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随着Omicron的毒性大幅减弱，各地在“20条”精准防控措施指导下，大幅放松疫情封控。人民日报等央媒近期也承认，变异株的“致病力和毒力大幅下降”，再加上其高传染性，使消灭病毒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社会各界中，“与病毒共存”，成为下一阶段疫情防控方针的共识越来越高。

然而，就在一年多前的2021年7月底，张文宏医生就提出了要为“与病毒共存”做准备：
“如果以减缓传播和降低病死率作为目标，疫苗可以承担一定的保护，但是作为清零和根除疾病流行，可能是目前疫苗不能达到的目标。未来哪怕每个人都打了疫苗，冠病仍然会流行，不过流行的程度会降低，病死率可以降低。开放后还会有人感染，未来各国均要面对的是疫苗降低了病死率与疾病的传播，但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市民的防控意识，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包括医院和疾控）的力量，才能最终达到与病毒的和谐共处...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冠病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未来中国选择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证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智慧”。

回过头来看，张医生的观点体现出了高度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1）病毒是消灭不了的；

2）但疫苗和有效防控可以降低重症率和病死率；

3）应该为“与病毒共存”早做准备，包括舆论引导（免于恐惧）、个人防护意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

4）应早日与世界互通，回归正常生活。

然而在当时，这一观点一经发布，立刻遭遇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主张彻底消灭病毒的人士，将张文宏比喻为“汉奸走狗”，“西方利益集团代言人”、“美国养的狗”、“典型左右逢源的公知”、“里应外合又一人”。

医疗卫生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专门刊文批判张文宏的“与病毒共存论”，声称与病毒共存绝不可行，两者之间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御病毒于国门之外”，“中国与世界的互通，必须是健康的互通、安全的互通，而不是盲目的互通，更不是不计后果的互通”。

半个月后的8月14号，有人开始拿张医生博士论文抄袭做文章，企图将张医生“批倒斗臭”和“社会性死亡”，妄图将“共存”和“清零”上升至路线斗争，正常的观点讨论彻底走了样。

这种蛮横霸道的做法引发了社会面的较大反弹。广大网友甚至看不下去了，纷纷呼吁保护好张文宏医生。国家层面也给予了张医生巨大支持，体现出了容许不同声音的宽广胸怀，由复旦大学出面保护了张医生：张医生并无学术不端。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消灭病毒论”错在哪？

应该说，去年7月底流行的Delta毒株致死率高，传染性强，大规模的放开和“躺平”是错误的。坚持最严格封控、将病毒封锁在最小范围内，可以避免大量死亡，策略是没有问题的。

但“消灭病毒论”者把把防疫策略极端化、绝对化和对立化，使我们丧失了与时俱进调整的弹性和空间，从而使防疫工作陷入极大被动，其危害不可小觑：
1）错误理解、极端化中央“动态清零”方针。将“动态清零”，极端化为“消灭病毒”，并将“消灭病毒”和“动态清零”上升为路线之争、制度之争，从而使我们丧失了根据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地调整路线方针的弹性。

过去三年，我们严格执行各种封控措施，以极大代价将疫情暂时控制住。如果我们相信“病毒最终共存”，就会利用这一宝贵的时间窗口，积极地、前瞻性地为将来有一天的“共存”做准备，比如提高老年人完全接种水平，储备新冠药物，加强ICU及方舱医院建设。这样才会在病毒毒性降低到某一水平时，切换至“共存模式”。

然而防疫策略被上升至“路线斗争”，使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消灭病毒作为终极目标，全情投入于核酸检测与筛查当中，反而在放开准备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比如，我们60岁以上老年人第二针和加强针疫苗接种率明显低于“躺平”国家。当我们准备放开时，发现准备工作做的仍然不够。

2）消灭病毒违背科学常识，以“斗争”思维代替“科学”思维。

病毒存在于地球的历史远早于人类，就是人类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能力清除过任何全球性的流行病毒，其病毒的消失完全是自发性的，不知为何自己就消失了，很可能就是气候温度的影响，也可能是病毒之间相互相杀，但绝不是人为因素。

《自然》杂志曾向119位免疫学家、传染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发放问卷，询问他们对新冠病毒的看法。近九成科学家认为，病毒会从大流行转为局部流行——它不会彻底消失，而是会在这颗星球的不同角落轮番出现。

在国内，不少专家在疫情发展的不同时期也表达过类似观点：2021年3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新冠病毒走到今天，没有证据表明它将消失。“很可能将会和人类共存，就像流感一样，而且还会出现新的冠状病毒”。2021年5月，钟南山院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程度慢慢降低，它与人类的长期共存将成为可能。

“消灭病毒论”者，强调以斗争思维消灭病毒，强调“卧榻之侧岂容病魔酣睡”，体现了对科学规律的无知。其意图将消灭病毒，上升为完胜西方的“制度优越性”体现，将“科学问题”政治化，违背了科学规律，变相地发挥了“高级黑”作用。

3）最重要的，在不涉及根本的议题上，要允许不同声音，特别是要对知识分子、学术问题讨论宽容一点。面对不同声音，动辄扣帽子、上纲上线，整黑材料让对方“社死”，与中央精神是相违背的，也没有认真领会“四个自信”的精神。只有允许不同声音，理性讨论，才能给在决策时有足够多的方案、信息去权衡，从而帮助中央做出最优决策。

期待有关人士能够认真反思，及时调整思路，为新阶段抗疫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 经济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