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作为一个贬义词组，已经盖棺定论，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所有人都知道“仇富”是不道德、不理智，有悖于现代文明观念的。

但是“仇富”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有深刻的存续的根源。当社会矛盾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利益分配格局亟待深刻调整的时候，“仇富”又会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借尸还魂。

在最近的“新东方”俞敏洪捐赠课桌的事件里，有一篇题为“我一点都不同情俞敏洪”的文章，就是当前以“爱国”“讲政治”的面目出现的仇富行为。

首先表个态，俞敏洪毕业于北大，手创的“新东方”教育集团一度是中国教培行业的领军者，“新东方”在美国上市，意味着以财务透明和监管严苛为典型特征的美帝资本市场对中国服务型企业管理的高度认可……

做人要有一点自知之明，俞敏洪不管在个人的成就，和“新东方”所具有的超越性的商业意义，都不是平台监督员主流、靠举报和黑人为生的人渣群体能比拟的。后者不管怎么看俞敏洪，不管说什么，对比社会的主流民意，只能印证一件古诗。——不废江河万古流。与仇富主义先前的版本比，这个文章虽然也仇富，但是它有一些伪装的，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理论支撑”，显得比较高端。 它的核心逻辑是“教育实际公益性的，资本改变了学校的公益属性”，而“新东方”就是教育资本化的代表，俞敏洪以一己之力干扰了公共教育。

这是瞎扯淡。

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显而易见，但是政府和社会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不可能完全满足各种层次、各方面的需求；况且由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着眼于满足基本的发展需求，更高的、更加多样的需求则只能靠市场提供。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来自于住房，为了满足低收入人群安居的需要，政府提供了廉租房，但是要住更好更大的房子，要选择更优越的地理位置，只能靠业主自己掏钱购买。认为因为有了房地产公司，所以摧毁了每个人住大房子的愿望，这显然是荒诞的。

九年义务教育也不是纯粹是公共产品，因为家庭总要承担一部分开支，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人和家庭所负担的比例会越来越大，这个数值随着经济发展物价提高而增长，表明这是市场现象。反过来说，之所以需要市场提供教育产品，恰恰是公共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的不足。比如英语教育，为了考试升学和为了出国留学，需要的英语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个性化的差异也是需要付费的。

俞敏洪创办的“新东方”，为学生家长提供了更好更多元的选择，而且解决了几万人的就业岗位。“新东方”在美国上市，等于是拿美国股民的钱扩大中国的生意，生意利润转化为员工工资、场地租赁、税收，以及捐掉的几千万的课桌椅。这是不是比空洞喊爱国口号的人，对国家和社会贡献大多了？

有人质疑教辅市场加重了家长负担。如果要留住那些优秀老师，却不肯给他们恰当的薪酬，这就不是创造就业岗位，这才是劳动压榨和价值剥削。

——我们可曾听过新东方教师连续加班授课猝死的？可曾听说“新东方”强制推行“奋斗者协议”，要求老员工“自愿”放弃一切续约权力，从新人做起的？可曾有“新东方”员工讨要离职补偿，被公司陷民于罪，用“钓鱼”方式送入监狱的……假如有以上行为的公司能被称为民族骄傲，“新东方”为什么就祸国殃民呢？

我毫不怀疑黑俞敏洪的文章是有人组织力挺的。原因很简单，在自愿捐赠这件事上，也要思路清奇的扣一个“资本入侵教育”的帽子，这就是要趁着整顿规范课外辅导，追杀“新东方”，在爱国的名义下，用扣帽子、打棍子的方法让俞敏洪社死。一般人不会用这些下三滥的招数，写这种文章。

不管哪个版本的仇富，都是站不住的。

何谓“资本”，通俗而言，资本就是专门用于再生产的剩余，资本是中性的，它只是生产经营活动的活动的工具，你能说你家的螺丝刀是姓资还是姓社？你家的天然气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是美帝的罪恶感？

资本在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扩大再生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个人积累，另外一种就是寻求资本市场的帮助。在农业社会，剩余不多、商业不发达，几代人积累就能成为小康之家。而进入现代经济以后，很多行业入门动辄需要成百上千亿的启动资金，靠省吃俭用根本不可能实现。没有资本的扶持，今天的一切重要的物质文明都不可能诞生，拿资本定义俞敏洪的生意是否道德，显然是荒诞的。

仇富解决不了公共富裕的问题。不是说俞敏洪倒了，“新东方”的钱就均匀散入寻常百姓家。恒大已经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恒大深陷危机，最先出事的不是许家印，而是恒大供应链上大大小小的供应商、恒大的普通员工，以及掏光“六个口袋”想要实现拥有独立住房的恒大买房人。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新东方”倒下以后，教育产品是嚷社会更满意，还是呈现一个极少数人获益、大多数人都是输家的局面。

作者： 多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