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年关，年轻人又要面对催婚催育大军的连环炮。这三年的疫情借口终于不管用了，某音里的抓狂年轻人已经数不胜数。

在城镇化过程中，许多年轻人涌入大城市，住房、交通、消费等压力很大，这些都是影响适龄人口恋爱、结婚的直接原因。同时，年轻人婚姻观念和态度的转变，是更为内在的原因。还有，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实施，也遏制了一批恐婚族的结婚欲望。

也许热爱纵比的官媒们会摆出很多事实说明当前从社会保障、人均收入、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和生活水平各方面都比解放前、1980年代甚至十年前有显著提升。上述指标的不断攀升，应该是国民幸福度同比提升的助力，而非核心因素。当然，官媒也会摆出发达国家人口逐步下降的原因，及国民受教育程的提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其实，在直接原因之外，这些指标下降到呈现负数的根本是幸福感下降，人生未来预期过低（没有稳定的预期，看不到人生希望）。

国内年轻人从千禧年开始，生活的模式和未来逐步程式化，读书、买房、买车、房贷、车贷、催婚、育儿、学区房、选学校、出国、找工作、考公、带孙辈、养老……整个社会的关注度都在盯着年轻人有没有实现这些，由此产生的焦虑积压在每个年轻人和家长的头上——似乎人活着就是为了完成这些指标。情绪上的焦虑感催着每个人花掉人生主要时间去办上述一揽子事情，而享受人生、感悟人生的内在需求逐步缺失。

没有想象力和乐趣的生活，也许对于老年人来说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这样更稳定。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扼杀创新和快乐，只要按照设定好的程序去完成人生太无聊。而疫情之后，对于可能影响人生甚至性命的不确定负面因素的不断产生，让很多人更加失去信心去结婚甚至生育后代。2022年上海人喊出的“我们是最后一代”，更多的是悲哀和绝望。

其实，幸福感的来源，我们认为可能核心因素来自几个方面：

1.经济持续增长，社会比较稳定，环境相对公平，分配相对公正。

2.相对自由思想环境和迁徙管束，使得年轻人对生活的选择面加大。

3.对教育、住房、医疗等大宗消费的成本承受力较强，不至于因某件急迫、刚需之事快速返贫；

4.社会秩序对个体生命的不确定负面因素极低，且不会因社会性个案产生焦虑、匮乏感、恐慌或恐惧（如人口失踪、治安案件等）；

5.相对自由的创新环境，不至于因为社会过多的统一要求而产生创新、审美疲劳。

上述各点如果处于较低状态，可能都会增加个体的焦虑程度，增加精神上的内耗成本和养育、教育成本，从而降低幸福感；严重的情况，会群体性陷入高度精神内耗的状态，产生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情绪——对未来的预期下降，生育率必然会收到较大影响，甚至呈负数。

这些是最基本的指标，甚至都没有超越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范畴。

国人相对西方人还是比较喜欢热闹、相伴，在每年增加上千万大学生的整体受教育程度逐步提升的情况下，如若上述各项能够处于相对较高值，生育的意愿不会快速降低，至少是个持续的过程——但优生优育必定会伴随其中。

作者： 新华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