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心土耳其？

之所以关心土耳其，首先是从学习宗教，伊斯兰教，开始的。

现在前几号穆斯林人口大国，印尼、印度、尼日利亚，虽然穆斯林人口多，其实国家都相对温和，比例不高，“成色”不足，力度不大。

而伊朗，伊拉克，沙特，巴基斯坦，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固然深度伊斯兰化，但是要么经济太糟，工业化不够，要么人口不足，综合国力普通。

但是土耳其不一样，地理上占据重要的海陆位置，国土78万平方公里，面积不小；

有厚重的文化，有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荣光；

经济上，工业化，城镇化水平都比较高，人均GDP一度接近上万美元，8000多万人口对应近8000多亿美元GDP(曾经，可惜贬值太快），属于较大较为重要的经济体。

政治上，总统又是修宪，又是谋求伟大复兴，在国际事务，特别是涉及伊斯兰事务中声音很大。

土耳其曾经纠结在世俗与宗教，融欧还是融入中东等问题上。欧洲，北约既需要他，又不完全接纳他。

土耳其也曾有过艰难徘徊，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阶段性增长奇迹，挺多方面和中国很像。

于是，想到多学习一下。（很多时候，俺的博文更像是学习笔记分享）

三月初，本人曾经写过一篇，土耳其系列之1--高速急弯容易翻车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802/202103/33135.html

不仅，新疆问题上，土耳其就和中国干上了，战狼遇到战狼！

（说起来，拜登政府这一招比川普狠，以新疆问题为切入口，以普世价值既团结了传统盟国，该单挑为群殴，同时又成功地离间了中国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厉害！）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802/202104/9027.html

土耳其系列之2--土耳其里拉就像雪糕，天天担心融化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802/202104/10646.html

梳理一下，我们学习过：土耳其的自然地理和资源环境；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荣光；土耳其脆弱的货币；召见中国大使，和中国杠上了。

今天学习

土耳其系列之3 土耳其的崛起：艰难探索，徘徊发展

（后续会介绍：土耳其系列之4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土耳其总统埃尔杜安做了哪些大动作？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802/202104/13736.html

）

土耳其上个世纪是怎样发展经济的？这是理解土耳其经济发展无法缺少的一段历史。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从凯末尔时代到二战，再到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政策，经历过从温和到激进的国民经济计划转变，而后在新政中不断修正调整，锐意发展私人经济，鼓励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实现经济增长。土耳其20世纪的艰难探索，徘徊发展为新世纪实现经济阶段性奇迹奠定了基础。

PART1二战前土耳其的经济政策，经济萌芽阶段，从缓和到激进。（推行激进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强调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可以对照中国改革开放前）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新政府致力于推行相对温和的经济政策。早在1923年，土耳其政府在伊兹密尔召开全国经济大会，参加者包括各界代表3000 余人。会议期间，农民要求废除传统的什一税，工人要求享有组建工会的合法权利和保护自身的权益，企业主要求提高关税和保护国内市场，商人呼吁政府限制非穆斯林族群在外贸领域的特权，而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的国家主义成为与会者讨论的核心议题。

伊兹密尔大会初步确定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即发展现代民族工业、保护关税、鼓励私人投资和吸收外国投资。在伊兹密尔大会讨论的基础上，共和人民党制定9点纲领，其核心内容是采取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型的现代工业（一般指国家采取关税、配额和外汇管制等措施限制进口，保护国内有关工业部门的发展，以国内生产来代替进口，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强调政府在投资领域的主导作用。

凯末尔宣布，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允许外国公司和境外商人在土耳其的投资行为。总体上奉行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经济原则，实行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以及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并存的混合结构，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保护民族工业，强调国家在信贷和工业领域的主导地位。

1924年，土耳其成立第一家私人银行，名为商业银行，拥有资产100 万里拉，其中25万里拉属于凯末尔的个人资产。1930年，商业银行存款达到4500万里拉，提供投资达到3230万里拉，建设两座制糖厂，同时经营伊斯坦布尔的航运业。1925年，土耳其政府投资2000万里拉，成立工矿业银行，接管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数家纺织厂，并且投资私人经营的纺织厂、玻璃厂、粮食加工厂、制糖厂和发电厂。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放弃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行激进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强调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扩大政府对于工业生产的干预和投资，旨在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主要是为了应对1929—1933年西方经济危机对于土耳其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土耳其实施国家主义政策的直接原因。

1931年5月，在共和人民党大会上，国家主义成为新的经济政策和凯末尔主义的组成部分。然而，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主义并非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私人所有制依然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耳其的国家主义政策，强调民族经济和工业优先的基本原则，旨在实现私人工业企业与国有工业企业的同步发展，而国有银行构成国家参与经济建设和保证政府投资的重要手段。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外国资本在土耳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铁路和矿山开采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1927年，英法控股的奥斯曼银行提供了土耳其生产信贷的大约1/2，甚至享有发行纸币的权利。1930年，土耳其政府成立中央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同时收回纸币的发行权，收购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经营的铁路和港口，国民经济的民族化程度明显提高。

PART2缓慢增长：二战后进口替代型工业的发展，政府主导投资，谨慎利用外资，适当发展私营企业（中小企业，偏轻工业），国有企业仍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大企业，偏重工业）。经济以内循环为主。

（和改革开放之后，互联网时代之前特别是习上台之前的中国有相似的地方。）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工业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启动，经济发展战略又出现从政府干预的国家主义向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变动的迹象。早在1947年，共和人民党作为执政党已经制定了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进入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政府强调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工业领域，同时建立土耳其工业发展银行，向投资工业的民间企业家提供贷款。

1954年，土耳其政府颁布《外国投资法》即第6224号法令，向来自境外的投资者提供诸多的优惠条件，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境外投资者。来自美国、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投资者接踵而至，现代工业部门成为外国投资者首选的投资领域。

伴随着外资活跃，期间私人企业数量和规模也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土耳其政府采取多项积极措施，包括对投资新兴产业的私人企业家实行减税政策和进口设备的关税优惠政策、向进口工业品征收高额关税以及向私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鼓励发展私人工业，私人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私人企业的产值急剧增长，私人企业的产业结构出现相应的变化。

尽管如此。国有企业资金雄厚，技术先进，投资没有像私营企业那样受限制，仍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冶金和化工领域独占鳌头。国有企业大都属于基础工业和重工业，规模庞大。国有资本经历了与国内私人资本以及境外资本融合的过程，进而在国有经济领域形成一定程度的混合所有制。当然，和世界上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大部分效率低下。

在土耳其，铁路构成国有经济的重要形式，而公路则与私人经济密切相关抑或更具民间色彩。凯末尔时代，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是铁路建设，连接城市和工业中心是铁路运输的主要内容。相比之下，公路建设进展缓慢，乡村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农产品的运输受到严重的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私人经济成分明显扩大，铁路建设趋于缓慢甚至有所停顿，而公路建设成为发展交通运输的主要形式。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1961年颁布的宪法，强调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共同发展，强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有机结合，强调国家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国有经济的投资领域，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冶金和化工等资金和技术密集的大型企业，偏重工业。私人经济的投资领域，主要是诸如食品加工和纺织业等日常消费品生产领域的中小企业，偏轻工业。

期间，国有与私有混合型的经济结构长期并存，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平分秋色；国有企业数量较少而规模较大，私人企业数量较多而规模较小；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和生产规模方面占据优势，私人企业的生产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则高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率较低，私人企业的投入产出率较高；国有企业的规模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私人企业的规模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尽管如此，国有企业依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PART3 新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进口替代的经济框架下，政府主导工业投资，工业分布呈不平衡的状态，区域经济也很不平衡，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地区以及伊兹密尔和阿达纳，工业化进程主要依托国有企业，国内工业品市场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工业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进口工业品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内工业产品缺乏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经济发展表现为明显的内向性和封闭性。

但是经济从来不是孤立的，土耳其经济的一个重大特点在于土耳其的能源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的石油进口。工业品可以搞内循环，但是能源不可以。

20世纪70年代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对于土耳其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进入20世纪80年代，迫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土耳其政府，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鼓励私人投资，扩大市场经济，建立自由贸易区，强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外向型的经济模式逐渐完善和成熟。

1980年1月，德米雷尔政府宣布具体的经济改革纲领，放弃内向型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降低进口关税，实施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制定外向型和市场调节的经济战略，是为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转折点。

1980年9月军方发动政变后，在致力于打击极端派别、平息政治暴力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同时，着手扭转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军方在政变之前就支持德米雷尔政府实施的新经济政策，解散德米雷尔政府后依然延续经济改革的发展方向，任命厄扎尔（Ozal）作为副总理，主管经济事务。在军方政变后的一年内，厄扎尔推行的经济复兴计划初见成效，通货膨胀率大幅下降，政府财政收支渐趋平衡。

1983年厄扎尔当选总理后，加大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力度，贬值货币，提升利率，冻结工资，鼓励私人投资，吸引国外投资，鼓励出口，放宽进出口贸易和货币限制，提高出口竞争力，旨在缓解贸易赤字、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和抑制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政府致力于改造国有企业，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自1984年起，政府取消国有企业享有的优惠和补贴政策，实行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公平竞争，向民间发售国有企业的证券和股票，取消私人投资限制，扩大私人投资领域。

新经济政策并未削减政府主导的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其间，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都很活跃，政府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交通和能源，私人投资在房地产领域大幅上升。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

但是从经济活力来看，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比如1993年，国有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3.8%，私人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6.2%；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21.8%，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78.2%；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5.6%，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4.4%。

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加速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1983年为3.3%，1985年为5.1%，1987年为7.5%。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除1991年和1994年外，普遍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1990年为9.4%，1991年为0.3%，1992年为6.4%，1993年为8.1%，1994年为6.1%，1995 年为8%，1996年为7.1%，1997年为8%）。

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导致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1980—1987 年，出口额年均增长22%；1979—1988 年，出口额从23 亿美元增至117 亿美元。

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出口商品结构经历明显的变化；工业品出口额呈持续上升的趋势，构成20世纪80年代外向型经济长足发展的突出现象。

1980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为29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高达64.7%，工业品仅占出口商品总额的26.9%。

1990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增至130亿美元，总量增加3倍，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25.5%，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为67.9%。

1997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达到262 亿美元，总量相比1990年又翻了一倍。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20.8%，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达到74.9%。

经济的确大幅增长了，出口竞争力也大大增强了。城镇化，工业化都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过快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一方面，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协调，形成经济领域的剧烈波动

另一方面，贫富分化加剧，社会观念也出现分化。由此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深刻的政治影响，是为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政坛异军突起的历史背景。

通货膨胀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低于40%，1987年上升为70%，1992年达到120.7%。

基尼系数出现危险变化，1994年，20%的富人拥有54.9%的收入，部分寡头开始出现

作为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长足进步的历史结果，土耳其的城市化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塑造着崭新的社会阶层。

一方面，现代产业工人逐渐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另一方面，乡村移民居住的棚户区逐年扩大，城市贫困人口急剧膨胀。20世纪80年代，城市周边的棚户区数量、居住人口数量和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随着城市周边棚户区的逐年扩大和城市贫困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社会的贫富对立日趋凸显，加之传统秩序的崩塌导致从乡村移入城市的下层民众处于无助的状态，普遍严重的失业但是又回不去的农村，提供了激进势力和极端倾向滋生的土壤。

(库尔德人是土耳其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1400万人，其中大约700万人生活在东部和东南部大片地广人稀的地区。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他们在语言、文化和家庭传统上与土耳其人大相径庭。)

附：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减震器

比较而言，中国也有非常类似的情况，但是中国的城镇化还不够高，农村还可以提供生存的基本底线，在每一次经济大波动和社会动荡中都充当了减震器的作用，不管是2008年金融危机还是2020新冠之后。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彼时，中国的城镇化率还不算高，很多农民工离乡离土但是没有离根，还可以回得去，在农村待得下。2008年10月份以后，中国也出现了大面积的工作机会丧失，不完全统计有四千多万农民工返乡，极大地缓解了城镇治理压力，避免经济波动酿成社会危机。

在国家推出4万亿拉动经济之后，经济逐步回暖又逐步吸收劳动力。

2020年的情况也类似，不完全统计，也有一两千万农民工被迫离开某些产业，农村再次充当了减震器。疫情之下，中国是世界上不多的没有直接给国民直接发钱的国家。

国家的政策主要是通过给企业放水，加快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让企业扩大再生产继而吸纳失业人口。但是肥了老板，较少惠及普通民众。好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社会依然保持总体稳定的状态。

但是土耳其之类的国家就没有农村这个减震器，拉美国家也是。注定了经济波动和社会运动迅速联动，也催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催生了很多“主义”。

秦晖所说的《中国以“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在这里有具体体现。但是未来中国终将会失去了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这个有用的减震器，不知道中国会不会总是那么“太平”和“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