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谈谈我对“科大精神”的理解

阮耀钟(5802)

今天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55周年。55年前的今天，我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成立暨开学典礼。55年的时间，对一所大学而言只能算是起步阶段，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科大人而言，却是漫长的大半生。所有老科大人都知道，科大55年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历经坎坷，顽强拚搏，真不容易。

科大在创办时曾被誉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建校第二年即被中共中央列为全国16所重点大学之一，是最年轻的全国重点大学。据我所知，1962年科大新生的录取分数线已超过清华、北大，故有“人才出在62级”一说。科大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办，并且迅速成为重点大学，可以说科大创造了第一个奇迹。当然，当时科大有科学院作坚强后盾，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其实力是其它高校无可比拟的，所以，科大的第一个奇迹也许不奇。

1970年科大被迫从北京下迁合肥，遭受沉重甚至致命的打击，这是科大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所有高校都遭殃。但是，“文革期间，中国科大下迁合肥，教师流失一半以上，设备损失三分之二。”【1】，科大在文革中遭受的灾难和损失没有一所高校能比！科大从北京下迁合肥后，成了“没娘的孩子”，科大原来的讲课老师全是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研究员，而他们全没随科大下迁合肥。迁往合肥的除了钱临照院士、杨承宗教授外，其他都是年轻的助教。

科大在北京时有24万平方米的校舍，而合肥师范学院只有6万平方米。而且合肥师范学院原是文科学校，水、电和煤气等条件远远不能满足科大的需要。科大在合肥建的第一座楼是化学楼(图1)，当年连盖化学楼的砖都要科大老师自己烧，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可见当年科大办学条件之艰苦。

图1 用科大老师烧的砖盖的化学楼

“科大迁到合肥以后，处境非常艰难。在北京办学时有科学院人力物力上的全力支持，到了合肥，这个优势完全失去了。刚刚成长起来的青年教师队伍，相当一部分没到合肥来。物质条件方面，由于在北京办学时间较短，主要依靠科学院各研究所，自身资源并不多，还没建设成型。搬迁使得仅有的少数资源大部分报废。”【2】

施蕴渝院士(原6012学生)这样回忆当年：“1972年科大开始招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我们物理系生物物理专业1973年开始招生。招生时面临的问题首先是需要实验室，把箱子拆开，仪器拿出来，地方不够，又要腾地方。另外，搬迁过程使绝大多数的仪器损坏了。科大建校初期，自身老师不是很多，大多是科学院兼职老师，他们大部分留在北京。轮到58、59、60级留校同学当老师的时候，有先天的不足。学员当中，有的中学也没念完，要补高中的物理、化学，程度很不一样。1970年我28岁，科大大多数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有科研经验的年纪大的老师并不很多。”【3】

科大原教务长朱滨(原5807学生)是这样回忆当年重建科大的情景：“在下迁后极其困难的日子里，那真是百废待兴啊！1972年要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做准备，恢复实验室，我们的老师和我们这些已经是30多岁的人，首先不是教师而是搬运工、装卸工和修理工，像材料力学实验室的那些成吨重的大型设备以及许多的电子仪器全是用我们自己的双手运输、安装和修复的。为了新建强度实验室，那时的基建办公室说找不到人，我们就领着刚入学不久的75级工农兵学员去挖地基，这才有了后来的实验室，并且用以完成了下迁以后承担的708设计院的研究任务。可以自豪地说，那时的我们‘金、木、水、火、土’什么都干过。由于当时的教师队伍十分缺乏，需要什么课我们就上什么课，例如有些高等数学的课，如复变函数、数理方程就是我们自己上的。显然，教工农兵学员要比教1978年以来入学的学生费劲得多，那时我们不得不和学生整天‘泡’在一起，辅导那才叫到位。”【4】

在缺乏资金、没有实验室、实验仪器大量损坏的情况下，在校的科大人集电工、管道工、泥瓦工、搬运工、装修工和采购员于一身，以“不要命”的精神，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教学和科研。科大人咬着牙在合肥重建科大！于1972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是国内少数最早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大学之一。

当年科大工农兵学生的质量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复旦大学的老师来科大参观，看到我们的工农兵学生在看英文的专业参考书，甚是惊奇。他们看我们对学生的教育抓得很紧，问我们：“难道你们不怕工农兵学生造反？”要知道，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是来“上、管、改”的，但当年科大是我们这批科大人为主力，我们头上没辫子，屁股上没尾巴，我们认为当老师就要好好教书，当学生就该好好学习，我们就不信“上、管、改”那一套。曾任南开大学校长的饶子和院士，是科大的工农兵学员。我看全国工农兵学员中当选科学院院士的也没几个，当然饶子和院士主要是由于他自己工作努力和出色。饶子和是科大生物系毕业的，当年科大生物系一个教授都没有，至少科大对饶子和的培养和教育没有影响他的成才。

1982年我从美国当访问学者回来，科大物理系一个教授都没有，后来过了好几年，物理系才开始有教授。但是，86年以前，科大的录取分数线比清华、北大都高二十多分，曾出现一个班上有四位省高考状元，称为“一班四状元”。1977-1994年连续保持18年本科生源全国第一；从1979年至1989年举办的中美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CUSPEA)考试中，科大在全国高校中一直遥遥领先。我们这些人当年是科大的主力，但在清华、北大都是学生辈的。当年CUSPEA考试，科大考得如此之好，包括北大校长在内都很难理解。

这主要是因为科大的学风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科大这些老师认真。因为CUSPEA考试的题目是美国出的，我们这些辅导CUSPEA考试的老师，都把美国几所名牌大学历年的考试题目一道道亲自做过。科大的校友都有这个体会，我们科大人做起事情来特别认真！

后来全国举办英语四级考试，第一次英语四级考试结果，科大的优秀率比其它学校的及格率还高。当年科大还没有外语系，对当时的考试结果连教育部都不敢相信。接着全国举办英语六级考试，六级考试的结果，才使教育部无法怀疑。

历年全国四级、六级英语考试，科大总体成绩居全国第一。科大的校友都知道，这是因为科大一贯重视基础课教学和外语教学。

科大下迁合肥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二次创业，能取得如此成绩，令英国《自然》杂志也曾称科大为“招风的大树”，“在中国，最令人鼓舞的学校要数中国科技大学了，它的蓬勃朝气与成就给人印象深刻。”我认为科大下迁合肥后的二次创业，可以说是创造了第二个奇迹，与第一个奇迹相比，这次可说是名副其实。

在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科大遭受第二次沉重打击。1986年之前科大的学风之好，在国内是出了名的。我听说80年代，复旦大学的老师来科大参观学习，他们深有感触的说：“一看这些学生就知道是念书的。”我女儿是科大86级学生，她对我讲，她进了科大之后，同学们都像高考前一样用功。有一天晚上，她在教二楼自习，突然停电，同学们又喊又叫地下楼。中途又来电了，人潮往回流，三分钟之后，整座大楼鸦雀无声，同学们感慨地说：“科技大学真可怕！”可是，1987年初科大的校长和第一副校长被撤职，“空降”了三位新的校领导，他们是来科大“救火”的。学生谈恋爱，谈什么都行，只要不谈政治；只要学生不“闹事”，开舞会，打扑克，打麻将，干什么都不管，一时打麻将成风。科大这么好的学风眼看被毁，科大老师个个痛在心里。幸亏后来来了谷超豪当校长，谷校长是个学者，学校发了文件严禁学生打麻将。可是年轻人学坏容易，学好难，有的学生还照样打麻将。那时我担任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我一直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白薯”要求自已，对学生更是倍加爱护。我一辈子只处理过一个学生，就是在那段非常时期。一个从广州来的很聪明的学生，学校发了文件后，还是继续打麻将，学校给了他一个留校察看处分。他父亲是广州外科第一把刀，还专程从广州赶来合肥。这位同学在留校察看期间打麻将又被学校逮住了，我与班主任商量，看来瞒是瞒不住了，保也保不住了，只好劝其退学。我在全系学生大会上宣布这一处理决定时，当时的心情用“挥泪斩马谡”来形容毫不过分。学生处还把我的讲话稿要了去，在校广播台广播，以教育其他学生。我讲这些，只是想告诉科大的年轻校友，科大历经的灾难、挫折、坎坷和风风雨雨，科大为保持好的学风，也曾作出过牺牲。

这第二次打击，科大依然没倒，挺过来了。科大的学风至今还是全国有名的，只是有时在高校排名中稍为偏后，这也不足为奇。我常跟科大学生讲，科大相当于“特种兵”，与“野战军”比总数量，当然比不过人家，但若比人均，科大肯定是全国第一，请科大学子不要太在乎大学排名。我讲科大，难免有“王婆卖瓜”之嫌。下面我摘几段河南省实验中学对科大的介绍，也许较为客观：“在中国一流高校中，她成立的时间最短，可是每1000名毕业生就产生1名院士、700多名硕士博士，比例居全国高校之首。她的办学经费排在全国高校30位左右，可综合实力居于前列。她是全国一流的高校，可学费比一些普通大学还要低。各地考生报名踊跃，可她的招生规模几乎50年不变——她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9月23日新华网)【5】

“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对中科大推崇有加。他认为，‘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国科技大学近年来在迈向一流大学的大道上走得很扎实。’”【5】

“中科大之所以能够以并不宽裕的经费创造出人才培养的奇迹，并成为‘中国最牛高校’，其实并没有什么天大的秘密，不过是遵照常识和规律办事罢了。大学要发展，经费必须花在‘刀刃’上，而要保证学生的质量，不能盲目跟风扩招，正是中科大的秘笈所在。在这里，笔者由衷的期待，‘中国最牛高校’的办学理念能够引发国内高校的反思，它的炼成之路能够被更多高校所效仿和践行。”【5】

我退休后总在想，科大经受这么多灾难、挫折，始终没有垮，并且在合肥这样的条件下还能办得这么好，科大必有一种特有的精神——科大精神。什么是科大精神，我也说不清，只能谈谈我个人的看法，与科大校友共同探讨。我认为科大精神是否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艰苦奋斗，勤奋学习的学风

李曙光院士在《也谈科大精神》中谈到：“什么是科大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科大优良的学风。”【6】。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我也认为科大精神的第一条，应该是科大的优良学风——艰苦奋斗，勤奋学习。这种学风是怎么逐渐形成的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当初58级同学中，穷学生多。我在建校45周年时写了一篇拙文《科大艰苦奋斗的学风使我终生受益》【7】，其中写到：“我来自浙江农村，有的老同学，像陈兆甲他们，至今还记得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第一次碰到我时的印象：剃个光头，穿双草鞋(其实是布鞋，这是他们记错了，也许是因为我‘土’的印象对他们太深了)，挑了一担行李，操一口浙江土话…，活像现在刚进城的打工仔。我从浙江诸暨上火车，在去上海的火车上，有人建议我到上海火车站加个快，可以直达北京。我到上海火车站一看，从上海加快到北京，要四块多人民币，舍不得这四块多，还是乘慢车吧。一路停了多少个站也记不清了，坐了几天几夜，最狼狈的是在南京，那个年头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火车站下车后，要自已赶到轮渡码头，怕赶不上轮渡，挑着行李几乎是小跑，一跑，箱子把手跑断了。这只旧箱子还是我妈妈向亲戚借来的。当时真把我急坏了，幸亏身上带了根备用绳子，匆匆忙忙、手忙脚乱地系上了，继续跑。”【7】

在科大比我更困难的还很多，例如我们班的王炽昌，他在《施恩图报非君子，知恩不报真小人》【8】一文中写到58年上科大时说：“我(考大学)的报名费是同学给我的，上海到北京的火车票是学校、街道出证明，政府给我的。我和父亲在上海只有一条被子，唐伟光同学的父母给了我一套卧具，解决了我的困难，他的二哥给了我几件衣服和几十元零花钱。

1958年9月15日，我踏上了赴京求学的道路。开始了我人生的新旅程。”王炽昌在《典从风雅》【9】一文中写到“同学都很艰苦朴素，我们的衣服都打过补丁，女同学也如此。我的上衣穿破了，就自己改缝了一个书包，一直用到大学毕业。”李曙光在《也谈科大精神》中谈到“很多南方农村同学只是扛着一个小木箱、一张凉席报到的。满校园里净是打赤脚，穿补丁衣服的同学。”【6】我来自农村，王炽昌来自上海，不仅家境困难的同学如此，我在《科大艰苦奋斗的学风使我终生受益》中提到：“我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叫王桂芹，是北京高干子女，她与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是高中同班同学，毛主席曾为她的回乡日记作过批示。我在高中时，曾读过她的回乡日记，还是在我们的语文课里。她虽然是高干子女，还来自北京，但穿着打扮跟农村姑娘差不多，穿着朴素，为人朴实，干什么都特能吃苦。所有科大学生，无论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出身于平民百姓还是高干家庭，都是那样地朴素、朴实。当年北京若有高校游行或集会，一眼便可认出哪个队伍是科大。”【7】

图 2 郭老坐在地上观看同学演出，照片由科大档案馆提供

图2郭老坐在地上观看同学演出，照片由科大档案馆提供形成科大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领导提倡。郭老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上，作题为《继承抗大的优秀传统前进》的致辞。抗大传统之一，就是艰苦奋斗。文革前郭老每年多次来科大，卞祖和在《我见到的郭沫若校长》【10】一文中回忆道：“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在大操场迎面见到郭老，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后，就和我们一起席地而坐，交谈了起来。到了吃饭时间，又和我们一起去食堂同桌用餐。当时，食堂条件较差，没有凳子坐。郭老已是近70岁的老人，我们到厨房找了一张凳子请他坐下，却遭到了他的拒绝。”【10】我最近在学校档案馆看到一张郭老与同学席地而坐的照片(图2)时，还深受感动。郭老已年近古稀，还席地而坐。郭老这么大年纪，为什么不给郭老搬张椅子坐坐？不是不给郭老搬凳子，是他自己坚持不让。郭老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无形中给同学们树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郭老在59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又勉励大家：“我们的校风是好的，就是勤俭办学，艰苦朴素，红专并进，团结互助。”并且学校也积极提倡艰苦朴素、艰苦奋斗。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去参观科学院的国庆献礼，校领导带着同学们从玉泉路步行到中关村。当年在科大形成了以艰苦朴素为荣的风气，同学们自己补衣服、翻棉衣。我就自已翻过棉衣，翻棉衣最难的是上袖子，我拆了好几次才上好。

科大创建时，以科学与技术结合，理工结合为特色。科大与北大相比，我们要多学工科的知识，与清华相比，要多学理科的知识，所以我们的学习负担比清华和北大都重。当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都是著名科学家。我念的是技术物理系，就是现在的物理系，化学课在物理系属内类，可是教我们普通化学的老师也是化学所的林一研究员(相当于教授)，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先作自我介绍，他说我的名字很好记，叫林一，在黑板上写了“01”两个字，我印象特深。有一次林一老师讲，有的人穿了一套笔挺的毛料西装去做客，半路上淋了一场雨，西装就不挺了，现在有一种化纤，不怕雨淋，始终笔挺，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的确凉、涤纶。他们在讲基础课的同时，也介绍了科技的前沿知识。连我们最不重要的化学课老师都是这样，其他老师就更不必说了。有这么好的、非常难得的像严济慈、吴有训、华罗庚、钱学森、钱临照等著名科学家给我们讲课，同学们能不拚命学习吗？所以，我们在北京玉泉路念书时，就有“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的说法，这是对科大学风最形象、最通俗的解释。一所名牌大学，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一流的教授，一流的设备，一流的学生，更重要的是它有一流的学风。1959年9月8日郭老为科大题词：“勤奋学习，红专并进”(图3)，成为科大的校训。我认为现在对“红”的理解应该是教学生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做人谓“红”，做事谓“专”。在“科大精神”的讨论中，我看大家对科大人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普遍认为科大人朴实无华、老实诚恳、踏实肯干、风格低调、不喜张扬、能吃苦、单纯、与人容易相处，等等…。我最近读了爱因斯坦的《论教育》。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使学生成为人格健全、个性和谐的人，而不是什么‘专家’应始终成为学校的目标。”【11】。科大人不正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人格健全、个性和谐的人吗？科大的成功，首先是培养人的成功，教书育人，育人为本。科大培养了一批爱祖国、爱人民、有理想、有追求、献身科学、人格健全、个性和谐的科大人。

图3郭沫若校长题词，照片由科大档案馆提供

二、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

郭老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人，创办科大就是创新。1958年科大创办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建立是中国科技与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刚刚创办的学校为什么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呢？这是因为科大提出了两条先进的办学思想：实行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以国家发展“两弹一星”事业对人才的需求为出发点，建立若干新兴的交叉学科；实行教育与研究相结合，即科学院提出的“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2】科大的创办就是创新的产物，创新精神是科大先天所固有的一种基本精神。理工分家、过分强调学生专业知识而轻视基础课教学，是5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照搬前苏联模式的一大弊端。郭老积极主张“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1958年除夕，郭老给科大师生亲笔题词：“我希望同学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在大胆创新的风气中实事求是。”郭老一直勉励同学们大胆创新。

记得好像是58年，或者59年，郭老请了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在学校大礼堂给同学们作报告。有两位科学家的讲话，我至今一直记在心上。一个说：“现在你们念的书里，都是外国人的名字，希望以后有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另一位生物学家说：“一头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世界上现在还没有一台机器，进去的是草，出来的是奶。这样，牛也不用养了，牛奶也不用订了，想喝牛奶时，只要往机器里塞把草就行了，多方便啊。”1962年陈毅到校作报告时曾风趣地说：“郭老两次邀请我来作报告，不能再推了，只得从命。”陈老总有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只要你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我当外交部长的腰杆子也就硬了。”这些话始终激励科大学子勤奋学习，努力创新。郭老在科大校歌中勉励大家要“又红又专，理实交融”。科大一贯重视基础课教育，请最好的老师上基础课。要求学生既有宽厚的基础，又有较强的动手能力。科大十分重视动手能力的培养，重视能力的培养。当今知识更新很快，只有对基础知识的学习才可以受用终身。能力的培养比知识的积累更重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让我们到所里实习，做毕业论文，使同学们较早接触科学前沿，培养动手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我听说，用人单位对科大学生的普遍反映是：适应能力强，后劲足。我认为科大重视基础课教育，注重能力的培养，正是抓住了教育的根本。最近我读爱因斯坦的《论教育》，爱因斯坦另一句名言是：“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后剩下的东西。”科大正是抓住了这个把学校里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之后剩下的东西。所以科大人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很多校友都指出，“创新”是科大精神的灵魂。

我们的老副校长辛厚文也再三说：“中国科大是教育创新的产物。中国科大在安徽合肥的成名也是创新的结果。”“有创新才是科大，没有创新，科大就不成其为科大。”“从学生角度来说，科大学生最特出的特点是勇于创新。我们前几届毕业的学生，用人单位普遍的反映是，思想活跃、有创新精神。他们感觉到科大学生就是与别的学校的学生不一样。只要是科大的学生，他就有这个特点，不管他是在科研岗位，还是在管理岗位。”【12】

关于这一条的提法，我认为还是朱东杰校友的说法——“求真务实、勇于创新”【13】较好。这与郭老提倡的“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胆创造，在大胆创造的风格中实事求是。”比较一致。

三、民主自由，团结互助的气氛

科大还有一个特色，原科大党委书记郭传杰称之为“民主传统”，他说“科大的民主传统，一是表现在行政管理方面。不惟‘上’是科大文化的一大亮色。当领导的也不会把自己当个‘官’。领导和群众，人人平等。每年的教代会，可谓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代表当面质疑或批评，校领导或相关部门即时答询。”【14】李曙光院士称它为“‘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6】还有一位校友说：“科大的精神是什么？我的初步答案是Free to be Creative,创新、自由。”“我想，和许多其他学校的人比起来，科大人最幸运的是科大采用了一种宽松自由的管理模式，从选课、转系、分专业、进实验室，到选导师，都留给学生尽可能大的自主权。这是我们非常留恋的，也是现在中国其它高校的学生梦寐以求的。而为学生出国深造提供方便更让所有科大人受益良多。”【15】

“民主自由”当然包括学术气氛和政治气氛。我认为这种气氛对科大的创新非常有利，所以我认为在科大精神中也不能不提。我在科大学习、工作了一辈子，我一辈子没整过人，也一辈子没挨过整，深感幸运和欣慰，这全得益于科大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宽容。科大在学术上的民主自由更不用说。我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期间，我与一位北大的副教授很熟，她向我诉苦，说她的导师还健在，她的导师三十年代有过贡献，但现在学术思想有点跟不上形势，但导师要她做什么题目，又不能不做，要做自已不感兴趣的工作，确实是种痛苦。当时我还是科大的讲师，我跟她说，科大绝无这种情况，科大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就是我们这些猴子称大王，大家想做什么题目，就做什么题目。我63年大学毕业，就独立承担了一项国防任务，到1970年下迁前完成。因为文革中学校无法搞科研了，后来是与化学所合作的。1978年开全国科学大会时，化学所把这个项目上报了，所以我捡了一个“全国科学大会奖”。下迁合肥复课闹革命之后，我自已找了个题目做，当时学校的条件实在可怜，可以说，我就靠一台示波器和一把电铬铁，搞了一项科研，1978年这项科研捡了个“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奖”和“安徽省重大科研成果奖”。为什么说是捡的呢，因为当时学校和系里没有多少科研成果可上报，便把我的报上去了。

80年代初，学校当时勒紧裤腰带，尽量派教师出国进修，这对后来科大的崛起作用很大，并且也带回来民主自由的学术风气。科大人都是个性和谐的人，但大家都很有个性。到合肥后科大的校、系领导不少是科大同学，谁也不会摆架子，大家都还是直呼其名。现在科大虽然有不少院士，我想因为当年他们都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中尝到过甜头，我相信他们对年轻人也一定会给他们学术上充分的自由。我想，科大民主自由的气氛，也许就是这样形成的吧。

“团结互助”是郭老59年开学典礼上说的，成为科大的好学风之一。“团结互助”是科大的传统，我们58级同学中有不少工农速中来的同学，他们学习相对比较困难，为了不让一个同学掉队，就开展了一帮一活动。我进科大后，一直担任副班长(开始叫副排长)、班长，组织一帮一活动，当然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大学五年，我自已也一直在学习上帮助一位工农速中的同学，当然，我自已也从这一帮一活动中，从学生工作中锻炼了自已的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帮助不仅仅只是付出，帮助总是相互的。

“团结互助”其实我认为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团队精神”。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博士写给中国大学生的第一封信中说：“对于一个集体、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国家，团队精神都是非常关键性的。微软公司在美国以特殊的

团队精神著称。像Windows 2000这样的产品的研发，有超过3000名开发工程师和测试人员参与，写出了5000万行代码。没有高度统一的团队精神，没有全部参与者的默契与分工合作，这项工程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16】

我没有参与我校“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建设，但我相信这是科大人“团队精神”的结晶。科大以往取得的所有成绩也都是科大人“团队精神”的结晶。科大人个性和谐，容易与人相处、与人沟通、与人协作，容易发挥“团队精神”，这也是我们科大的优势。

我认为艰苦奋斗、勤奋学习的学风是科大精神的精髓；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是科大精神的灵魂；民主自由、团结互助的气氛是科大精神的土壤。只要我们坚持科大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相信科大的明天一定会更加辉煌。这也是我们所有老科大人的“科大梦”。

图4 我书写的科大建校五十周年贺词

【1】侯建国.《继承传统持续创新再创辉煌》

【2】辛厚文.《科大的创新精神》

【3】《施蕴渝院士谈科大精神》

【4】朱滨.《回忆在科大的岁月》

【5】河南省实验中学：中科大

【6】李曙光.《也谈科大精神》

【7】阮耀钟.《科大艰苦奋斗的学风使我终生受益》

【8】王炽昌.《施恩图报非君子知恩不报真小人》

【9】王炽昌.《典从风雅》

【10】卞祖和.《我见到的郭沫若校长》

【11】爱因斯坦.《论教育》

【12】辛厚文.《创新：科大的精神支柱》

【13】朱东杰.《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从校名谈起》

【14】郭传杰.《‘科大现象’的文化思考》

【15】《科大的精神》

【16】李开复博士写给中国大学生的第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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