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常州虽然获得百姓的拥戴，不过客观上，王安石在常州的政治实践并非如其所愿。

     庆历二年（1041）王安石中进士第四名，年仅二十二岁，签判扬州，以其独特的个性气质登上北宋政坛。按照当时官场的潜规则，甲科高第者外派任期一年后，即可申请集贤院等馆职，身居中朝，近水楼台以便晋升中枢。但王安石执著自信、务实创新，更愿沉潜基层。尤其是庆历七年（1046）他任鄞县知县，日夜惟以为民兴利除害为事，利用农闲组织十万民工建造海塘，外捍海潮，内蓄淡水，解除长期困扰乡民的水旱之苦。鄞县成为王安石的改革试验田。后来虽晋升为令人艳羡的京官，但他却上书执政，要求在“东南宽闲之区，幽僻之滨，与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终于在嘉祐二年(1057) 七月受命任常州知府，如愿以偿。

      常州宋时属两浙路，下辖晋陵、武进、宜兴、无锡四县，地处富庶的太湖地区，物产丰盈，又是漕运枢纽，膏腴千里，被称为“国之仓庾”。王安石到常州后，驽马躬亲，却发现常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沟塍半废田畴薄，厨传相仍市井贫”。尤其是郡内运河淤塞，水流不畅，既影响漕运，又易引发水患，遂效仿鄞县成功案例，从辖县调集民工，疏浚常州境内运河。但此举却遭到司马光之兄司马旦（1006——1087）等人反对。据《宋史》记载，司马旦清直敏强，虽小事必审思，度不中不释，时任宜兴县令，面对顶头上司常州知府王安石兴师动众开凿运河的建议，根据自己地方行政工作经验提出让各县轮流参加施工，不至于经费开支过度，难以维系。但是王安石没有接受司马旦的主张，由于疏浚工程过分浩大，地方财政难以应对。加上适逢秋雨大作，各县夫役叫苦不迭，甚或自杀，浚河工程中途废止。河役之事一直成为王安石一块心病，他在写给友人刘敞的信中对此事耿耿于怀：“河役之罢，……今劳人费财于前，而利不遂于后，此某所以愧恨无穷也。”
    常州是王安石第一次做州牧长官，他虽眼界开阔，目光敏锐，看到了基层弊端，并愿大刀阔斧兴利除弊，但一方面受限于当时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嘉祐三年二月王安石就被调离常州，最终引憾常州。许多年后还作诗云：“世事一何稠，论心日以偷。尚蒙今世笑，宜见古人羞。”不过，假若北宋朝廷能多给王安石几年任期，依照他的执著，相信工程未必不会推进下去的。不畏浮云遮望眼，曲折和坎坷构成人生的丰厚，痛苦与挫折便是成熟的代价，王安石的常州执政实践为其后来的变法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