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

　　父亲走了，走的是那样匆忙，从发病到心脏停止跳动，仅仅数个小时。父亲走了，走的又是那样从缓，从父亲发病到我知道父亲去世，足足十四个月的时间。那一刻，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到大脑，其反应如一场恶梦，下意识中喊出，这怎会可能？这一定又是一个恶梦，醒来就会好的。一天、两天、头脑越来越清醒，终于意识到，我永远不会从这个恶梦中醒过来了，父亲永远也不会从沉睡中醒来了。我永远失去了父亲，没有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没有和父亲说上最后一句话，天人相隔，父亲就永远离我而去了。

　　最后一次见父亲，还是一九八五年夏天，我拿到硕士学位回国探亲，父母非常高兴。父亲出生于农民家庭，兄弟多家庭贫困，父亲很早就担起生活的重担。少年时的父亲，十四岁就到关外谋生。作为家中长子，父亲必须努力工作，寄钱回去贴补家用。后来逐渐有了我们，七个儿女吞进了父母青春与壮年的全部岁月。由于种种原因，我是家中唯一正常从高中毕业的人，尽管全家人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父母那时已不再望子成龙，在我们成长的年月里，整个社会是那样地不正常。父母仅仅为使我们生存，已费尽了心力。我们年少时，因为父亲的“资本家”成分，不能得到社会的公正待遇。由此心中产生的种种不平与怨气，我们并不敢在外面有所不满的表示。回到家中，外面所受的那些委屈则以青春期的反抗方式向父亲发泄出来。父亲那时在外面的日子当然更难过，回到家中还要面对儿女的不体谅。某一天早餐桌上，我抬头突然发现父亲两鬓有了白发，心中一震，父亲老了。一个早上，自己似乎长大了。从那以后，父亲说话才能默默地听下去。但也只是听而已，和父亲并没有任何深入的交谈。

　　一九七七年，恢复招生考试制度，那时我全部的理想就是摆脱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尽管考试成绩很好，又自知之明地报了所在县的一所中等师范专科学校，最终却没能走进校园。刚刚看到一线希望，面对这一打击，我已不对升学报任何幻想。那时父亲正在我们原来生活过的城市为自己恢复公职上访，来信鼓励我准备下一年的大专报考，并寄来复习材料。是父亲及时的鼓励和关怀，使我得以在一九七八年，抓住机会而迈入朝思暮想的大学校园，并在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

　　一九八五年回国探亲，学业有成让父母非常欣慰，并为我能继续深造而高兴。只是我那时怎能意识到，这竟是最后一次与父亲相会，回国三个月只在家中住了两个星期。临别赶火车时，行李多不能全带上公共汽车，由六弟骑车送站。不相信哥哥们，父亲一定要亲自用绳子把衣箱仔细地捆在自行车货架上。年轻浮躁如我，体会不到父亲对远行儿子的关切。在家时没有时间对亲人讲一讲外面的世界，临别时也没有认真地看一眼年过花甲的父亲；更没有嘱咐父母双亲保重身体，就又匆匆地奔向远方。

　　父母应该永远为儿女活着，为孩子守住那个叫“家”的地方，不是吗？如今父亲不在了，今后有了再好的成就更高的奖项，也看不到父亲宽慰的笑容了。远行时，再没有父亲为我捆包送站；困难时，更不可能再得到父亲的鼓励与支持。这种失落，又怎是语言表述得出？

　　家里有一座“三五”牌挂钟，是父亲早年去上海出差时抱回来的。每星期上一次劲儿，每天定点报时，不分昼夜整点时钟声“铛铛”响。偶而半夜会被钟声叫醒，一恍惚又进入梦乡。被钟声叫醒那瞬间，稍微睁下眼，会看到母亲在暗灯下缝日记本。那是父亲从自己工作的印刷厂带回家的活，母亲用针线，把一摞摞折好了的日记本散页钉在一起。做好的活交上去，然后再拿来新活，同样半人高的一摞折好了的日记本散页。母亲白天为一家九口人操劳吃穿，还要隔三岔五地搞卫生。居民组经常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家家户户都把媒炉子熏黑的锅底用炉灰擦得铮亮，屋里屋外家俱摆得整整齐齐。白天事情多又忙，只有晚上大小人睡了以后母亲才有时间做缝日记本的活，一直缝到午夜。陪伴母亲的除了全家人的酣声梦语，就是那“铛铛”响的钟声。母亲缝日记本时，针锥子先扎个眼，针线穿过本子时的那“吱啦”声就是我们年少时听惯了的催眠曲。母亲的额外辛劳，换来黑市的苞米面还有年节时猪或牛的红白下水。就是这些被人看不起的动物下脚料，经由母亲反复地盐搓手洗细心烹煮，满足我们生长的需要。一年四季不分冬夏，晚睡的母亲却要第一个起来做早饭。冰天雪地的冬日，“铛铛”响的钟声把母亲早上五点准时唤醒，离开捂热了的被窝，在寒冷中生旺了屋里取暖的火炉。我们要等到炉火熊熊时，屋里暖得可以让我们光着身子爬出被窝时，才慢慢地从容不迫地起来。

　　那座“三五”牌挂钟，曾随着我们一起被“遣送”回乡，陪着我们在老家农村将近九年。那“铛铛”响的钟声提醒睡在农村土炕上的我们，生活虽苦却依然不失家的温暖。

　　一九七九年的春节最令人难忘，全家刚从关里老家回到沈阳，我也刚上完大学的头一个学期。十年动乱，一味地运动，却少有国计民生的建设。人口的暴增，在城里找个睡觉的地方很难。工厂后门一个小传达室，挤进了两户返城的人家，共计八口人。一分为二成两间小屋，屋里除了炕，地下还可以站人。我从云南回沈阳，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在北京还要排队签字换票转车，一路上怎么也想象不出家的模样。到了沈阳南站，下了火车冷风扑面而来，大街上白雪皑皑。没有人接，落后的通讯设施，无法告知家人我乘坐的火车到站时刻。凭着记忆先坐公交车到大哥家，天黑后多年分离的兄弟再次见面。大嫂生火做饭，吃过了饭，在热乎的炕上睡了一晚，第二天才回父母家。进入传达室，走过刚能挤过人用来分开两家的窄过道，就是那间小屋，母亲笑模样地坐在炕上。屋里没有家俱摆设，值点钱的东西在农村都被换成粮食吃掉，屋里也没地儿放取暖的火炉，炕上地下全是人。结了婚的三个哥哥不在，父母带我们共六口人拥挤在这么狭小的一间屋里，却让家更温暖。在亲人的寒暄中，墙上挂钟“铛铛”地敲响，我知道这就是家了。房间虽小而简陋，家的功能一样也不缺，有热饭吃、有安稳觉睡、有父母在家忙里忙外、有热炕头还有挂钟整点报时。不管离家多长走多么远，听到惯熟了的钟声就是到了家，就有许多做不完的真真实实的梦。母亲备足了年货，还有父亲从厂里领到的半只白光光的鸡，那年月都是难得的美味。刚吃完父母张罗了几天的除夕饭，母亲又开始和面剁馅包饺子。炕炉上水烧得滚开，我们坐在炕桌边眼吧吧地等着母亲把一盘盘富强粉包的肉饺子煮好端上来。辞旧迎新时刻，挂钟“铛铛”地敲响，屋里灯明火旺，外面是漫天的鞭炮声。

　　父亲的突然病逝，母亲精神大受打击，那“铛铛”响的钟声让母亲无法忍受。平时给钟上劲儿是父亲的活，不上劲儿钟不报时，沉默的钟挂在墙上更让人触景伤情，在农村落户的二哥把无声了的挂钟抱回关里老家。“三五”牌挂钟再次被“遣送”回乡，在那里忠实地定点报时，揭示着生命的周而复始。后来我们回家时，看不到父亲，也听不到钟声，只有母亲操劳时那孤单的身影陪伴我们。每次回国探亲，我总是急匆匆像个过客，不能多花点心思和时间陪伴母亲。再后来，母亲也走了，这时才真实感觉到失去的不只是父亲母亲，还有那个时时心里记挂嘴边叫惯了的“家”。

　　虽然还有亲人在，日新月异的故乡也依稀可辨；可是生命的钟走完了一大圈，昨天的日月再也回不去了。我们握着人生的接力棒，该为家族延续生命与传统，这担子是何等的沉重！即要我们自己兢兢业业地去做，也要有上天的眷顾才成啊！得到的幸福，一定要百倍地感恩！

　　在朋友中间，经常听到这种故事。家中发生了不幸，却瞒着外面的人，希望他们能够专心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我们这些浪迹天涯的游子，总是怀着满心的期望和祝福，企盼着家国的兴旺，亲朋的安康。在期盼与奋斗的同时，我们远方的父亲或母亲，也许未能等到我们去看他们最后一面，去和他们讲上最后一句心里话，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今我们在异国他乡打下了生存的基础，通过奋斗理解了父母当年的艰辛，渴望重新建立沟通的管道时，父辈们却已远去。

　　父亲说过很多话，我都没有记住；但有一次谈话，过去多年仍记忆在心。父亲有一次讲到我们老家归属唐山市管辖，唐山虽小却海外有名，华人都爱说自己的老家是唐山。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让父亲为自己的家乡天下有名而自豪。其实天下华人心里的唐山是中华故土，是以那个大唐盛世为荣的心灵寄托。现在我的老家已不再属唐山市管辖，我内心仍然是个唐山人。不只是当年说的是唐山话，曾经在唐山那片热土上生活与学习，而是那么多的唐山故事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愿天下父母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