产民用产品，而且由于其设备先进原材料质量优越对民用品生产厂家造成了一定冲击。初期的改革是慎重的，经过反复论证再逐渐推广，速度慢但是对社会的冲击也非常小。 当时几乎所有国营大厂都在满负荷生产，他们的厂房基本是建国前日伪时期的，设备除早期苏联援助的部分之外绝大部分也是日本人留下的。建国后陆续生产的设备更新了一些老旧机械，但总体来说是非常落后的，特别是厂房，几十年的满负荷运转无法维修，甚至载重天车造成墙体倒塌砸伤砸死工人的事故也见过行业通告。这种情况之下，下放生产经营权无疑为工厂搞活搞好提供了机会，特别是适时提出的利润留成用于引进国外关键技术设备和出国产品创汇回扣，为国营企业更新关键设备起到一定的帮助。对厂级和车间(分厂级)小金库的默许则促进了其经营活力，当时的小金库只要负责人员不贪污基本是不追究的。这些国营企业方方面面的责任包括，提高和推广新技术的应用，促进国家科技水平的提高，社会费用的分担包括所在省市区的各项收费，工人医疗劳保费用和退休工资包括随工资上调为退休工人提加工资等，安排社会人员就业而不是视生产需要增加工人，在体制外则设立集体公司安排退休职工子女生产工厂所需配件等等实际等于帮助社会失业人员就业。在当时体制下，中国的科学研究与生产应用极端脱节，这是不能归咎于国有企业单方面的。 随着经济政策放宽，私营小企业纷纷涌现，这些小企业是以作坊式的修理加工业出现的，起初以雇用退休人员补充技术力量，但是生产归模很小，单纯以营利为目的，偷税，从国有企业挖技术熟练工人，甚至怂恿工人偷原单位机械零件直至整台设备拆散搬出等等各种事情都曾经出现过。既使现在它们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终究是以营利为最大目标，对于国家投入大，周期长，效益慢的科技升级项目不会感兴趣，既使对社会成本的分担也没有帮助，而且往往由于其唯利是图的行为增加社会开支。 对比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事实上晚清至民国期间的中国民族工业已经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了，那时民间企业不是不发达，但是只做容易赚钱的行业结果造成国家科技能力落后，国防工业基本不存在，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无从谈起，一旦战争到来资本外流，国破家亡。而且同时期的日本始终把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控制在国家掌握之中，教育兴国，从而有实力独霸亚洲。假如日本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把战线拉得过长而是只侵占中国的话，中国还要有几个八年才能把日本打败，这个教训不深刻吗？ 小型国营企业的租赁始于八九年左右，但直至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被披露，中国私营企业还是不发达的。随着小型企业的租赁，保护经营者利益的相关法规陆续出台，但是至今始终没有法律规范可以租赁企业的种类，租赁合约的标准，监督租赁者履行合约的义务以及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的法律。退一步说如果规定私营企业为工人付医疗费和为一定工龄的工人留置退休金，那么他们或者利润降低或者减少工资，怎么能在同一标准层次上同国营企业相比较呢？如果委托其中任何一家私营企业生产卫星，飞机，潜艇或者导弹的少数部件的话，假设其有技术生产能力，有限的定货额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足以造成其巨额亏损，哪一家私营企业肯做呢？ 那么曹先生所谓的国企所有者缺位意在何处呢？这就要看国企改革以来所走过的道路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知识和知识分子日益受到重用，其中很多惜日的右派也走向领导岗位。这个转变总体来说是正面的，意义是重大的。但是这期间很多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没有经营管理经验，甚于缺乏完整人格的人也走进了各级决策层和智囊机构。如果这些人注重调查研究，不讲究急功近利的话，改革会平稳得多也会把对社会的冲击减少到最低。可惜我们一度过于强调点子和点子干部而没有充分论证预想过各个点子的各方面影响，好像只要摸石头过河就是对的，而且既然知道是在摸石头过河步伐总要慢些稳些，摸到石头才可以吧？但是人们急于求成的心理造成了政策没有连贯性和一致性，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没有方向可循甚至朝不保夕，还怎么让他们保持改革初期的进取创业精神，缺少安全感归属感的结果必然导致不求上进甚至贪污舞弊。这时再拣容易的说什么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你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预期的效果和副作用是什么？应对的法律在哪里？这些都预想过吗？ 总结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先例是有的，但是要经过调查研究论证后立法归规范哪些企业是可以私营化的，哪些是不可以的，私营化的过程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法律制约这些私营企业履行其纳税，工人生老病死和社会成本分摊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如何把剩余的关键国营企业规范转化到同一标准上来监督其经营业绩。需要私有化的国企如何在公平公正透明的前提下进行拍卖，在对买方的经营方向，对原国企职工的安置计划等等进行分析评估过再决定卖给谁。如果一个无能的前任领导已经把职工生活害得惨不忍睹，那么这个人就无权再低价买进这个企业，相反必须要对其收入进行适当的调查，杜绝职务贪污现象。只有在经济文化等各方向规范化以后，社会风气正常健康以后才可以探讨政治改革，否则任何哗众取宠式的纸上谈兵都有可能给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制造更大的混乱，而今后三十年内的中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谁敢拿现在私营企业诡厄莫测的运行规则来赌中华民族的命运呢？ 付：经济学者曹思源：国企是‘扶不起的阿斗’ ----------------------------------------------------------------------- ● 孙传炜（北京特派员） 　　是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趋势是否应当制止？这些有关“姓社姓资”的问题，近几个月来又在中国引起激烈的辩论。 　　曾经在赵紫阳时代参与制定国企改革政策的曹思源近日也加入这场辩论。这名经济学者以数据指出，民营企业经营绩效优于国企是勿庸置疑的，现在中国一般老百姓普遍反对国企民营化并不“科学”。 　　不过他也认为，老百姓的心态其实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因为缺乏民主参与机制，中国民众对经济改革的支持正在减弱，政治改革的滞后已经威胁到经济改革的可持续性。 　　国企改革向来被视为中国经济改革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最近的这轮国企改革辩论始于今年8月前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当时高调质疑，国企改制中流行的MBO Management Buy Out，即管理层收购）现象，是国企管理者利用特权将国有资产收为己有的行为。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应该停止国企产权私有化的改革，因为国企只要把内部机制理顺，经营绩效并不比民营企业逊色，“硬要把国营企业转成民营，理论根据在哪里？”。 90%网民：应停止国企产权私有化 　　结果“郎旋风”一石激起千层浪，获得舆论的响应。新浪网和搜狐网的调查都显示，超过90%的网民认为郎咸平说得对，尽管有不少经济学者跳出来反驳郎咸平的说法，但气势上已输了一截。主管187家大型中央国企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上个月更是明确表态：“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型国企不宜实施MBO并控股。” 　　曹思源担心，这场“郎旋风”可能导致中国这二十多年来“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出现反复。他昨天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国企因为所有者缺位，根本是“扶不起的阿斗”，公有制不比私有制差的说法毫无根据。 　　例如，在1992年，中国工业型国企的总利润是535亿元人民币，总亏损369亿元，等于赚钱的国企每赚到100元，亏损的国企就要亏掉69元。而当年私营企业每赚到100元，只亏23元。 　　在2002年，国企占用了中国工业企业60%的资产，却只贡献了40%的工业总产值，反观私企只用了不到总量40%的资产，就创造出将近60%的工业总产值。曹思源以此算出，国企多占用了超过4万亿元的资产。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当年拨给大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经费总额也只有3500亿元。“国企浪费金额哪怕只减少7%，也足以使国家教育经费翻一番。”曾在80年代主持过中国国务院破产法起草工作的“曹破产”感叹说。 　　对于郎咸平批评中国式的MBO是保姆看屋子变成把屋子占为己有的说法，过去经常跟国企打交道的曹思源也反驳说，国企改革无论采用任何方案，都必须通过主管的几个政府部门点头，不是国企管理者自己说了算的。个别国企老板借以改革为名掠夺国有资产是事实，但不能一竹竿打翻全船人。 　　曹思源说：“我们不要把贪污分子想得那么简单，他即使自己要捞，也会用别人的名义来办这件事。” 　　一些中国学者已经指出，中国的国企改制走在政治改革前面，和东欧先民主化后私有化的情况不同。这个差别产生的结果是，中国的国企改革因为过程缺乏广泛参与，所以存在先天的合法性问题，即使做得再规范，老百姓还是会怀疑其中有“猫腻”。 　　“东欧先搞政治改革有它的优势，开始时（发展）慢一点，但后来就比较顺。”曹思源认为，中国民众普遍反对国企民营化，就是政治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的，现在政改应该赶上去，缩小这个差距：“人走路两条腿，不能分得太开，分得太开不就跌倒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