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通感，西方人通常每个人都只有一副面孔，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而中国人则是常常同一个人有好几副面孔，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明明刚才还反对，转眼间就支持。 于是，不少人据此认为中国人简直不讲道理，不守原则，反复无常，见人下菜。 其实，严格说起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讲道理的。
 
不幸的是，我们今天说这种话，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敢承认。有些人甚至嘲笑地说：“对，讲道理，可惜讲的都是歪理。” 认为别人说的都是歪理，唯独自己说的才是真理，这是中国人的特性之一。我们最拿手的事情，就在于怎么说都有道理。 这实在是我们的高明之处。
 
可以说，不懂中国人的“道理论”，你在中国社会为人处事只会处处碰壁，举步维艰。

1

没有一个中国人承认自己不讲道理

先来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有一次，我从高雄某大饭店乘计程车前往小港机场，准备返回台北。 不巧，路上遇到交通堵塞。司机眼明手快，一个急转弯，就朝高雄女中的方向驶去。 “生意好不好？”我想稳定他的情绪，希望他不要开得那么快。 因为中国人不方便直言，先用闲聊的方式，使他知道我不是一个喜欢找麻烦的人，以利于圆满的沟通。 “普通啊！”司机看都不看我一眼，使用中国人的标准回答语，“普普通通”“差不多”“如此如此”，保证不会出差错。
 
“路不好驾驶乎！”闽南语近乎文言，说起来简单，含义却相当深奥。 “有什么不好驾驶？路这么大条，车辆只有这么小，怎么会不好驾驶？” 总算一句话触及他的牢骚点，转过头来看我一眼，似乎要决定是不是继续发挥下去。“大家骂交通不好，偏偏不用心去寻找交通不好的原因，一路骂下去，有什么用？”
 
这个司机不简单，有一套。我好奇地问他：“那你看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有钱人爱买车，又不认真练习开车的技术。你看，前面那一部私家车，能过不敢过，挡死在那里。一句话：怕死又要自己开车，弄得大家都动弹不得。”
 
这种道理相当新奇，我觉得茅塞顿开，赶紧再请教：“大家都不开私家车，改坐计程车，交通会不会得到改善？” “我可以保证。私家车不要塞死在前面，像我这种驾驶技术，来回机场一趟，只需要花上现在三分之一的时间。”
“那大卡车也要禁止上路才行。” “大卡车还好，最可恶的是公交车，站站都要停，同样阻碍交通。” “但是，有些专家认为大家都乘坐公共汽车，交通就会顺畅得多。” “那根本是乱说。专家都是读死书的，随便说说而已。”

大家看了这个事情，有什么感觉？

古代中国人，“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现代中国人，“只要不抓人，开口胡乱讲”。有人说知识普及，人人有“知”的机会，所以意见特别多，叫作“多元化”。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多元化。不过以往中国人有话避免公开说，凡公开说的不是含含糊糊，就是投其所好，显得相当一元化。
 
现在则是，有话不公开说，等于放弃作秀的机会，反正对可以说、不对也可以说，认为这样才叫作多元化。
 
如果你再去问公共汽车司机：“大城市交通为什么这么乱呢？” 答案想必相当简单：“私家车不守规矩，计程车又爱停便停，有时气不过，真想下车揍人！”
 
没有一个中国人承认自己不讲道理，个个都肯定自己最讲道理。 问题是大家都不承认别人的道理，只承认自己的道理。
 
“道理只有一条，歪理却有一千条”，这是大家共同认定的道理。 但是“一条道理比较不容易找”，不见得你说的就是那一条道理。 “千条歪理比较容易撞”，随便撞一下，便出现一条歪理，可见你和我一样，都是胡乱撞出一条理来。
 
2

理不易明

中国人通常不会有话直说

实际上，中国人“各有道理”，并不是有意的。 而是各人怀着不同的立场和心理，以致只看到自己的道理，否认别人的道理。
 
比如，竞选成功的，一定觉得自己的努力获得大众的肯定。 而那些失败的，就会抱怨这是不公正的结果，并且理直气壮地宣称“再来一次，如果真的公正，我就认输”。 赢，是我自己的功夫；输，是别人害死我的。这也是一种道理。
 
道理似乎是圆的，从这一个角度看，一大堆道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一大堆道理。
 
人只有一张嘴巴，同一个时间只能说一部分道理，存心反对的人，便可以用另外一部分道理来反击。
 
应该做而未做的事，我们可以说他： “没有担当，一天到晚研究，要研究到什么时候？” 应该做而做的事，我们可以笑他： “像这种简单易行的事，老早就该做了，不知道为什么拖到现在？如果没有慢五年，至少也慢了三年。”
 
做了而做得不好的事，我们可以批评他： “为什么事先不多开几次听证会，不多请教一些专家，不多听取公众的意见，弄成这种结局，到底谁应该负起责任？” 做了而做得较好的事，我们同样可以指责他” “作秀的成分大于做事！”
 
所以，“理不易明”才是中国人的大智慧。

道理多半是相对的，从这边说，可以说出一大堆道理。从那边说，同样可以说出一大套道理。 也因此，中国人经常不会有话直说，因为不知道对方会采取什么态度来回应。
 
比如你一坐上计程车，直截了当地告诉司机：“不要开太快。” 司机可能很不耐烦：“你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开得太快？告诉你，我生平最讨厌开快车，也最讨厌话说得太快的人。”

请问他这么说，有什么不对？
 
司机答话先含含糊糊，再单刀直入，可见中国人书读得多少，并不代表懂不懂得人性。

一般中国人，大多能够照道理去做，却未必说得出道理，因为他虽然不一定具有丰富的知识，实际上大多拥有中国人固有的智慧。 道理是相对的，大家都认为相当合理。 说话含含糊糊，目的在寻觅对方究竟站在道理的哪一端，以便决定自己的对策。
 
我们可以赞成他这一句话，也可以反对他这一句话，因为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在正反两方面都提供给我们很多证据，随时可以取用，方便之至。
 
3

究竟谁有理？

说话的人比较重要

那么，话说回来，公说公有理，婆也说婆有理。 究竟谁有理？答案有好几个。 奇怪的是，这些可能的答案，最后都和“人”有关。
 
所以，中国人每听到一件事或者一个意见，通常会先问：这句话是谁说的？ “谁说的”决定对或错、是或非、可以或不可以，同时也决定接受与否、要赞成或反对。
 
问卷调查在中国行不通，也是这个原因。 如果问卷必须填写姓名，不是被人揉成一团，摔到纸篓去，就是小心翼翼，挑选对答者有利的答案。 如果无须具名，一看编有号码，中国人会立刻提高警觉，认为是查对答卷人的密码，而有所戒慎。 完全没有记号的，放心作答，但是答卷人又可能有意让某些人难堪，而故意不按原意填写答案。 关键仍在于问题文字的不明确，以及弄不清楚这当中的话究竟是谁说的。
 
因而，中国人比较适合讨论，特别是面对面，连声音带表情都很清楚，又可以肯定话是“谁说的”，帮助自己拿定主意。
 
比如哥哥希望弟弟下午不要出门，在家帮忙做家事。 若是用商量的口吻说：“你下午有没有事情？能不能留在家里帮忙？” 弟弟通常会机警地回答：“还没有决定，因为我的同学可能会来找我。” 哥哥如果懂得假传圣旨，说：“爸爸说你最近玩得差不多了，希望你下午留下来帮帮妈妈的忙。” 这样的效果可能会好些。原因就是爸爸说的话，做儿子的当然要听。
 
想想看，你是不是也是这样？

每当听见一句话的时候，首先问“是谁说的”，然后以这个说话的人，来判断这一句话到底对或不对，以及你该如何应对。 表面看起来很落伍，并不科学，对不对？
 
但是，在中国社会，如果不问清这一句话到底是谁说的，请问依据什么标准，可以断定它对或不对呢？ 当然，依据“是谁说的”来决定是非，也不是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态度。
 
我们不妨体认真理往往不在两者之一，却在两者之中的中庸之道，好好学习孔子无可无不可的原则，从问题的各方面来反问到底。 只要不执着于我的道理都是正确的，也虚心地听听别人的道理，然后衡情论理，比较容易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做出正确的反应。

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敢讲中国人的道理，更越来越讲不清楚中国人的道理。
 
长此以往，复兴中华文化，恐怕只有依赖保存古董，保留一些民间技艺，而对中华文化的实质，并没有太大的助益。 凡事，我们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明白表象背后的深层次道理，才能真正学会中国人独特的高明智慧，并继承发扬。

作者： 曾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