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遇美国

再次听到居里的消息时已经是10来年后，我大学毕业，正在琢磨着出国的事。听说居里从美国回来探亲，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她家去，请她帮着看看我的申请书，有没有什么错误。非常令人失望的是居里的英文貌似还不如我这个跟着新概念学的二吊子英语，拿着我的申请书，她有一多半看不懂。

“那你是怎么去美国的呢？”我百思不解的问。

“是村里人给介绍的对象，我嫁过去的。我先生是我老家人，从小就去了美国旧金山，在唐人街餐馆打工。这次回国找媳妇，对我非常满意。就这么回事。”居里平静的回答。

“你满意吗？”

“无所谓满意不满意，只要他能将我带出中国，我一定跟他走。” 不动声色的表面下是深深的绝望。

后来我才从其他朋友那里听说，居里在广东曾经几次试图偷渡去香港，游到半道，被发现了，中国边防开枪打死了身边的逃亡者，居里也被迫返回。一上岸，就被关了拘留所。因为当年偷渡的人实在太多，拘留所关不下，像居里这样的广东本地人大多只是被教育了一番，便放了。

再见居里，已是几年之后。那时我已经在美国读完了研究生，成了家，在旧金山附近硅谷的一家公司工作。居里结婚后虽然有了2个孩子，却一直继续在大学学习。先是读了一个热门的计算机学位，却发现自己对计算机没有一点兴趣，于是又从头开始读艺术学位。居里家住在旧金山唐人街边上，狭窄的楼梯爬上去，是一套旧金山中国城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廉价2室公寓。因为政府租金控制，房子多年失修，一条起伏不平的长长走廊连接着客厅与2个睡房，走廊的尽头是布满灰尘到处油腻的厨房，厨房后面的储藏室里东倒西歪地堆着未完成的油画作品和支离破碎的画框。厨房里的冰箱还是60年代的老样子，时不时罢工。电炉上的抽油烟机开起来惊天动地，炒菜时说话基本上靠扯着嗓门吼。居里的先生仍在餐馆打工，用菲薄的薪资支持着一家四口的生活。和那时我所熟悉的硅谷华人高科技双职工们，拿着几十万美金的高薪，做着一旦公司上市便是几百上千万的股票梦，简直就是两个极端。每每当我进城坐在居里家那除了椅子上哪哪都不敢碰的厨房里喝汤时，都要掐掐自己，看看是不是穿越到了80年代的中国。

某个夏日的晚上，吃过晚饭，我俩坐在旧金山的地标泛美金字塔Transamerica Pyramid)前的草地上，旧金山湾的海风徐徐的吹，送来阵阵凉意。我们聊起了婚姻家庭，我问居里：“你现在是双学位的大学生，和几乎文盲的丈夫有共同语言吗？你们每天都聊什么呀？”居里回答：“我家先生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一直无条件的支持我，我很感激他。对了，过几天我就要去欧洲，到那里的一所艺术学院学油画。我想学传统的油画艺术，而不是美国现在流行的现代绘画技巧。过去几年我们存了几千美元，应该够我在那里学2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