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获释，向大家报个平安，感谢不离不弃。有朋友很是关切，问惹了什么祸。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明原因，怕又莫名得咎。自认为一贯以来还算是个正派人，倘若闭口不谈，弄得像是上过什么房、揭过什么瓦，当过一回梁上君子或市井宵小。

其实很简单，两周前本号发了一篇小文，就某个作家吁请关注某个深受疫情之困的小城，发了几句感慨。并且一时思维犯贱，联想到去年春节期间某个城市的某个作家。文章落脚点是，文人墨客表达欲都强，让他们过几句嘴瘾，没啥大不了的。必须自我检讨，公开抛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毕竟某些作家发出的能量，前面没有一个加号。应痛而击之。

解释完后，再说点什么呢？当然不能再兴之所至，口无遮拦。今天就聊点这两天的某种感受，尽量说得简洁和谨慎点。

这段时间本计划去西部某个省城，与朋友商量着写一篇必须写的东西。

恰好北京这波疫情来得有点猛。我尽管没处在中风险地区，健康码还绿着，但若是贸然去往彼省，以该地一贯的作派，境遇可能会很不堪。于是朋友毅然犯险来京。其抵京的时候，本轮疫情正冒头。朋友今日感叹，此行在京从出火车站到住宾馆，没遇到任何不快，感受到了什么叫疫情防控的科学和精准。和朋友住在宾馆四五天，两耳不闻窗外事，昏天黑地写稿子，相当于自我关了一次禁闭。反正不是写公号文章，这种专注和投入是值得的。

今日文稿基本完工。从两种禁闭叠加的状态下被释放，打开手机，各种资讯呼啦啦汹涌而至，一时竟不大适应。

最为扎眼的热点社会新闻，似乎是江西上饶的撬门杀狗。刚出禁闭室的人，多少会有些心理上的阴影，我都有点无法判断，在公众号上讨论上饶杀狗，会有多大程度的风险。但杀狗的事情，除了令人不适，还带来隐隐的不安。有种担忧，还是得说几句。

最想说的是，疫情之下，“特殊情况”似乎正在不断撕开法治口子。

前段时间，疫情防控中的乱象频出。某几个地方曾搞出不接种疫苗不让进地铁的招数，在舆论的唾沫星子下匆匆收场。从那个时候开始，依稀感到诸多权力的胡来，在疫情防控情势之下，开始蠢蠢欲动，往后定会亦步亦趋，或退一步进两步。

果不其然，一些地方的歪招、烂招，悉数粉墨登场。诸如一人确诊全城红灯、全市户籍人员健康码统一变黄码等。没见有人因此被追究，反正出发点不错，搞就搞了，屁事没有。倘若不招来过大的舆论反弹，还可能给上级留个认真负责的好印象。

于是，“瞎搞”就有了升级之势。撬门入室杀狗，这奇怪吗？最不愿看到的情形，终于还是出现了。一些地方公开宣称，不参加统一组织的核酸检测，或没接种疫苗的，健康码变黄，甚至要上社会信用黑名单。搞得气壮如牛。健康码现在成了超级有效的指挥棒。法理上真的经得起质疑和推敲吗？任由这么搞下去，没有健康码搞不定的事情。

特殊时期，要不要讲法治，法治在特殊时期是否已出现某些失灵？

我向来不惮以较大的恶意，去揣度某些地方官员。于他们而言，不崇法度，比喝酒吃肉要快意得多。依法防控、科学防控早已明确。为了管制方便而行“懒政”，“特殊时期”成为逾越法律界限、侵犯民众权利的理由，令人陡生惶恐。

一个社会的法治，退步远比进步来得轻松和迅速。

我们一直有“特殊时期，特殊对待”的习惯。在眼下，这种习惯下的某些做法，到了需进行一定程度纠偏的时候。倘若因为抗疫的特殊情形，就可以一再突破法治的基本原则，势必陷入另一场更大的瘟疫。

作者：秃笔的老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