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方励之先生

李维业(801)

方励之先生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副校长。20世 纪 80 年代初我在中科大读本科时，他正在那里任职，是我 广泛意义上的老师。我那时并没有见过方先生，因为我们不 在同一个系。此外在他当副校长时，我却在北京玉泉路中科 大研究生院的大学部上了三个学期的专业课。1985 年 7 月， 我回合肥参加毕业典礼时，才对他的名字熟悉起来。那时候 他与管惟炎校长在中科大搞民主办学，学校比我在一年半前 离开合肥时更加有声有色。记忆中最深的是食堂伙食较以前 有天渊之别。之前全校学生是按系分配食堂就餐的，各食堂 之间没有竞争，学生对饭菜质量不满意，曾发生过学生集体 抵制到某食堂就餐的“罢食事件”。此事直接导致食堂改革，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食堂，吃上可口的饭菜。这与当时以管、 方为首的校领导重视学生意见的开明作风是分不开的。

科大毕业后，我到北京航空学院读研究生。尽管与中科 大距离远了，内心却一直在惦念着母校。1986 年底，中科大学 生因为在选举合肥西市区人大代表的问题上对当局指定 候选人的做法不满而爆发“学潮”，并引发国内一些城市的 连锁反应。1987 年元旦过后，北航以班为单位给我们研究生

传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文件内 容之一就是邓小平怒斥方先生“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 到了 1 月 17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上的新闻联播中播 出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被开除党籍的消息，我在学 校的寝室内大放哀乐，次日引来院团委领导到班上调查。幸 好，班上有同学与团委领导相熟，推说三个月前刘伯承去世 时电台播放的哀乐被我们用收录机录下来，以后便经常放哀 乐并踩着点子跳舞，才把此事搪塞过去了。

1987 年寒假，我回广州探亲，与从中科大归来的同学聚 会。当谈到“学潮”细节时，同学说，方老师曾站在校门口 极力劝阻学生不要上街游行。其时，我在教育系统当处级干 部的父亲带回来一本供批判用的《方励之自由化言论集》， 我便拿来仔细阅读。这是我第一次系统了解方先生的政治观 点，对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例如，方先生批判我们从小被 灌输的一句话:“党和人民给了我们学习的机会。”方先生 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这个权利不应该是 由当权者恩赐的。还有，方先生鼓励青年学生都去入党，因 为“党现在是黑的”，需要“改变党的颜色”、“改变党”。 我对这本《方励之自由化言论集》爱不释手，但不敢拿到街 上去复印，只好搬来卡式录音机，用朗诵的方式把整本集子 记录在磁带上，寒假结束后便带回北京播放给同学、朋友听。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当时我正在广东江门 市工作，能看到香港电视节目。北京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 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在每小时的新闻中都 有滚动式报道。我把看到的新闻图像写信告诉在北航读博的 同学，自然免不了加上一些对“86 学潮”的感慨与评论。同 学出于激情，在北航校园内以“广东江门五邑大学来信摘抄” 匿名贴出。很快，我便被有关当局进行背景调查，去美国留 学的护照申请被拖延，两年后才得以批准。在发放护照前， 当地公安局奉省公安厅之命找我谈话。谈话气氛比较客气， 但谈话人绵里藏针，叫我要为留在国内的父母的安全考虑， 不要跟民运分子跑，尤其不要跟方励之跑，我在国外的一切 活动都会在中国使领馆的掌控之中，云云。当时我有点奇怪 他为何会提到方先生，还以为是因为我与方先生都有中科大 背景的缘故。没想到 1991 年 8 月我来到亚利桑那大学后， 才知道我们真的又在同一个学校内:原来方先生不久前被亚 大物理系聘为终身教授。1992 年春节，在亚大学生学者春节 联欢晚会上，当我表演完一段蒙古族舞蹈《鸿雁高飞》后， 终于有机会走到台下与坐在观众席里的方先生夫妇第一次 交谈，从此开始了与他们的交往。

1994 年 4 月，围绕克林顿政府是否应继续给予中国贸易 最惠国待遇问题，各界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支持者认为西方 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会对中国老百姓有利，反对者则认为对一

个人权纪录劣迹斑斑的政府开经济绿灯是对恶行的纵容。方 先生的观点是，最惠国待遇应该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只 能是有条件地延长。在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之后，方先生又 参加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安排在亚利桑那大学物 理系一个大教室里举行的听证会。会场内座无虚席。方先生 发言期间，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怒 斥方先生:“You will be a criminal in the Chinese history.”这 种典型中国式的随意称呼别人为 criminal 的做法显然激怒了 具有法制思维的美国人，一位女士大声呵斥那位学生:“You shut up. You sit down.”方先生显然对出现这种状况毫无思想 准备，加上是用英文发言，之后的演讲便显得不那么流畅。 听证会结束后，许多中国学生聚集在一起议论刚才发生的事 情，有几个同学批评那位留学生不应该那样无礼对待长辈。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亚大学生学者联合会举办了一个小型的 座谈会，邀请方先生与大家一道交流。方先生谈了他为什么 反对无条件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理由。他认为经济发 展不会自动带来政治民主，这方面的例子有韩国与伊朗。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迅猛发展，但 军人独裁统治却延续到 1987 年，在 1980 年 5 月甚至还镇压 学生示威，造成 240 人死亡、409 人失踪、5019 人受伤的“光 州事件”。伊朗巴列维王朝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的十几年中， 利用石油美元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工业化发展速度，成

为全球第九个最富有的国家，但因为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而 引发革命，导致王朝灭亡。方先生认为美国政府肯定会继续 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民间需要有反对的声音，应该 对一个镇压人民民主诉求的政府保持国际压力。当时在海外 华人中，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人占绝大多数，方先生 的观点实际上非常孤立。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 跃至世界第二，但政治民主不仅没有到来，反而是“红二代” 当权，阶级斗争理论与文革情结死灰复燃。这恰好验证了方 先生那时的“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带来政治民主”的论断。也 许，“听证会事件”对方先生是有影响的，因为自此之后， 他极少参加亚大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组织的公开活动。我记 忆中他后来出席过的公开活动就只有 1996 年王军涛、刘刚 以及 1998 年王丹到图森访问时，在物理楼大教室举办的讲 座会。王军涛的访问也许是由亚大中国学联邀请的，而刘刚、 王丹的到访则是由方先生夫妇自掏腰包资助的。当时的王军 涛正在哈佛大学做中国问题研究，这位红二代、曾经的中国 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的一句“共产党就像是劫机犯，全中国 人民都是被劫持的乘客。现在大家谁都不能动，有什么事只 能等飞机降落后再说。”比喻得生动、准确，引来全场哄堂 大笑。

在许多普通中国人印象中，方先生是个政治人物。事实 上，他首先是一个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即使在他滞留美国

大使馆的一年中，仍然没有中断发表科学论文。他在亚利桑 那大学任职期间，与国际及中国国内同行广泛合作，并为帮 助优秀的中国学生、学者来美国学习、工作，为他们申请奖学 金与科研经费，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直到逝世前两天，他 还在为亚大物理系的学生上课。人们可以从方夫人李淑娴女 士写给我的一段电邮中体会到一位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 情怀:“在大使馆期间，李洁明大使有一次非正式地(也许 玩笑地)对方说:‘你不必做物理，可以从政，我介绍你去芝 加哥。’方也用玩笑回答:‘这次是碰上了，瞎猫碰上死 耗子。我最有兴趣的是科学研究、物理的研究和教书。’以此 婉拒。也许都是开玩笑，也许各有含意。但方心中早已明 确——‘做科学家，为此坚持一生。’所以中共当时的担心， 只是他们虚弱、不掌握真理的表现。方说过:‘在国内，说 真话有挑战、有风险，但有意义，我不想做官，也不当政客， 只希望国家好;出来了，对国内不可能了解深入，说不到点 子上，也没有风险了，我更不愿以此当政治资本，卷入无用 的‘骂’。’这是他最根本的想法，所以他一出来关心国内 的首先是人权。”

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方先生不仅抨击中共当局违反人 权，而且对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也是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在 1990 年离开美国大使馆到达英国后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 他“竟然抨击美国在人权议题上有双重标准，对苏联严

格要求，却对中国轻轻饶过!”(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语)。 2001 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在 5 月份他家中举行的一次与他 的学生、博士后的聚会中，方先生批评布什政府代表了大资 产阶级的利益，其减税政策严重影响公众福利，“连高速公 路上出了交通事故，医疗救援队都派不出来，因为没钱了。” 对布什政府宣扬的爱国主义，方先生不以为然，认为“国际 上许多坏事就是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干下的”。2003 年 3 月， 美国开始攻打伊拉克，我刚好到图森出差，在方先生家吃晚 饭时，看到电视里美军正用一百万美元一枚的巡航导弹轰炸 巴格达，不禁赞叹美军武器的先进。方先生却说:“没什么 了不起的，全是靠钱堆出来的。”随后，我们聊到前总统卡 特。方先生批评了卡特，原因是卡特访问中国前，方先生委 托卡特将一笔海外捐款带给丁子霖等六四受难者家属。那是 方先生倡导并带动他在其中担任共同主席(另一位主席是美 国人)的中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共同捐赠的三千美元，钱虽 然不多，但捐款的主要是中国理事，当时他们刚来美国，尚 未完全安顿，尤其是不少人都是出身于文科专业，这点捐款 已是不易。卡特虽然答应了，但到中国后却没有把钱交给收 款人。方先生认为卡特慑于中国政府压力，连承诺的这点小 事都不敢履行，有点“老滑头”。但方先生也夸奖卡特“还 算不错，他把钱带回来，没有把钱贪污了。”。我个人认为， 卡特的行为或许可以理解，他作为民间人士受中国政府邀请

访华，以客人身份，去做让主人不快的事情，于礼节上未必 合适。当然，这是一个人良心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平衡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崇尚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与精于利益计算的 政治家之间的差别。

尽管方先生在 1994 年后不再参与亚大中国学生组织的 大型活动，但对发生在中国学生中的一些事件仍然十分关心。 2000 年 8 月，一个即将在亚大物理系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赵 某到达图森才五天，就因为先他一年到亚大化学系读博的女 朋友提出分手而“激情杀人”:晚上九点多时在公寓房间内激 烈争吵后情绪失控，用菜刀砍伤女方。女方开门冲出房间 逃命时，恰好有个来公寓串门的美国小伙子路过，制服了行 凶者。赵某后因谋杀罪被亚利桑那州法庭判了13年监禁，一 个本应有大好前途的留学生就这样因为感情问题被自己毁 掉了，同时被严重毁容伤害的还有那位女同学。由于当事人 双方都是中科大校友，凶手本来还是方先生所在系的未来学 生，方先生从一开始就关注此事。我去拘留所探望等候判决 的赵某时，他对自己犯下罪行表示深深悔恨，同时对来图森 后还没来得及见老校长一面便进了监狱感到极度的遗憾，问 我能否牵线让他见见方先生。我把他的这个愿望告知方先生， 希望他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去看看赵某。方先生爽快地答应 了，在一个星期六的清晨，方先生夫妇到拘留所看望了赵某。

这次看望对于让赵某鼓起继续生活的勇气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我又数次探监，每次他都满怀感激地提及此事。

方先生没有名人架子。因为我曾练过舞蹈，他时常会以 开玩笑的口吻称呼我为“那个会跳舞的李维业”。他在亚大 物理楼三层西端的办公室经常房门大开，任何人都可以进去 与他交谈。我经常到他办公室闲聊，向他请教一些天南地北 的问题，还介绍一些慕名前来的朋友、同事、同学与他见面。 有次闲聊时方先生说他是文化基督徒，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 撰文赞扬基督教的人，说他欣赏基督教在文化上和道德上的 作用与价值，但没法相信《圣经》里的那些神迹故事。有一 次，我在中国时的一个同学兼同事来访，想见见方先生。我 把他领进方先生的办公室，一进门，他便双手紧握方先生的 手，用搞笑的语气说:“方老师，看到您身体这么好，我很 高兴，我就放心了。”我看到场面滑稽，忍不住哈哈大笑， 方先生也被逗乐了，气氛顿时变得非常轻松。还有一次，一 位国民党军官后代、在反右与文革中吃尽苦头的女士被我带 去见方先生。一见面，她便说:“方先生，您是中国的民族 英雄。”方先生马上纠正:“不能这么说，我只是一个普通 人。”虚怀若谷、平易近人，这是方先生留给我的印象。

生活中的方先生更是和蔼可亲，时常邀请一些学生学者 到他家作客。我去过方先生的家四、五次。他的家位于图森 市西北面，是一座两层小洋楼。屋前是一条坡度很大的车道，

位于车道底端右拐角处竖立着一个一不小心便容易被撞上 的信箱，车道左边是一株巨大的 saguaro 仙人掌，屋后是一 个小巧的游泳池。有一次，我们带着不满一岁的女儿到他家 玩。女儿那时候还不会站立，只会爬行。当看到我女儿爬上 通往二楼的楼梯时，方先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嘴里说道: “看看她怎么爬下来。”当看到女儿不假思索原路倒退地爬 下来后，他说:“这孩子好样的，聪明。”看得出来，他非 常喜欢孩子。

2004 年，我搬到爱达荷州后，与方先生一家的联系逐渐 少了。最后一次与方先生直接联系是在 2008 年圣诞节前夕: 在那几天的电邮通信中，他给我寄来即将发表的文章《1609- -2009:西(科)学东渐四百年》。

2012 年 4 月 6 日上午 9 时半左右，方励之先生在家中书 房电脑旁安然辞世，享年 76 岁。离世时，他正在网上用 Skype 与罗马大学的雷蒙·鲁菲尼教授讨论参加当年斯德哥尔摩 Grassmann 会议的事宜。

对这位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与民主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 长者，我抱有深深的敬意和永远的怀念!

(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1月8日，写于Pocatello， Ida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