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方励之教授陋室铭

华新民（625）

方励之老师曾跟我说，他是科大建校（1958年）时最早的一批教师之一。我是1962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但是，我同方励之老师的相识却不在我读书期间，地点也不在北京玉泉路的校园里。那时我是近代力学系的学生，普通物理课是由物理教研室的老师来上，但是他没有被安排给我们授课，无缘相识。

最初注意到方励之的名字，好像是在1973年。那一年，我离开学校已有五年，在昆明钢铁厂已经当了三年烧锅炉的工人。当时厂里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扫描电子显微镜，为了翻译它的英文说明书，把我从车间调到厂技术处的资料室，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中外文的科技资料。此时，1971年9月发生的林彪外逃事件已经过去两年，文化大革命已成强弩之末。从1966年起就完全停顿的科技刊物陆续恢复出版，我在197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物理》的杂志上看到一篇标题为“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的论文，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师方励之。虽然对其内容不能完全看懂，却让我知道母校虽然被迁出了北京城，老师又恢复做研究工作了。后来几年里，上海出版的《自然辩证法》杂志针对方励之的文章及其基础——广义相对论和大爆炸宇宙学展开了政治批判，扣上了很多吓人的帽子，加深了我对方励之及其研究的印象。

我同方老师第一次见面大致是在1976年前后，地点是在昆明东郊的云南天文台。说起来，这件事同钱临照先生有关系——我关于方老师的回忆，总是同对钱先生的回忆联系在一起。钱先生是我的表哥，私下里称兄道弟，实际上无论年纪和学识，他都是我的长辈。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每年会去中关村他的家里看他，向他请教一些学业上的问题，借一两本原版的英文书帮助提高自己的英语阅读能力。文革中他被隔离审查，我毕业离校的时候，他正被学校的“专政队”

看管着，可以看到他每天手拿餐具，在学生监视下同其他“专政对象”排着队到食堂买饭，却不能上前向他告别，从此有七、八年断了音信。大约1975年的时候，我看到了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现代物理学参考资料》的译文集，登载了七十年代初的国外物理学家对于物理学各分支进展的综述性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中有原来听说过的狄拉克（P.A.M. Dirac），更有许多陌生的名字如南部阳一郎、温伯格（S. Weinberg），还有苏联的金兹堡（V.L. Ginzburg）和泽尔多维奇（Ya.B. Zeldovich），后来知道这些都是国际上新涌现的物理学界大师级的人物。让我了解到过去十来年中，当我们跟着伟大领袖一心一意闹革命的时候，世界的科学技术发生了怎样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又是怎样越来越落后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油然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感觉。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跟许多书一样，该书没有列出编者的姓名，不过我知道钱先生文革前是物理学报的编辑，猜想一定有他的参与，于是就给已经搬迁到合肥的科大写了封信，从此我们又恢复了通信。我告诉他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以及当时从事的技术翻译工作，并且送上了我从《科学美国人》上翻译的“寻找黑洞”等文章。《现代物理学参考资料》在第二集就刊载了我的译文，那是1976年2月的事，大约在那个时候，钱先生来信说，方励之应云南天文台的邀请，将去昆明访问，我可以设法前去见面。

云南天文台原来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观察站，刚刚独立成为天文台，在昆明东郊的凤凰山。当时交通不方便，上凤凰山的公交车班次很少，我请了一天假，从位于西郊安宁县的厂里换了几次车才上山见到了方老师。第一个印象是他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很多。在我当时的观念中，能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科研文章的人，至少也得四、五十岁的人吧，而他当时还不到四十。当年的谈话内容现在已经记不得多少了。只记得他告诉我，他一直在钱临照先生领导下工作，关系十分密切。另一个话题是天文学新名词的翻译：我当时在厂里从事翻译工作，厂里每年给我一千元钱向北京的内部出版社订购影印的西方科技刊物，除了同钢铁生产有关的技术刊物以外，我也订了《科学美国人》、《科学新闻》一类的科普刊物，作为业余的读物。天文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革命性的发展，出现许多新的专业词汇，如大爆炸（big bang）、黑洞（blackhole）、类星体（quasar）、中子星（neutron star）、引力塌缩（gravitational collapse）、致密天体（compact object）、吸积盘（accretion disc）等等。当时国内的英汉辞典，包括天文、物理学词汇已经有十几年没有更新，常常查不到它们的汉译。方老师是最早把新时代的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研究引进中国的学者，有些新名词的译法也是他最早采用的，看了他的文章再阅读英文的资料才知道那些名词的中文译法，觉得非常贴切。这是我们谈得较多的一个内容。我还跟他提起想到科研单位从事研究工作，曾联系过云南天文台。后来听厂里的人告诉我，云南天文台的人事干部曾亲自到我们厂里商讨调我的事，我猜想是方老师跟天文台的领导说起过我的愿望。这事最后没有成功，厂里不肯放我。

不过，事情很快有了转机，随着四人帮在1976年10月被捕，1977年就恢复高考和开始招收研究生，科大也发出了调令让我回校教书，厂里知道留不住我了，就把我放了。这样我就在1978年秋天回到十年前离开的母校。但是此时科大已经在合肥了，真有“人是物非”的感觉——许多老师还是熟面孔，许多老同学也在这里重逢，校园景物却完全变了样，从北京玉泉路换成了合肥南七里。回到学校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住房。南迁的科大鸠占鹊巢，把原来的合肥师院挤到阜阳去了。合肥师院原来是一个规模颇小的学校，教师的宿舍有限，容不下科大的教员。我们这些新调回来的教员的住房问题，显然处在学校行政当局的排行榜的末尾。他们要优先解决的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和研究生，包括当时名噪一时的少年班学生的教室和宿舍。于是我和妻子只得把年幼的孩子寄养在父母那里，用现在的话，是在合肥“裸教”。当时钱临照被任命为副校长不久，他原来也没有像样的住房，我们回到学校时，校方刚给他分了一套原来师院教授住的有两个卧室的套间。钱先生正好要到北京开会，就让我们夫妇住进去，帮他照料房间的装修。住了个把月，钱先生回合肥，屋子也装修完毕，我们再住在里边就显得太特殊化了。钱先生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给我们解决住处：当时方励之被破格提升为教授不久，在人民日报上登在头版，成了全国知名人士，实际上他也没有自己的住房，住在教学楼三层西端的一个小房间里。钱先生的办法就是让校方不要费心为方励之分房了，他把自己套间的一间卧室给方励之住，让我们搬进方老师的宿舍。

我们于是欣然继承了这位闻名全国的教授的住处，在那里住了大约一年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让我至今难忘。实际上这不是让人居住的宿舍，而是堆放杂物的临时仓库：1969年科大在备战的借口下被科学院逐出北京，匆匆下迁合肥时，有些实验设备装了箱也运到了此地，因为师院地方狭小，加上搬迁后七八年来又没有认真上过课，这些设备从没有启用过，一直推放在楼道的尽头，用几块纤维板隔开，以免妨碍观瞻。方老师原来是同别的单身教师合住宿舍的，为了潜心研究学问，就找到了这个仓库，清理出可以放床和桌椅的空间，成了他的“宿舍”，有时外地客人来访，也成了他的“招待所”。我们搬进去以后，就体会到他为什么会看中这块宝地了：到了晚上学生自习结束后，整个大楼变得空无一人，夜深人静，确是读书和思考的好去处，然而这间“宿舍”的优点大概也仅止于此。我们住进去后第一晚就遇到了问题：老鼠特别多，那些多年没有打开的木板箱成了老鼠窝，其中防震的填充物或许还是它们的食料。白天和晚上掌灯的时候，没有什么动静，一关灯躺下，就是老鼠出动的时候，它们啃噬木料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特别清晰，似乎就发生在枕头边上，有时甚至还可以感觉到老鼠在身上窜过，过了一段时间才习惯于这样同老鼠共处一室的日子。寒冬来临的时候，由于这间“宿舍”位于大楼顶层的西头，凌厉的西北风毫无阻挡直扑房间的西窗，最冷的时候楼道的厕所里滴水成冰。合肥位于淮河之南，按当时规定没有暖气，室内温度同室外几乎一样，晚上把所有的被子都盖在身上御寒方能安睡。

我们刚从四季如春的昆明搬来，这成了我记忆中所度过的最冷的一个冬天。夏天的夜里，西晒的太阳使得白天的暑气长时间留在室内，加上蚊虫肆虐，同样使人难以入眠。

文革前，方老师在教书的同时也作研究，主要是在固体物理方面。他住在这间“宿舍”的那些年，从科大下迁到1978年，正是他进入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早期，他在这方面的早期论文，把热大爆炸理论、黑洞和吸积盘这些天体物理新概念介绍到中国来的那些文章，以及回答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的“革命大批判”的文章，应该都是在这间屋子里写成的。每次谈到方励之，我就会联想起这间真正的陋室，仿佛见到在陋室中与青灯黄卷相伴度过好多个寒暑的方老师。他的事迹，堪比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学校搬迁的艰难条件下写出了关于探测中微子建议的著名论文，以及陈景润先生在文革期间，身居六平方米的锅炉房内向哥德巴赫猜想攻坚，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家在战争和政治动乱年代自强不息的楷模。何况，方老师的研究还要冒着被扣上“唯心主义”、“伪科学”等等政治帽子的风险。

方励之仙逝已经一年了，谨模仿唐人刘禹锡的“陋室铭”，作一篇当代的“方教授陋室铭”，献给先生的在天之灵——

校不在大，有师则名；宅不在豪，有书才灵。斯是陋室，致远宁静：日晒纸卷黄，夜深孤灯青。朝论大爆炸，夕探中子星。

黑洞与红移，细述评。

虽批判之乱耳，唯君心似明镜。

蚊虫扑面飞，硕鼠绕室行。

孔子云：不改其乐！

2013年3月于美国

本文来源：《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2014年4月明镜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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