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囚禁了张学良，一直囚禁到1990年。于是，直到1976年毛主席在北京去世，张学良也不曾与他敬仰的这位中共领袖谋面，成为少帅毕生的遗憾。

张学良虽然无缘面见毛主席，但是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居然无意中替毛主席妥善办理了一件“家务事”。

1930年10月，毛主席的“骄杨”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后，她与毛主席所生三个儿子——8岁的毛岸英、7岁的毛岸青和3岁的毛岸龙，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随外婆、舅妈到了上海，来到叔父毛泽民的身边，住进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

1931年春，上海地下党遭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毛岸英三兄弟流落上海街头，小岸龙不幸失踪，从此杳无音信。毛岸英、毛岸青被身为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收养。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

1936年1月，董健吾从上海赴陕北替宋庆龄送密信时，途经西安，得以拜会张学良。少帅与董健吾一见如故，奉他为上宾，隆重款待。二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

1936年3月，董健吾回上海后，又以“王牧师”的代号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前往陕甘宁边区。完成任务后，董健吾在返程中，再经西安暂停。张学良闻讯，热情邀请到家中叙谈。

数日后，董健吾要回上海，张学良设丰盛家宴为他饯行。觥筹交错之际，董健吾对少帅说：

“我有三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

张学良哈哈一笑，认为此非难事，慨然应诺。

董健吾回到上海后不久，一日早晨，接到张学良老部下李杜打来的电话，告知少帅已抵沪，约董健吾次日上午在某咖啡馆晤面。

“九一八事变”后，李杜在吉林、哈尔滨率部与日军作战。1933年失败后退入苏联。1934年回到上海，出任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武装部部长。李杜将军身在大上海，却心系大东北，他多次向张学良请求：重返苏联，召集流落在远东之旧部，再回东北，与日寇血战到底。

张学良本是赴南京参加会议的，会后他秘密抵达上海，探望李杜，目的有二：一是尽快促成李杜出国之事，二是安排李杜将董健吾提出的三个孩子送赴苏联。

毛主席与长子毛岸英

董健吾放下李杜的电话后，立即向地下党组织请示。党组织经研究决定，派刘仲华和他去见张学良。

第二日晨，董健吾和刘仲华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张学良和李杜随后即到。四人稍作寒暄之后，少帅直奔主题：

“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学良的周密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深表赞同。

一向慷慨仗义张学良说： “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交给董健吾。

董健吾回去后，马上用汽车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三个孩子送到李杜家中。

上海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随李杜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三个孩子。

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疏通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三个“儿子”，在几位随从的陪同下，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

经过一个月的旅途劳顿，一行人终于8月上旬到达法国巴黎。

李杜

但是，当李杜到设于巴黎的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时，竟然遭到了拒绝。原来，李杜等人的行踪，早被无孔不入的日本情报机构侦知。日本政府立即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苏联政府此时还不愿和日本闹翻，于是就拒绝了李杜等人的签证。

李杜等人无计可施，只得滞留巴黎数月。

最后，还是随行的共产党员杨承芳想出了办法。他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救国时报》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巴黎，请苏联政府尽快发签证。

数日后，苏联驻法领事馆送来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入境，并送来了签证；但却拒绝董寿祺和李杜等人进入苏联。

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终于抵达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

毛岸英、毛岸青在莫斯科

时光如过隙之驹，1994年，恢复自由身的93岁的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定居以后，东北一位史学家前往希尔顿大酒店探望他。谈话中，那位史学家详细讲述了当年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前往莫斯科的原委和过程。

张学良直到此时，才知道1936年他在上海出资10万法郎，并委托李杜将军设法送到苏联读书的三个孤儿当中，就有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和次子毛岸青。

虽然58年后才获悉真相，但张学良欣然一笑，欣慰地感叹道：

“真没想到当年我会为毛泽东做了一件好事。那时我只听信了董牧师的话，他说有三个孤儿想到苏联去求学，缺少经费。我并不知道董牧师所说父母早不在世上的那两个孤儿，竟会是毛泽东的儿子!”

暮年张学良在美国（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