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我心目中的刘达同志

刘祖平(624)

在BBS的“我说科大”版读到戴开元、旧友华新民二人回忆刘达同志的文章《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以下简称“戴、华文章”)，一时心潮澎湃，仿佛刘达那虽略嫌矮胖、却异常高大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现，亲切地微笑着向我走来。

“刘达同志”是我们一群朋友对他的称呼。那是个充满了对人性考验的动乱年代，在公开场合(如大字报中)如此称谓含有挑衅的意味，因为“同志”两字关乎立场，而“压倒性舆论”多半称他为“彭真黑帮分子”或“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属于“敌人”，当然不是同志。凭这个称呼可以找到谁是愿与我们并肩“保刘达”的“同志”。刘达本人当然喜欢这样叫他，后来官复原职，也不愿我们改口。

在我心中，刘达不是一般的可敬的校领导。这不仅因为他有近乎传奇的经历：生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九·一八”后流亡关内，成为北平的一介热血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抗日呐喊(多像《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在延安学习后，随八路军赴山西抗战，担任地委书记，先后与杨成武、王震两位威名远扬的旅长共事；挺进光复后的东北，任解放区最大城市哈尔滨市的首任市长；到了太平治世，虽因天性耿直，仕途颇多坎坷，但碍于其资历，中科院、北京市一批平时气使颐指的官员总得让他三分。也不仅因为他在那个“左风”弥漫、众人皆醉的时期独具慧眼，诚如戴、华文章所述，他以在科大的大胆措施成为中国教育界改革的第一人。更令我辈学子倾倒的，是他铮铮铁汉型的人格。古人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人，可谓大丈夫。刘达者，大丈夫也！

刘达推行的教改：学分制，学生自由选课(甚至可以不上课)，单科升级，重视基础课，重视外语，一反当时对青年“只讲服从、不讲选择”的风气，为科大学生展现了更宽阔的道路，也难免引起很大的争议。学生的议论是：好学生和好老师普遍欢迎，滥竽充数者心存恐惧。这是我们对他有好感的开端。我记得，一部分是为了回答某些教员怕没人来听课的疑虑，刘达曾在学校的大会上说：“今后，每当我开会作报告，各部门只须把通知发到学生，学生来不来听、是否中途退场或打瞌睡，与你们无关。”正像那些课堂总是爆满的好教师一样，刘达自己的报告(他一贯亲自准备，不用秘书帮忙)极精彩和富有吸引力，他确有这个自信。诸如“毛主席要吃饭、喝水、上厕所时讲的话，也一句顶一万句吗？”，“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有错误，你到革命博物馆去看主席的手稿，涂涂改改很多，没错为什么要改？”就是这位党委书记的说话风格的例子。

1966年夏，文革风云突起，“彭罗陆杨”首先变成“黑帮”。因为彭真是刘达在晋察冀的老领导(据说彭真见到他时以其绰号“小和尚”相称)，中科院迅即将他抛出，隔离审查。中央政策变迁，“工作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部分学生组织了“筹委会”，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呆在家里的“黑帮分子”刘达抓到学校批斗。在大操场搭建的批斗台上，我第一次看见文革中的刘达。

气势汹汹的批判之后，该他检查了。他当然否认“黑帮说”，坚称：自己属于“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错误只是“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不够高”。极不满意的主持者突出杀招，喝问：“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里，你在家这些天都干了什么？”不料刘达不慌不忙，掏出一个小日记本，每天几点到几点，读毛选哪篇文章、人民日报哪个社论，一一道来。主持者只好打断他，呼一通口号后，宣布禁闭刘达并勒令劳改，打扫厕所。谁也没想到，他的话音刚落，刘达一步抢上前来，靠近话筒，大声说道：“让我劳动可以，但把劳动作为惩罚手段是错误的！”主持者竟一时语塞。刘达被押下去了，这一幕却令人难忘。我想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士可杀不可辱”，说的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此后一段时间，各种批判刘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爆炸性材料”层出不穷。有两个因素却使我对刘达的好感有增无已。其一就是戴、华文章提到的刘达在禁闭劳改期间的“思想汇报”，它经过有些“看守”之手，在同学中当笑话似地流传。这些汇报绝无卑躬屈膝的媚俗之态，更不以胡乱揭发、上纲自保，当令后来动不动以“违心地……”开脱自己的大批官员汗颜。他写到：有些清洁工过去并不认识，自从一起劳动才有所了解，可见自己确有官僚主义，以后应该经常深入基层；因为打扫厕所，才知道一楼厕所最脏，越往上越干净，设计楼房时应该底层的厕所最大，高层可以减小；甚至画了一张设计草图，说明如何改进蹲位取向更便于打扫。“虎倒不失威”，字里行间，留有他做人的尊严。

第二个因素也许更重要。据揭露，刘达曾在1959年定为犯了“右倾”错误，大字报登载了他怒斥“大炼钢铁”、“浮夸风”的语言，堪称生动有力，极有个性。我在1965年到顺义县参加了一年“四清”，才对国情有了一点了解。我的许多同学、亲戚下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不少地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实情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顺义有位县长(好像名叫崔旭东)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我们那个村无论男女老少、干部社员，提起他就热泪盈眶，人人说崔县长就是我们的焦裕禄。我从心底相信，彭德怀这样的右倾分子才算得上真正的共产党人。面对那些祸国殃民的歪风，若不敢仗义执言、为民请命，还谈什么为革命理想献身？我很欣赏韩愈的一句话，“谤之所至，名亦随之”。正是这些批判材料，让我对刘达更抱敬重之情。

再与刘达接触是1967年春。因为替几位“炮打中央文革”的师生鸣不平，我和一群朋友受到冲击，置身运动之外，其中一人建议去看看仍关在卫生所楼上、但已非运动热点的刘达。我们和刘达连聊了几个晚上，有时询问，有时讨论，有时亦不免争辩。也许这时用“平易近人”形容这位高级干部并不合适，他开始的态度可说是不卑不亢，稍有距离，等到看出来我们并无恶意，逐渐转为亲切自然，畅所欲言，竟成为友人。最令我们感慨的是他对一些“名人”的臧否点评，都根据他在交往中的体会，直舒胸臆，完全不为“时尚”所左右。一时满城皆曰可杀的“反党分子”，如王震、王恩茂、张平化，他褒之为“好人”；一时红得发紫的“站出来造反的革命领导干部”，如黑龙江的潘某人、山东的王效禹，则斥之为投机分子，早晚必现原形(后来莫不应验)。曾谈到抗战时期他与杨成武将军的一场矛盾，一时闹得挺僵，只好由彭真、聂荣臻出面解决。这时的杨将军身任代总参谋长，见报率极高，看来是军中少数受到最高层信任的红人，肯定有“一言决人生死”的力量。刘达却梗着脖子、脸涨得通红地坚持，当初是杨成武的错，时至今日，他仍无可检查，更不必说认错，要是杨本人不这样认识，错的还是杨。后来果然如此，杨将军在自己突然被林彪打倒之前确实说了对刘达极不利的话，使刘达的处境更加险恶，到了拨乱反正之时，杨将军获得解放，亲自登门向刘达道歉。都讲人贵在“说真话”，“临难毋苟免”，环视衮衮诸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的，又有几人？

不久，“解放干部”一类话语出现于报端，我们为“刘达同志”讲话的心愿乘机付诸行动，“干部问题联络站”(简称“干联站”)在一番策划后出台。正如后来的批判者所言，其中心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联络所有志同道合者保刘达。在“造反光荣”的年代，这个以“保皇”为宗旨的松散组织在当时的高校应该算是个奇迹，有几位发起人就是当初的“看守”，不能不说是刘达的人格魅力使然(也许可类比于彭德怀元帅的魅力，一群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小将”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到四川押解彭元帅，等回到北京，小将都变成了保彭分子，我有幸认识其中的一位)。关于干联站、它的负责人张腊狗等人的故事不在此文叙述之内(也许穷孩子出身的汉子腊狗和他的爱妻陆宗伟应该另写篇文章，谈谈刘达与他们之间延续几十年的感人的忘年友谊)。一段时间内，干联站的保刘活动颇有声势，不少同学热情高涨，中层干部中敢于肯定刘达的政绩的也不乏其人。可惜的是，我们一时扭转不了到处黑白颠倒、玉石俱焚的总形势。康生、戚本禹等人为刘达的“定性”化为巨大压力，1968年进校的军宣队摧垮了干联站，保刘的重要干部李侠因为曾“攻击江青”被捕，保刘达成了我们的罪名。刘达的复职被推迟到了科大下迁合肥后的1972年。

这个阶段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刘达与王震的久经锤炼的友谊。1967年初，农业口某造反派组织掀起“打倒王震”的高潮，标语满街，从未为自己向上级申辩的刘达此时上书周总理，力保王震对党的忠诚。可能在那年“五一”，毛主席上了天安门城楼，据传讲了一句话：“王大胡子是好同志。”顿时云消雾散。不久，我们带了一张刘达写的条子，到麟阁路上王震的家去拜访他，受到很诚挚的欢迎。王震说到当年与刘达并肩转战晋北，安危与共，同榻而眠、同炊而餐，觉得他是“与工农兵结合得最好的大学生”，两人性格相投，遂成莫逆之交。谈及刘达当年的“右倾问题”，王震痛陈黑龙江、河南等地在“三面红旗”下的诸多恶迹，快人快语，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更令我肃然起敬。“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英雄相惜，此之谓也。这次访问当然更坚定了我们保刘的信心。但世事正乱，王震一时难有作为；直到天下稍安，王震亲赴合肥，促成刘达的“解放”，是后话了。

刘达是热爱生活的人。勤于读书、思考、动笔之外，他的兴趣颇广，尤其擅长烹调，曾烧鱼给大家吃，食者无不赞赏。因为知识面宽，不论议及古今中外，他总是好的谈话伙伴。他贮藏西红柿、做蕃茄酱颇有心得，曾在报(记得应该是《北京晚报》)上刊一短文介绍，俨然一美食专家，不料文革中也被有些想象力超常的反刘派攻击，指为配合《燕山夜话》，“要反党同伙在红色伪装下长期潜伏”。在林业部任过职，他对园林绿化、树种搭配有些专业知识，曾为他居住的中央党校大院设计绿化方案，对科大校园的绿化也有过设想。

刘达爱学生，尤其爱成绩好的学生。在他昙花一现的教改中，各系涌现出一批好学生，他熟知其姓名，如数家珍，常会问起他们的作为。后来他仍一直保持对这些学生的关心，若有困难，包括“政治问题”，力所能及，他必施以援手，比如对曾被缓予分配的陶荣甲。对青年人，他宅心仁厚，态度宽容，特别能谅解那些曾审他、批他、斗他、甚至出手动武的学生。这与他面对施暴者蛮横凶狠时的刚正坚定、不低强项，成为鲜明的对比。听说军宣队进校后，对他再次采取“专政”措施，曾要他背诵“老三篇”，当时这股风席卷神州，风头正盛。但到刘达面前，行不通了。刘达答曰：“我不背。劝你们也不要背。”来人正愕然时，刘达补充：“毛主席著作是行动的指南。背诵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专政者对这位被专政者竟无可奈何，据说只好以“他年纪大，背不下来”自我安慰一番作罢。

几年过去，林彪“天马”坠空，中国稍露春色。听说刘达解放，重任科大党委书记，1973年，我与曾是干联站头头之一的前妻从千里之外回南方，特意弯到合肥来看望他。他在自己下榻的教师宿舍亲手做了一顿饭款待我们，一直聊到陪我们走出校门，坐公共汽车到长江饭店，共进晚餐后话别。回家途中最强的感觉是，虽然文革的凄风苦雨还在身边潇潇不止，刘达此时“办好科大，为国家再育一批英才”的雄心依然火热。

刘达兴致勃勃地谈到召回一批68至70届的科大毕业生“回炉”的事。以科大下迁，当年“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条件不复存在，故师资奇缺为理由，他的报告侥幸被有关方面批准。幸运的科大，成了中国左风肆虐的教育界中绝无仅有的一块绿洲。这批幸运的同学，经过“进修班”补课，成为来日重振科大雄风的骨干。刘达还说，“回炉生”之所以限制为较低的三届，是因为他们入大学不足三年，基础课尚未学完，较高年级的若分配不当，也可按正常手续申请调动回校。我们说了自己的情况，他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说这里记的都是学非所用的科大毕业生，若有可能，他会设法帮助这些学生改善工作条件。他不无得意地说到温元凯，这个当年以又红又专驰名的南京大学学生，听说科大回炉政策后来信询问，刘达闻讯立即拍板，将温调进科大(后来邓小平出山，召集约30位科学工作者座谈科技发展问题，温元凯与会是因为时任清华校长的刘达的推荐)。有了这批教师，虽然近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程度不齐，刘达对保持科大相对较高的教学水准很有信心。

刘达认为他此时的第一件重点工作是消除文革两派对垒的派性。他以宽阔的胸怀，尽力团结曾经与他敌对的那一派。复职伊始，他首先解放了几名运动中“打倒刘达”喊得最响、后来却也犯事挨整的干部和教员。他为反刘派的主要头头安排重要工作，介绍其中一位入党。为了以身作则、团结群众，他不要专为他准备的条件上佳的住房，而住到反刘派人数最多的三系教师单身宿舍，在食堂用餐，每天与普通教员朝夕相处。他也不用专门修缮的大间办公室，选择了与一般干部更接近的办公地点(讲到那间大办公室，他说，“留给郭沫若校长来的时候用吧”，一面调皮地冲我们笑笑)。文革的激烈冲击没有摧毁他对人性的积极面的信念，刘达相信，只要他真诚待人，一定能收到以心换心的效果，群策群力，共同办好科大。回到北方，调回科大成了我们最大的愿望。几个月后，这个计划因前妻读书的系的领导不合作而受阻，我们给刘达写信，希望他帮忙。没有想到，他很快回信，表示爱莫能助。刘达说，他的原则是，凡属运动中因保他而关系密切的科大学生，调动应分别与各系联系，他不便干预，以免亲者云集。至于保刘的一号人物腊狗，刘达已劝他不要回科大。读信之后，第一感觉难免失望。但转念再思，我体会到刘达一贯坦荡为公的为人和一往无前、搞好科大的决心。算是避“用人唯亲”之嫌也罢，“宁失一人、勿失一片”也罢，“君子之交淡如水”也罢，总之这是他的原则，令我更增对他的尊重。记得我沉思之后，对前妻说的第一句话是：“运动中保了这样的干部，我们可以永远引以自豪。”

可惜的是刘达自己的计划也没有实现，他在合肥建设科大教育绿洲的理想被残酷现实无情地击碎。我们再次见到刘达，是在北京他的家里。大概就在1973年，“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发生，“四人帮”一阵鼓噪，“反回潮”的沙尘暴横扫全国教育界，绿洲岂能幸免。凡是想捞点政治便宜的人，哪怕再笨，也看得出刘达的“回炉”和报上口诛笔伐的“回潮”差不太多。刘达又一次成了现成的靶子。攻击者有他曾苦心争取团结却旧习难改的政治投机家，也有大批不谙世事却被告之要来“占领学校阵地”、“上、管、改大学”的工农兵新大学生，一度通宵围攻，逼迫刘达签署文件，将全部“回炉生”退回原单位。刘达愤然答曰：“你们就是整死我，我也不签！”终于斗到刘达病发，无法视事。他只得黯然离庐返京，设法调出科大，到国家计量总局工作。谈起这段往事，刘达的伤心、失望、愤怒交集，不堪回首，令人为之心痛。昔日“老骥伏枥”的雄心不再，露出身心俱疲的老态。科大科大，曾灌注了这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的多少希望和心血，最后竟完全破灭！

刘达和科大的故事快要结束了。后来，四人帮恶贯满盈，刘达重回教育界，在清华一展当年科大任上未竟的抱负，退下来以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文教组尽心尽职，自有一番业绩留给后人怀念，但与科大的直接关系已很有限。我以后还去过他家数次，曾经在总理病逝后深谈我们的悲伤、忧虑和在全国人民空前一致的心情中看到的希望；也曾在举国欢庆“四人帮”垮台的日子里分享快乐。1977年我终于调回科大(这次气候已变，顺风顺水，记得见到科大人事处杨处长时，他满面笑容地说，“刘达书记提到过你”，想来刘达的小本子上的人都已各得其所了吧)，南下途中和第一次出国之前，曾聆听这位长者的鼓励。1991年底，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竣工验收，刘达本已说好要回科大参加盛典，却因病重未克成行，我也未能在科大校园陪他一赏当年心血化成的似锦繁花。不久后，天人永隔，这成为永久的遗憾。刘达同志在天有灵，一定还惦记着科大在新时代的发展和贡献。

回到本文的题目：在我心中，刘达到底有怎样的份量？

他是我认识的一个大写的人，借用鲁迅语，他当得起“中国的脊梁”的称号。记得在压力最大的时候，干联站里少数人有点动摇，考虑是否“弹性”一点，留条退路，我说过：“刘达不是一般的可保可不保的干部。为了保他，什么代价都值。即使你我今后别无所成，有幸认识这样的人，曾在这场风浪中与他站在一起，我们这一辈子就不算白过。”

——谨以此文，表达一个晚辈对刘达同志深深的崇敬和怀念。

2002年12月5日，合肥

摘自刘祖平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1666d00100h5pr.html

本文网上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173d6785c0102w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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