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未知的世界怀有本能的恐惧，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持有本能的怀疑，在“得不到”和“已拥有”之间往往更珍视后者。

《房间》是一部我非常喜欢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故事说的是一个名叫乔伊的女孩被变态男子诱骗，囚禁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带密码锁的房子里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她遭到强奸，生下了儿子杰克。杰克长到五岁都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不知道落在天窗上的枯叶是什么东西，分不清电视里真人和动画之间的区别——乔伊无时无刻不想挣脱牢笼，但她却给儿子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童话，以使其快乐地成长。

一次停电促使乔伊下决心自救。她先后让杰克装病、装死，试图骗过来访的变态。然而，杰克非常恐惧，不愿合作。于是乔伊亲手粉碎了由她缔造的童话，告诉儿子墙外的世界很精彩，以此引导他对自由的向往。可惜结果不如人意。杰克陷入到了巨大的恐慌之中，不相信一墙之隔的那个世界，一口一个“不可能”，甚至说乔伊是“骗子”。

乔伊很痛苦，把自己被拐的经历讲了出来，谁知儿子怒吼说“这个故事太无聊”；乔伊又说“你已经五岁了，应该帮我一起改变现状”，儿子说“我想回到四岁”。乔伊无奈道：“你不觉得这个房间很臭吗？”儿子完全不认同，他觉得非常温馨。

看到这一幕，我想到的是一本名叫《逃避自由》的书。

人对未知的世界怀有本能的恐惧，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持有本能的怀疑，在“得不到”和“已拥有”之间往往更珍视后者。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人很多时候会害怕自由，为什么《肖申克的救赎》里被监狱驯化好了的犯人即使放他出狱也哪都不想去。

自由从来就不是一种最迫切的人性需求，懒惰和贪婪都比它更有市场。只有在比较当中，自由的重要性才能显现出来。

多年后，逃出魔窟的乔伊在杰克的强烈要求下故地重游。与讳莫如深的乔伊不同，被保护得很好的杰克对那所房间没有任何痛苦的记忆。于他而言，那反而是他感受母爱最集中、最充分的地方。虽然彼时的他连健康都很难保证，但回想起来还是充满了暖色调，就像另一部电影《再见列宁》开头那段温情脉脉的家庭录像一样。

柏林墙倒塌后，东德人民迎来了向往已久的自由。但很快他们便意识到，自由是权利也是负担。不再有国有工厂，不再有稳定的收入，每个人都被抛到市场经济的洪流中独自面对一切，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这时，那些丧失了竞争力的前东德人开始怀念起之前的好来。

人性深处本就潜藏着对力量的原始崇拜，举国体制又曾经成功地把加加林送进了太空。于是，在自家后院造火箭便成为那一代东德少年的集体回忆，以至于许多年后当他们被西德的资本家炒鱿鱼时，会情不自禁地给那段美好的记忆镀金，放大它的意义。

但是话又说回来，自由的甜头只要尝过一次，任何人都不会再甘心回到原先封闭的状态。就像杰克重返他出生的房间时，第一感觉便是空间缩小了，不愿关门。即使他对屋子里的每样东西都饱含感情，最后的选择还是与它们一一告别，扬长而去。

中世纪时，欧洲人缺乏自由，却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当中。人们的社会地位虽然被牢牢钉死，但拥有较强的安全感，很少为前途与命运担忧。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人们在精神层面取得了自由，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让人们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自由。但这一次次的冲击却也将个体推到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只能靠自己的双臂撑起生存的天地。失去保障的人们，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弱者，惶恐不安，迷茫焦虑，与自己、与他人都变得疏远起来。在这片持续上演着“饥饿游戏”的黑暗森林里，自由成了沉重的负担，压得人难以忍受，于是人们在恐惧中渐渐生出逃避的念头。

逃避的方式要么是操控他人彰显自己的力量，要么是屈从于强权以获得保护和归属感。自由曾经是一种解脱，现在却带来新的枷锁。我们以为互联网打破了权威，以为钻进吹嘘商业模式、贩卖各种思维的社群便踏入了新时代，殊不知这只是为了满足虚幻的安全感而主动放弃思考后的媚俗与无知。

所有人都只看穿越网剧和所有人都只看八个样板戏同样可怕，因为放眼望去，皆是一望无尽的文化沙漠。而前者的迷惑性更强，它让你误以为那是自己的声音、自己的选择，大脑缴械投降，谎言长驱直入，在你的意识领域占山为王。

从《1984》到《美丽新世界》，极权统治的手段一直在进化，就像互联网从论坛、博客发展到微博、微信一样。对比早期的BBS和现在的微信公众号不难发现，理性深入的探讨越来越少，段子、鸡汤和软文越来越多；直面现实的勇气越来越少，反智主义和消费主义越来越多，每一个人都浸泡在娱乐至死的糖罐里孜孜不倦地赚钱和购买。

早在将近二百年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预言了这一趋势。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振聋发聩地提出： 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也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和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个人利益，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做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当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嗜好。
 

专制政府为什么纵容甚至助长这种风气呢？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

自由的真谛是免于恐惧，很多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依旧活在对未来的忧虑之中，还不如乡野村夫自由。当艺术家不敢放开手脚地写、淋漓尽致地拍，搔首踟蹰时，他是不自由的；当年轻人的谈婚论嫁不能遵从内心，发乎爱情，而要看父母的脸色，算计利益，考量家世时，他也是不自由的。

唯有当生命的价值不必用外在的成就来衡量时，唯有当个人不必受到权力和金钱的操控时，唯有当每个人的良知与理想不是出于满足任何人的期望，而是他自发的、独特的主观能动时，自由的光辉才能洒满人间。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回归内心，多问问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学问之道，求其放心而已。弗洛姆认为：“一个所谓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远不如一个所谓人类价值角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健康。前者很好地适应社会，其代价是放弃自我，以便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相反，精神病患者则可以被视作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由此，他进一步推断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在病态的社会里，精神病人反而更健康。

精神病人是孤独的，而正常人最害怕的就是孤独。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不与人合作，就难以生存；二是生命若无从属，若无某些意义与方向，人就会被虚无压垮，就像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所描写的那样。

因此，人格不独立的“类人孩”们必须让自己寄居在统一的大纛之下，用伪思想喂饱“假我”。他们号称自己是自由的，其实早就放弃了自由思考的权利，不懂得自由的底线是不伤害他人的自由；不懂得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

身份习俗、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主义，无论多么荒诞不经、微不足道，只要它能使个人与其他人联系起来，就能让人逃避他内心深处最惧怕的一件事，那便是孤独。即使长此以往人的心灵会愈发空虚，人的“真我”会濒临灭绝，也在所不惜。

对于这类可悲之人，也许只有约翰·密尔在《论自由》里的忠告能让他们稍微有所警醒：“比起个人来，时代更容易出错，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种看法，在随后的时代里会被认为是错误甚至荒唐透顶的；同样，也有很多当下不为人所理解乃至拒斥的看法，在未来却被普遍接受，奉为真理。”

作者： 旷野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