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桂源（606 校友）

左起周光泉, 钱志道, 朱滨, 朱兆祥, 1981年在纽约

去年 12 月 6 日临睡前上网浏览，见光明网 12 月 2 日登载了《我国军工开拓者——钱志道》一文，读后如潮往事似泉涌，久久不能入眠。

那是上个世纪 1965 年 10 月的一天，时值北京金秋催地黄、枫叶映山红的好季节。下午，我刚毕业留下，在校办第一科工作，一位中年人走进我们刚开办不久的科技资料室，他个头不高、微胖、身材匀称，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穿芷兰色中山装，脚着擦得很亮的黑色皮鞋，只见他迳直往卡片箱翻查，看看室内温度计、湿度计，还不时用手指抹抹档案架、阅览桌。不知道见我是新人，还是猜出我的心事，转了一圈后主动来到我桌前，问我姓名？那个系毕业的？工作上手吗？我问答式作了回应。临走前他对我说：“你们从原一科搞机要转为搞科技档案工作很重要，我们搞二弹一星，就是要从这里做起”。下班时刘军科长开会回来，听我一说， “哎”了一声说：钱副校长来检查我们工作了。这时我才知道这位中年人是上任不久的主持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即院士）钱志道同志。

1966 年《六九风暴》科学院工作组揪出 “彭真死党黑帮分子”党委书记刘达，我因在前段大辩论中，到处“兜售”科大不是北大保皇论调，被作为黑帮爪牙抓去陪斗，遇上了同在陪斗的钱老。这一斗倒使我和刘达、钱老结下忘年之交。后来他“牛棚”出来，又跟我同在一处学习、劳动、 “闹革命”朝夕相处了很长时间。 

1968 年大联合后，我解除掉了“黑帮爪牙”的帽子，和顾国胜老师，陈效谦等同学组织了一个群众专案组，调查钱老夫人──冯斐的“特嫌”问题。一天我们几个人到东直门外钱老当年住处去。那是二层连体式别墅楼房，楼上楼下有好几间屋，还有车库，是国务院没收的某部违规房屋，分配给军工专家居住，虽没有佣人，却窗明几净，装饰一般，但实用大方。这家女主人给了我们一个持家里手的好印象。冯斐既是我们审查对象，又忙着端水、送茶、招待，我们心存警戒，当然在表面上是不领情的，还使出“十八般的武艺”穷追猛打进行深挖，以完成任务。几个回合下来，对这位女性的历史有了解。冯斐是 30 年代浙江大学英语系女生，与比她高二年级化学系的钱老在校歌咏团相识、相恋并先后毕业留校任教。抗战爆发后，钱志道投身革命到了延安，冯斐随校辗转流亡到江西、广西，最后到了遵义。战争期间两人书信往来甚密，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有一天让冯斐到某处取信为名，以“奸伪活动嫌凝”诱捕了她。从此俩人中断了联系。钱老一心扑在军工生产，于 40 年与厂里一位女工结了婚，冯斐则由竺可桢（时任浙大校长）保释后，于 48年公费送往美国深造，也结婚，但不久又离异。50 年回国，时任总参工程学院副教授，一天在浙大校友家与时任军工局长，丧偶的钱老不期相遇，昔日的恋人历尽苦难相逢，悲喜交织，后经过组织审查批准，重新结合，终成眷属，这真是现实中的“第二次握手”。不久冯斐得了肺病不能工作，自请病退，病愈后曾重新找工作，结果不但心愿未遂还没找到工作，连档案都被转掉了。60 年阶级斗争愈搞愈烈，冯斐这段历史势必成为疑点，定为“特嫌”，并株连时任共和国第一任导弹局长的钱老。他被免职审查三年，查无实据只好调离了之。我们这个专案组经过内查外调找过竺可桢、沈鸿（时任一机部副部长、万吨水压机创造者）原三机部专案组及总参工程学院有关人和事，我们看到、听到钱老光荣的历史照片,书信其中有毛主席在 44 年给他的题词“热心创造”，事后我们曾建议他挂上大厅，他却淡淡一笑地说：“那只说明过去”。我们专案组愈查愈感到是冤案，冤枉了好人，到下半年就自动解散了。就我而言对“特嫌”的冯斐不仅恨不起来，还荫生同情，对受株连的钱老人品由衷敬佩，更加敬重。

那时我们有的称他老钱，有的叫他钱老头，他都不在乎，虽不善言谈，不多说话，但手不释卷，有时抽着闷烟，跟大家相处随和融洽。但有时我们也看他很有个性与主见的一面。记得 70 年一次传达林彪炮制的“一号令”讨论搬迁，你一言、我一句，有说“拥护”有说“赞成”有的“不理解”“想不通”的，众说纷纭，在场的军、工、宣队员正极力扭转这个局面时，钱老忽地站起来，满脸怒气，拍着桌子大声对军、工、宣队员说：“这简直是胡闹”，拂袖而去。还有一次校职机关批斗刘达，他看不下去，拿出随身携带的书看起来，被造反派看见恶狠狠叫他站起来，斥责他“你这个党内民主人士，死不悔改”，还抢他的书，他不给，并怒目而视，那个造反派拿他没办法，自找借口溜了。

1970年冬我们下迁合肥，我和金富庆、孙寿椿、陶足富到钱老家话别，钱老夫妇请我们吃冯斐做的家常饭，喝他们珍存多年的茅台酒，席间听他讲述周总理和茅台酒的故事，这是我们第一次喝茅台酒，也是第一次听他讲述 50 年代随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苏联洽谈 156 项目的事。离京那天，天气特别阴冷，钱老一早到火车站为金、孙夫妇及我、陶足富送行，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看似严肃不尽人情的他对待同事尤其是下级或弱势体如女同志、老人倍加爱护，很绅士风度。有时常让女同志搭他专车回家。引起多嘴舌人的误会。

1971年秋他和冯斐也下迁合肥，同钱临照教授（学部委员）合住一套单元房，各居一间屋。小房子拥挤不堪，他们也没有一句怨言。那时我夫妻两地分居，又没事，就常往他们家跑，想帮点忙，可是他们都不让帮，直到钱老因坐公交车受凉，患面瘫，为求医才让我陪同，有一次因用车，我和司机班长争执，一位司机说：“老钱不是你爹、不是你娘？何必这么用心？”我满肚子委屈样子被钱老看出来，得知原委后，他不仅不生气，还说“这事可以理解”，说我：“为此事生气划不来。”在原则问题上他却不退让。72 年他恢复工作办试点班，我也回校教改组任职，在合肥校内新址“四合院”（今校出版社的仓库）办公，我们接触频繁感受更多，受益匪浅。记得有一次办试点班，讨论如何使“1/2+1/2=1/4”的学员成才，与工宣队领导意见相左，他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狠抓质量不能“折烂糊”。会后我劝他，刚出来工作，别太坚持原则，他说“不对”，并说， “既然叫我出来负责，我就是‘老一套’、精心教育”。

钱老受到不公正待遇，“铁的纪律”“驯服工具”关闭了他的心扉，痛苦无处倾诉，只有沉默埋头工作，不善生活，一切都由冯斐操劳，每次我到他家都见冯斐忙里忙外。连钱老的用药都是冯斐分装在小杯里，按时催他服用。其实冯斐自己由于 50 年代和钱老生的儿子冯平夭折的内痛，加上 “特嫌”的外伤，长年神经衰弱，但为了抚慰钱老，她忍辱负重，成了标准东方贤妻。应该说钱老为了我们中国科大，为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北京）所做一切，包含着冯斐老师的幸勤和心血。

1972年 3 月。我因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调回福大任教，当年五一节老伴在干部劳动中工伤，住院期间，钱老夫妇多次来信询问病情，并寄来慰问金。我们一家老小都牢记这份深情，我的二个女儿都称冯斐为奶奶，北京的大女儿抽空代我们看望她老人家，弥补当年因迟收到讣告末能为钱老送行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